至今 何方：揭发张闻天 我至今无法解脱

“我多次说过，我一生中犯了两个重大错误。一是承认我是延安救亡运动中的“国民党特务”，二是在1959年反右运动中“揭露批判”张闻天。"

刘英、张闻天、何方，1954年摄于列宁格勒1954年，刘英、张闻天和何芳在列宁格勒被抓获

口述:在哪里整理:周海滨

何芳，1922年生于陕西临潼。1938年考入延安第五抗日军政大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他随“东北干部队”进入东北。1949年，被任命为辽东省青年委员会副书记的张闻天发现了他的“文笔好”，把他调到身边。从此，他开始与张闻天合作。

他们最后一次相处是在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当时他们去张闻天家里看望在庐山会议上“出事”的张闻天。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分开，直到张闻天被迫害致死，他们有了“师生情谊”，再也不能单独见面。

如今，已经暮年的何芳回忆往事，更关心的是张闻天的忏悔和赎罪。一直困扰他的是张闻天的“有分量的批评”。

与张闻天的最后一次谈话

1959年7月初，中共中央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题目是总结经验，纠正“左”倾错误。张闻天参加会议，彻底改变了他的人生道路。

庐山会议与我无关，我只是作为外交部办公厅副主任和张闻天的一个助手，把发给外交部和张闻天本人的文件、电报拣出来，由中央办公厅机要运输局送到庐山。

庐山会议通过了关于彭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决议。错误地把彭定性为“右倾机会主义集团”的头目，把张闻天定性为“彭、张、黄、周”反党集团的骨干分子。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既震惊又担心。可以说，庐山会议犹如晴天霹雳，打断了我紧张的工作和平静的生活，开始连续20年接受灾难和苦难。

8月20日，张闻天回到北京，当晚我去看他，陪着夫妻俩在院子里散步。张闻天自己也没想到事情会这么严重，于是就笑了又笑。他说，以后不要做这种行政工作了。不如研究国际问题，安度晚年。他甚至谈到以后不跳舞，说你要戒烟，我要“戒舞”。

他哪里知道，他怎么能让一个被认为“与外国有联系”的人研究国际问题？而“安度晚年”只是一种奢侈的幻想！我当时说，你是搞外交的。你为什么开始谈论国内问题？他的回答是，这是韩愈说的。后悔也来不及了。不是常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吗？他还犯了一个错误。

谈话中，通讯员发来毛主席的一封信，信中写道:“我以极大的热情欢迎罗福同志阅读这封信。”他看起来很高兴，顺手拿给我看。我走的时候说过几天再来看他。我知道这是我最后一次告别景山后街一号，也是我最后一次和张闻天对话。

1956年10月，张闻天、毛泽东、宋庆龄、周恩来、陈毅在中南海

第二天开始通知开会批评，然后外事会议开了，不仅禁止我去张闻天家，还禁止我自己去拿放在那里的行李和文具。只有外交部派了车，找人帮我打包回来。当时虽然很震惊，但还是没有看到问题的严重性。只是为张闻天的命运感到惋惜，为自己着想。根据我过去的经验，我知道我会受到影响，但我认为这没什么。

几天后，举行了一次外交会议。会议开始后，结合文件的传递，大家开始揭批，说没有时间限制，一定要把这场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然后张闻天检讨，会议开始批判。这一来，一些部门的党委委员和大使们争相发言，那种激烈的火力和紧张的气氛，简直是我一生都没见过的。

过了一个星期左右，每天在中南海召开的外事会议逐渐冷却下来，会议内容变得十分单调，集中攻击张闻天的“对外联系”问题。最后，除了主持人和会议纪要，只有张闻天和刘英，我们几个人参与，还有一小群专门安排来支持门面、找茬、施压的积极分子。

虽然人数减少了一大半，但张闻天的压力更大，因为内容已经转向他最痛苦的“与外国接轨”问题。据他的妻子刘英说，她以前从未见过眼泪，但现在她看着他流泪。开了两三次拜会后，张闻天不得不停下来，因为要住院做手术。后来听了中央领导的讲话连同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开了几天，外事会议正式宣告结束，反右战场从中南海转移到外交部。

我曝光了张闻天

外事会议开始后，陈向外交部全体党员干部作报告，传达庐山会议精神，动员反右。报道挺温和的，特别谈到对张闻天身边工作人员的态度，说不能因为和张闻天一起工作就受到集体惩罚，不然以后谁还敢当我们的秘书？对我来说，听了这些话，我已经放心了，奥运会会更加文明。然而，事实很快粉碎了我的幻想。我不仅在会上揭发了张闻天，还被要求在毛主席和张闻天之间做出选择，我的生活和行动也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例如，晚上服用安眠药必须由办公室主任韩给药。

在这种情况下，我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首先，我必须强行改变毛主席和三面红旗是正确的，过去我和张闻天看到的是局部现象的观念。但是张闻天反党反毛主席，我还是不能回头，和张闻天相处十几年也找不到任何“反”的证据。无论你能不能找到，你都直接面临着毛主席的党中央和张闻天之间的选择。无论从什么角度，我都只能和毛主席一起选择这条路。

最后是个人通关的问题。任何参与过政治运动的人，尤其是那些受到过惩罚的人，都会觉得过关难。就是这次庐山会议，我看到彭、张闻天等人审查解释，都是翻箱倒柜，真货假货一起倒出来。除了“对外联系”，你真正想给的是什么？像我这样的小干部有什么好担心的？所以，经过几天的思想斗争，我下定决心要和张闻天划清界限，站出来揭露和批判张闻天。

确定后，下一步就是曝光秤的内容。大家对我的期望最高，认为除了刘英，整个外交部只有我有最多的“材料”。我可以想象我压力很大。最后，我在心里定了几件事:第一，我可以无限追随潮流，但绝不捏造事实；二是尽量多谈张闻天反对三面红旗的言论，不谈或少谈外交问题；第三，如果你认为它很重要，人们不能知道，你会坚决不说。

我现在的披露不算什么，但是证明了张闻天的正确性。比如大跃进大爆炸，比例严重失衡，很多东西买不到；大钢精炼得不偿失，精炼的不是钢而是烧结铁；放卫星是胡说八道，讨好领导，做假货；屈姐姐说广东人都饿死了，等等。

这些话现在看来并不重要，但在当时是非常严肃的。我的错误不仅在于揭露了这些私人谈话，而且首先在于把它们说成是反对三面红旗，反对群众运动，反对毛主席。我特别提到饥饿人口的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声讨，说这是谣言。因为在此之前，外交部没有人意识到中国进入了三年困难时期，认为形势大好。

我现在真的想不起来我的爆料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它的效果和影响力是常人无法比拟的。这是因为，第一，没人能暴露这么多这么具体的问题；第二，我被视为张闻天的“心腹”。所以，我的发言一结束，会议主持人就说:“罗福同志，你把别人拒之门外了！”

看得出张闻天对我的发言有些生气。“文化大革命”后，刘英对邓立群说:田文对自己的讲话很难过，心有半分凉。其实我曝光的时候心里也很难过，思想斗争也很激烈。后来我也一直后悔，一直到现在都没有释怀。由于再也没有见到他，我永远失去了亲自回顾的机会。这也是我在壮年的时候转而学习党史，学习张闻天的原因。

第一次和张闻天谈话

现在回想起来，我和张闻天的第一次谈话是在1942年延安整风运动之前。1941年4、5月，我所在的康达大学第三分校的领导通知我，罗福同志要和一位在康达大学长期做教育工作的干部谈话，领导研究后决定让我去。于是我在指定的日期和地点，自己去了张闻天在杨嘉玲的住处。因为事先的安排，我被毫无阻碍地带到了张闻天居住的山洞。当时，他和刘英的洞穴有两个相连的洞，就像房屋中的公寓，人们住在里屋，在外屋工作。我进门后，夫妻俩一起迎接我，张闻天询问了“康达”的教学情况和我对学校教育的看法。

我汇报后，他指出过去的学习是否离现实有点远，未来需要改变，比如缩短在学校学习的时间，尽快去实际工作，注重在实践中学习。

他的讲话有过分否定过去学校教育的意思，我不能接受。那时候我才18岁半，不知道自己有多小，就粗暴地回了他的意见。在我看来，过去“抗大”的做法还是正确的，因为参加革命的年轻人学的马列主义不多，怎么能树立革命的人生观呢？显然，张闻天的主要目的是调查了解情况。他不想完全说服我，而是愉快地交换了意见，所以他说得很好。他谈到了勤务兵打电话来吃午饭的时候，他们留下我吃晚饭。

当我从杨嘉玲回来时，每个人都问我谈了些什么。听了我的叙述，他们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直到转行研究党史，我才意识到这是张闻天跟上毛泽东的表现。根据张闻天在整风时期写的《自省笔记》，大约从1940年开始，毛泽东就一直批评他所负责的宣传教育工作。张闻天和我谈话时，已经表明毛泽东要“改造我们的学习”。

参与起草张闻天的悼词

1976年，张闻天去世前在无锡

我多次讲过，我这辈子犯了两个重大政治错误，一个是承认自己在1942年延安救亡运动中是“国民党特务”，一个是在1959年反右运动中揭发批判张闻天。这一直是我的思想和精神负担。

1978年春天，我从干校回北京探亲。我发现张闻天夫人刘英已经回北京了。我不敢贸然拜访她，而是先写了一封信试探她。

在信中，我做了一个简单但真诚的检讨，并问我是否可以去看她，以便向她道歉。

很快，刘英回信了，欢迎我来看她，说不做任何检讨。收到信后，我立即去看她。

一见面，我就作了检讨，说她和田文同志十几年的教学失败，我很遗憾。因为20年没见，又觉得惭愧又想念张闻天，我这个很少哭的人，那天失控了。但是，刘英不同意我做检讨。相反，他认为他们给我带来了麻烦，和他们一起受苦，影响了未来。从那以后，我和刘英恢复了联系，经常见面。

1979年8月25日，中央为张闻天举行追悼会。在陈云主持下，邓小平代表中央致悼词。这标志着中央对张闻天的平反。

此后，中央批准成立张闻天选集编辑领导小组，我是小组成员之一。在此之前，我还参与了张闻天悼词的起草工作。1979年5月，我和、许接到通知，要为中央领导同志起草悼词，在张闻天追悼会上宣读。这项工作对我们三个来说都很难。我们很难把握对张闻天的评价，甚至不了解他的历史。因为他有一个特点，他从不和周围的人谈论他的过去。比如和他共事10多年，我从来不知道他在遵义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更不知道他主持了从内战到抗日战争的战略转变，制定了和平解决Xi事变的方针，所以我们不可能写悼词。

除了看望刘英等老同志，还要去中组部查阅批准后的档案，中组部给我们看的档案极其简单，因为主要材料还保存在三线窑洞里。所以我们起草的悼词很简单。胡乔木提请审判后修改时，增加了张闻天“长期担任我党重要领导人”、“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同志领导全党全军，根据毛泽东同志的意见作了批判“左”倾军事路线的报告，起草了会议决议，并在这次会议上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等重要论述和史实。这些字太重了，我们不知道也不敢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