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鸿章是好人还是坏人 是什么让我们“少年不识李鸿章 长大方知真中堂” 刘三解
清韵历史研究问题如下:
是什么让我们“年轻人不认识李鸿章，长而宽厚的人才知道真正的正厅”，是时代的限制还是别的什么？
答案如下:
这不是时代的局限，而是特殊国情的结果。
事实上，像李鸿章这样的人被放入美国历史，可能和提出门罗主义的门罗或者西奥多·罗斯福差不多。他们对美国现代历史非常重要，但在巨大的历史节点上却不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比如林肯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然后，让我们问一下美国人是否认识上面两个人。恐怕他们在中国的知名度比李小得多。
有趣的是，李鸿章这个名字在中国并不比袁世凯、蒋介石和毛泽东陌生。
历史在当代中国人的世界观认知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它对大众的关注，关注这个词的，是“大众”而非“知识精英”，远超美、英、法、日等老牌发达国家。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一根源的起源是1927年前后的国民革命，是革命逻辑叙事的解释基础，无非是中国近代史乃至世界史的革命表述。
说白了，事实摆在那里。为了证明未来的正确性，革命者必须对历史提出自己的一套解释，而努力在于解释。
在过去的100年里，这一套解读的表层因解读者身份的变化、听者角色和兴趣点的偏离而不断变化，但其核心始终是连续的。换句话说，每一个知识点、每一个历史人物都是这个大网络中不可或缺的节点，只有切断事实本身固有的复杂性，才能适应这个逻辑体系。
我们的小学历史教育本身就是在世界观和价值观形成期向青少年灌输“这张大网”的过程，李鸿章正是绕不过这张大网的人。
所以，李鸿章的“重要”恰恰是因为大多数人接触到这个名字时象征性的“片面性”，而他的“片面性”带来的是他自己的“难忘”，这不过是一系列关键词——洋务运动、条约签订者、和主和平派等。，而不是有着复杂经历的老人。
这些关键词都与一个形容词直接相关——失败。
正是因为一系列的失败，才达到了最终的正确性，这是一整套的逻辑。
但是这种逻辑对于今天的中小学生来说是不够的，因为对“善恶”人物的识别其实是前现代社会大众传播的一种“偷懒方式”，比如舞台上的红脸白脸，其作用就是让当时占社会99%的文盲观众，在一秒钟内分辨出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
因为对于当时完整的熟人社会来说是非常重要的，无论是对于村里的熟人还是村外为数不多的“外人”，只需要区分“好”和“坏”就可以了，“好人”可以继续互相打交道，而“坏人”则会切断这个人在整个社区的大部分生存。
在当今社会，或者说在现代的社会环境下，即使是小学生也不会简单地用“好人”和“坏人”来区分身边的人，因为这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然而，对于“未知空室”之外的生活，比如历史人物，比如海外政治，比如网络新闻，这种前现代的“未成年思维模式，
事实上，现实生活中有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越是与社会紧密相关的人，对历史人物就越宽容，越是生活在环境中的简单朴素的人，就越会被“善恶分明”的标签定义。
其实前者不一定是“真宽容”，只是他们从李鸿章这样的人的经历中看到了“不容易”，也就是一定程度上的自我共情，而后者未必真的恨恶恶，只是因为他们无法理解一个更复杂的世界。
实际上，“真正的宽容”必须建立在强烈的求知欲之上。如果只满足于名人符号+鸡汤段子的故事，与其说“李鸿章”宽容，不如说他宽容。
而那些“恶恶”的人不需要知识的基础，不需要为自己不喜欢的一切付出被打的代价。他们只是把原本藏在家里床上的情绪搬到网上发泄。如果我们真的能认真对待这些“道德洁癖”和“伟大理想”，中国将有6亿多尧舜。
所以“年轻人不认识李鸿章，长大了才知道真正的正厅”这句话是以年龄来区分对李鸿章的认知，但现实是，在中国这个快速发展的社会中，真的有很多有“未成年大脑”的中老年人，这是念齿无法解释的。
至于李鸿章应该如何评价自己，毛泽东、伊藤博文、梁启超等高层都对他大加赞赏，在此不再赘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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