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持 周佛海从革命者转变为卖国巨奸始末

周佛海

参加完中共一大回到鹿儿岛上学后，周佛海实际上脱离了党组织，没有从事党的任何工作，对国内形势的发展视而不见，一心去读先贤的书。

1922年，周佛海在第七高等学府完成学业后，选择了京都帝国大学经济系。当时周佛海可以选择两所学校，分别是东京帝国大学和京都帝国大学。他为什么选择京都帝国大学？他说:“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或京都帝国大学需要很多考虑。当时，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权威何上虞先生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教授。我进入北京大学是因为我想进一步学习马克思主义。”

周佛海停止一切与共产党有关的活动，原因有很多。首先，他担心自己的安全。他害怕自己因为从事共产党的活动而被日本政府拒绝，会被驱逐到中国，从而影响自己的前途。

当时，日本政府虽然不禁止各种社会主义甚至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宣传，但严格防范共产党的活动，特别是共产党组织及其在中国留学生中的活动。1921年夏秋，周佛海在上海、长沙、汉口、安庆的活动，在鹿儿岛读书的中国学生并不知道，但日本警察知道。周佛海回到鹿儿岛后，警方对他进行了秘密监视。不仅如此，就连他的老师门外先生也警告他停止一切与共产党有关的活动，否则他可能会被开除。

警察的监视，老师的警告，开除学籍的威胁，真的吓坏了周佛海。他之所以参与组织共产党，只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他很快就会成为列宁和托洛茨基的领袖。但是，如果他不接受老师的警告，继续从事共产党的活动，并被开除，不仅不可能成为“领导者”，而且还会失去工作。因此，他“老老实实努力学习”，不再从事任何政治活动。

对周佛海来说，监视和威胁不仅来自鹿儿岛派出所，还来自日本政府。当他乘火车到达鹿儿岛京都站时，下了火车，京都的便衣警察向他打招呼，问他是不是周人。这表明他一直受到警方的监视。当他从鹿儿岛出发时，当地警方通知了京都警方。因此，他在大学里学习了几年，每天都住在图书馆里，甚至拿干粮吃午饭，其他什么都不管。

周佛海停止党的活动，甚至脱离共产党的第二个原因，是戴冀涛、邹鲁等国民党右派分子的拉拢和引诱。

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了中国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胡、汪精卫、、廖、戴、谭、邹鲁、谭平山、李大钊、王发勤、余树德等24人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提拔廖、谭平山、戴为常委，戴兼任中宣部部长。

中央党部成立之初，急需人才，尤其是宣传部，需要招聘更多的人才。当时，周佛海虽然不是国民党成员，但与戴有着悠久的友谊。因此，戴在接任宣传部之初，就给周佛海写了一封信，邀请他高薪回国，担任宣传部部长。当时周佛海是大学三年级学生，即将大学毕业，面临回国谋职的严峻形势。周佛海曾经回忆起当时的心情，他说:

没进学校的时候很担心；学校马上要毕业了，但是很恐怖。不上学拿不到官费，什么都不吃，哪里能读书？学校毕业后，公务费不能再领；找不到工作就没有饭吃！我们能在哪里进行革命？即使你的野心比天高，即使你的野心比海大，你活不下去，一切都是空。野心不能充饥，野心不能御寒！咳嗽！生命，生命，这两个字，古往今来，不知埋葬了多少英雄、仁人志士！当时我有两个计划:第一，我想成为北京大学的教授。自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以来，北京大学一直很受欢迎。陈中扶和李寿昌也是那里的教授。作为北大教授，我的地位可以称得上，我有相当的虚荣心。但只有这样，北大教授才不容易得到。想起来的人也不少，北大学府的门当时关得挺紧的。哪里能让我们满意？第二，我得考虑一下。第二，我想成为上海商务印书馆的编辑。我看到很多学生在日本留学，在那里做编辑，月薪最高150元。我想如果能拿到每月150元，我就满足了。但这并不容易！商业编辑没有北大教授难，但也不容易得到。

周佛海的一段话生动地描述了他当时急切的心情和内心世界。他说，虽然当时尽了最大努力，还是想不出一条出路来寻求理想的职业，但一个意想不到的机会从外面来了，轻松解决了问题。

他说，意想不到的机会是收到戴的一封信，要求他担任广州宣传部部长。他说:

原来国共两党正式合作，国民党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很多共产党人加入了国民党，这叫跨党分子。虽然当时我没有正式加入国民党，但戴冀涛先生还是请我帮忙。他当时是宣传部长，让我做秘书，月薪200元。

周佛海收到戴的信后喜出望外，尽管当时还没有完成论文答辩，但他还是立即动身回家，并于5月抵达广州。

让周佛海惊讶的不仅仅是毕业后轻松解决了专业问题，更是到了广州后，时任广东大学校长邹鲁聘请他为广东大学教授。其他教授每个月只发大洋220元，而他们给他发大洋240元。他深有感触地说:“当时一个要求月薪150元的商业编辑不在，但现在他的月收入已经超过400元了。”“所以当我从学校出来的时候，我得到了这样的地位和工作环境，这是意料之外的。”26

周佛海说，1924年5月，他和谭平山乘船到广州，住在永汉路上的一家旅馆里。当时国民党中央党部在惠州会馆，他就去拜访戴，请他当宣传部部长。因为宣传部最近接手了香港的早报，所以暂时请周佛海去香港担任总编辑。为此，他去香港做了一个多月的记者。然而，因为不了解新闻业务，他不知道如何选择新闻，甚至不知道版面。结果，他一次又一次地犯错，这损害了戴的声誉，迫使他辞职。

当一个人遇到困难时，如果他得到了别人的帮助，或者因为别人的支持，他会感激这个人，并且永远不会忘记。

周佛海曾说，他赞成组织共产党，带头参加，有两个原因:“第一，这两年看了很多关于共产主义和俄国革命的书。我不相信共产主义的理想；同时，他对当时中国军阀官僚的政治非常不满，受到俄国革命的刺激。他认为，不消灭这些统治阶级，不建立革命政府，拯救中国是不够的。”“第二，是个人动机”。所谓个人动机就是“政治野心”。现在，因为戴和邹鲁的提拔，他有机会实现他个人的政治抱负。因此，他对戴、邹鲁等人百依百顺，亦步亦趋，甚至成为忠实的信徒。相反，与共产党的关系逐渐疏远，甚至脱离实际。

周佛海最后脱离共产党，是因为他怀疑甚至反对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

国共合作期间和之后，统一战线内部发生了激烈的斗争。斗争的本质是统一战线的领导。

早在1919年，周佛海就否定了阶级斗争在中国的存在和必要性。他反对共产党人提倡的农民反对地主阶级的斗争，更反对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要求中国共产党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他在广州时，曾对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说:“共产党的任务是民族革命，中国现在需要的是民族革命，不是社会革命。因为中国现在要以全民的力量推翻封建军阀，以全民族的力量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目前不需要农民去反对地主，不需要无产阶级去反对资产阶级。因此，共产党应该放弃阶级斗争的工作，充分参加国民党的民族革命。”

周恩来同志多次批评教育周佛海在思想理论和无组织行为上的错误，并耐心帮助他，但都遭到周佛海的拒绝。1924年9月，中共中央决定开除周佛海的党籍。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因病去世后，统一战线内部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更加激烈。以戴、、谢智、、林森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开展了各种反革命活动，积极准备篡夺国民党的中央政权。5月，在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上，戴冀涛针对国共合作提出了所谓“立纯三民主义”；6月出版《孙文哲学的基础》；7月，《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等小册子出版，抛出所谓“戴主义”。

戴主义的核心是反对阶级斗争，反对国共合作。他认为“中国革命和反革命的对立，是开明人士和不开明人士的对立，而不是阶级的对立”，所以他反对工人的武装斗争。他提倡“仁”，以提高全民的觉悟。他说:“一方面，想治阶级的人为了被治阶级的利益，实现了觉悟和革命；为了工人阶级的利益，应该唤醒和革命资产阶级的人民”。29戴反对共产党人加入国民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他宣称:“我们中国现在需要的是三民主义的民族革命。我们必须诚实地相信三民主义，诚实地以民族革命为目标。”；他主张所谓“排斥群体”，说“互信不立，互信不存；互信不生，团结不固；团结不牢固，就无法生存”。因此，共产党人应该退出国民党。

在戴等新老右派的鼓噪下，包括民族主义学派的、等人，表演了反对国共合作、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大合唱”。右派利用自己的刊物，如《舞狮》《孤独》《中国教育》等。，甚至上海的国民党官方报纸和《民国日报》都发表反对“红化”和“共产主义”的文章。周佛海就是这个“合唱团”的一员。

周佛海曾说:自从被开除党籍后，就把共产党当成了敌人。1925年4月，周佛海集结了谢一舟、黄等多位广东大学右派教授，创办《社会评论周刊》，主要宗旨是“反共”。建党之初，周佛海以悼念孙中山先生逝世为名，发表了《孙中山先生思想概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