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若 周恩来张若名未为人知一段情

作者:钟岩

张若名是五四运动的先驱，也是周恩来早期的战友。他们走的是“战友-闺蜜-闺蜜”的道路，走完了自己的人生。

战争友谊

周恩来在南开大学读书时，张若名在天津直隶第一女子师范学校读书。她和邓是学校的十年级学生。“五四”反帝反封建号角吹响后，张若名和周恩来共同发起组织了天津进步青年革命团体——启蒙社。

启蒙运动社的成立为天津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提供了领导核心。张若名、周恩来等。经常一起研究斗争形势，探讨救国救民的最佳途径。1920年1月天津反动军警逮捕请愿代表时，周恩来、张若名召开紧急动员大会，决定发动更大规模的请愿示威，营救被捕代表。学生代表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于方舟等会见直隶总督曹睿。

在周恩来的指挥下，游行队伍怒不可遏，一路高喊爱国口号。然而，当他们来到直隶省署的前门时，省署的两个铁门已经紧紧地关上了，门内看不到任何动静，尽管你的口号又响了。周恩来、张若名等4名代表从门缝下钻入省会与当局讲道理，游行队伍继续在外喊支持口号。周恩来和他的人一进省政府大门，大批反动军警就立即设伏，将他们全部逮捕。然后他们打开大门，棍棒飞舞，水龙喷射，反动军警疯狂地殴打并赶走行进中的学生。

被捕的周恩来在狱中领导着他的难民同伴的斗争。经过监狱内外半年多的共同斗争，他们终于在1920年7月17日重获自由。

出狱后，周恩来和张若名认为用和平的方式拯救国家是不可能的。“思想在监狱里是颤抖的”。他们决定向西去欧洲寻求救国的真理。当年11月，周恩来、张若名、郭隆真乘坐波尔多号游轮从上海到欧洲勤工俭学。

在法国，周恩来和赵世炎在巴黎发起并组织了中国青年共产党，而张若名是“青年共产党”的第一位成员。当时，他们通过相互教与学的方式学习马克思主义。张若名聪明好学，进步很快，法语学得比别人好，所以她经常讲课。因此，从1919年到1924年，周恩来和张若名一起反帝反封建，共同寻求救国真理。他们是亲密的战友，彼此有着深厚的友谊。

女性友谊

根据1992年11月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英汉女作家韩的《周恩来和他的世纪》一书，“当时他好像爱上了另一个女孩，她的名字被小心翼翼地保密了”。周恩来爱上的这个“另一个女孩”指的是张若名。

1919年参加天津五四爱国运动时，邓只有15岁，还没有到可以恋爱的年龄，启蒙运动社成立时提倡独身。但是张若名是一个19岁的女孩。她只比周恩来小两岁。据周恩来的侄女周秉德说，“七个母亲”曾经对她说，“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张若名，和你叔叔接触得更多。当时我就想，如果你舅舅不坚持独身的话，也许和她结婚是最合适的。我们身边的人也是这么想的。”后来，周恩来和张若名在爱情的路上分手了。当改为给邓写信时，邓也写了一封信，诧异地问他:“名字呢？你最近的信里怎么没提到一个有名的姐姐？”可见，当时周恩来与张若名的恋情在他们的同学朋友中是公开的秘密。

在周秉德的《我的周恩来叔叔》一书中，她说得更清楚了。

那是周秉德第一次恋爱。和邓没有家长式的管教，也没有放任自流，而是告诉她当年的“恋爱史”，教她如何表现自己。

邓语重心长地告诫秉德:“年轻人一定要经历谈恋爱的过程。在选择对象时，首先要考虑志同道合的人，还要考虑家庭的可靠性。”

周恩来深情回忆道:“秉德，你知道吗？在我嫁给你的七个妈妈之前，我在巴黎有一个长得还不错的女朋友。”

当秉德狐疑地询问时，邓鹰巢笑着说:“五四运动的时候，我才15岁，根本没有想过谈恋爱。你叔叔比我大6岁。他决心振兴中华，投身救国事业，坚守独身主义。后来，他去法国工作学习时，与启蒙运动会的郭隆真、张若名同行。当时启蒙社的同志说，如果周恩来放弃独身，将来想结婚，他和张若名真的是天作之合。”

周恩来接着对秉德说:“我们一开始真的很棒。在巴黎，我们相继加入了中国青年共产党。然而，后来因为出身的原因，她在党内受到审查，又因为参加政治和社会活动，几次被法国警方跟踪审问。她感到非常委屈和不满。经过一段时间的思想斗争，她最终决定脱离政治活动，退出党组织，专心读书，以期完成学业后回国工作。但是，我相信的是马克思主义，我誓死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战，准备牺牲自己的生命。我的终身伴侣自然是志同道合、经得起革命艰难险阻考验的战友。这是你七个母亲应得的。于是，我主动向张若名说清楚，求助于你的七位母亲，频繁沟通，求婚。”

周恩来的肺腑之言清楚地表明了他与张若名分手的原因。因为在周恩来的心目中，当一个人决定投身革命的时候，无论他多么委屈，多么冒险，他都必须坚持战斗到生命的最后一口气。

根据一些零星的史料，如果我们从这方面来考虑张若名，对她来说确实很难。张若名出生在河北省庆元县的一个地主官僚家庭。在天津参加五四运动后，她勇敢地冲到了运动的最前线。她的革命侵略性遭到反动当局的憎恨，她被关进监狱。她丝毫没有动摇。在监狱里，她仍然想念外面的同学和同志。但由于父母对她投身革命极为反感，一再劝说她放弃“抛头露面”的行为，在学校好好学习。她没有接受，反而变得更加暴力，继续为革命呐喊。父亲盛怒之下，她在报纸上宣布将脱离父女关系，不再为她提供生活和学习费用。她“背叛”封建家庭去欧洲工作学习。在这种背景下，党不断对她进行家庭背景调查。特别是她不同意当时中国共产党驻欧洲负责人任卓璇的观点，任卓璇故意将她暴露给法国当局，以“考验”她的政治坚定性。这让她进退两难。经过痛苦的思考，她做出了痛苦的选择:退出“少共”，脱离政治，专攻学习，以便学成后报效祖国。然而，这不符合周恩来的择偶标准，最终导致了他们的分离。

亲密的朋友感情

周恩来曾就与张若名分手一事对侄女周秉德说:“世界上的男女关系，除了恋人，也有友情。他们不能做妻子，但可以继续做朋友！就说张若名吧，我们在天津坐过牢。我知道她的性格。她放弃了对革命的追求，但这并不意味着她必须站在敌人一边背叛我们。我们也可以做朋友。”

1928年，周恩来从上海秘密前往莫斯科参加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国发生了白色恐怖，他的行踪高度保密，但途中仍被日本水警跟踪询问。当他参加完会议回到中国时，为了安全起见，他不得不绕道去欧洲。周恩来去巴黎找张若名。他告诉她，他已经和邓结婚了，他还代表邓向若姐问好。她告诉他，虽然已经离开了革命队伍，但她绝不会出卖朋友和党的秘密，仍然愿意做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革命者，并表示决心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要求自己。

1948年，新中国成立前夕，张若名和丈夫杨坤离开北平中法大学前往昆明。除了昆大校长熊庆来想让杨坤在昆大任教外，也有人说张若名“避嫌”是有原因的:和她一直保持着亲密朋友关系的初恋对象周恩来，要带着几千人的部队进城，那以后怎么和她相处呢？离远一点比较好，于是他们一家就往南搬到了昆明。然而，她曾经向周恩来发誓，她永远不会背叛共产党，永远保持一个革命者的精神状态为国家工作，但出生在官僚地主家庭的阴影始终笼罩着她。她只能时时刻刻严格要求自己，期望自己永远是革命的“左派”。

1955年4月8日，周恩来经昆明赴印尼参加亚非会议。他利用这个机会在云南大学见到了张若名教授和她的丈夫杨坤，并一起吃了午饭。根据过去陪同周恩来的监护人元恭的说法，总理在看到张若名时非常激动地说:“我已经很多年没有看到它了。”然后他说:“我代表小超，问问姐姐好不好。”总理还问她是否想在北京工作。在一次长谈中，我还谈到了他们当时在一起的一些事情，比如学生骚乱、监狱和在欧洲。在谈到1922年张若名入党时，周总理明确告诉她:“你当时参加的只是团的组织，不是党组织。”有人说，周恩来这样说是为了保护张若名，因为当时极度“左”的政治氛围笼罩着全国，退出联盟的政治分量比退出党轻得多。

20世纪50年代末，为了表示对党的忠诚，即使有一瞬间的“自私的分心”，张若名也不得不关注党，这导致她被打成右派。在难以忍受的批评和不把自己当成革命叛徒的巨大心理压力下，张若名最终投水自尽。那是1958年6月18日的早晨。

“文化大革命”后，在邓的亲自干预下，得以平反，名誉得以恢复。那时，她已经去世20多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