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思想在亚洲有什么影响？对西方又有什么影响

1.儒家思想对中国文化影响很深。在几千年的封建社会里，教的无非是四书五经。传统的责任感、中庸忠孝都是它与封建统治相结合的结果。因此，儒家思想是我们当代的主流思想。

2.儒家思想在中国已经存在了几千年，它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等方面仍然有很大的潜在影响。

3.现代企业管理中注入了大量的儒家思想。

对东亚的影响

儒家思想在东亚国家影响广泛。在韩国和日本，伦理和礼仪受到儒家仁义礼思想的影响，这一点至今仍然很明显。在韩国，信仰各种宗教的人很多，但儒家是主要的伦理。西方文明入侵韩国社会后，各种社会问题增多，但韩国政府以儒家伦理作为维持社会稳定的约束力量，在教育上深化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在中国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儒家经典不仅是思想统治的工具，也是中国封建文化的主体，保存着丰富的民族文化遗产。儒家思想不仅在中国，而且在东亚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儒家思想和汉字、法律、佛教一样，很早就传播到周边国家，对那里的思想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

在韩国，早在公元一世纪，就有人能背诵《诗经》、《春秋》等儒家经典，说明儒家思想早已传入韩国。三国时期，统治阶级非常重视儒家思想，视其为维护秩序、巩固王权的思想武器，并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引进和推广。高句丽于372年创立太学，教授儒学。裴济在4世纪建立了儒家教育体系。儒学大约在6世纪在新罗传播。新罗统一后，儒学教育进一步发展，在中央设立国学，有医生和助教，并招收贵族子弟讲授儒家经典。为了推动学习儒学的热潮，国王甚至酷爱“听国学”。同时还派留学生来华，有的考上了第一名，出现了一些著名的儒生，如强寿、薛琮、金大祥、金运庆、金克己、崔致远等。

朝鲜王朝建立后，在首都开城设立中国最高学府——国子监，并在十二个地方州设立乡镇学校，儒学教育得到广泛推广。1958年，韩国开始举行科举考试，儒家经典被列为主要考试科目，从而促进了儒学的快速发展和私立学校的出现。12世纪初派往朝鲜的许婧称赞朝鲜儒学的繁荣，说:临川阁藏书数万册，国子监“准备好选儒官”。在大街小巷，图书馆和书店三三两两相对。少年聚在一起，跟着老师学经。年纪大了，会找自己志同道合的朋友，去寺庙之类的地方讲课交流。各行各业的孩子都向向先生学习。

李时期，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非常重视儒家教育，尤其是程、朱的儒家思想，作为维护封建统治的舆论工具，得到了大力提倡。李时期的儒家教育有官学和私学两种形式。以成君关为中心的官学体系，是全国最高学府。除此之外，首尔还有四所学校，包括中学、东校、西校和南校。成均馆和思学是中央直属的教育机构。各地方道路和城市都有乡镇学校。这些学校由国家提供一定数量的土地和工人，可以作为办学经费。私塾是各地儒生创办的私塾或书堂。随着私塾的发展，私塾成为李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政治生活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李朝通过科举，选拔人才，任用官员。科举考试有两科，一无和武。文科考试一定要过三榜，考试科目主要有儒家经典，相关现行政策，各种形式的汉诗。武术也有三门考试。除了军事学，一些儒家经典也是考的。总之，理学作为统治思想，在李王朝的五百年间，起到了维护和巩固封建制度的作用。

儒家思想大约在5个世纪前传入日本。据《古代志》记载，百济的阿奇基和王人是最早来到日本的儒家学者，他们带来了《论语》、《千字文》等儒家经典。他们还作为皇太子土道之郎子的老师教授儒学。在天皇继位时期，百济王被要求定期派遣五经博士到日本传授儒学，于是儒学迅速发展。圣德太子的“十二令”和“十七宪法”主要体现儒家思想，甚至使用的词汇和材料也大多取自儒家经典。

“王冠十二阶”以德、仁、礼、信、义、智为基础，分为大德、小德两个等级，共十二阶。“十七宪法”的宗旨是强调“君主至上”。比如“国无二君，民无二主，民率万亿，王为主”，“臣百仆，以礼为本”，“承圣旨”等。，都体现了儒家的政治思想。圣德太子还多次派遣使节和留学生到中国，积极吸收中国文化，儒家思想发展迅速，逐渐成为贵族官僚的义务教育。

日本历史上划时代的改革也是在儒家思想的深刻影响下发生的。大华改革的领导者，大哥太子和中臣镰足，都是由中国学生南苑、闵和尚等人教导，并在他们的帮助下制定了新的改革蓝图。701年颁布的基本法典《大宝法令》有专门关于教育的一章，规定中央设太学，地方设郭雪，各地设医生、助教，招收贵族子弟，传授儒家经典，其中《论语》、《孝经》为必修科目。

757年，孝谦天皇颁布了一项圣旨，规定全国每个家庭都必须有一个孝道，奖励“孝子”和“忠女”。701年，日本开始崇拜孔子。768年，德国皇帝称孔子为“宣传之王”。藤原摄政时，"崇儒放酒之日，领吏拜圣贤，令明静博士讲周易"。由于统治阶级的积极支持和奖励，日本的儒家思想已经超越了贵族官僚的上层社会，传播到了各个阶层。

日本南北朝时期，程、朱理学传入日本，受到统治阶级的重视。然而，由于佛教的影响，儒家思想未能获得主导地位。只是到了德川时代，为了适应封建专制统治的需要，儒学摆脱了佛教的压制，在空之前达到了鼎盛。德川幕府为了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将全国人民划分为士、农、工、商四个等级，实行严格的等级身份制度。所以需要一种帝王思想来维持身份等级，儒家的“名分说”正好符合这种需要。于是儒学被定义为官方哲学，成为德川幕府的正统意识形态。

1590年，撰写了《假名性论》，这是第一部用日文宣传宋儒“合理性”的著作。后来，他被德川家康召见，教授《大学》等儒家经典。1599年，他撰写了《四书五经》，使他成为日本第一个根据朱竹的笔记，用日文书信阅读《四书五经》的儒生，被认为是日本“朱子学之祖”。藤原启治有150多名弟子，其中林罗山和宋永志吾是日本著名的斋藤优子学者。

林罗山当过儒官，当过将军的讲师和顾问，参与过幕府管理。他提出了一整套维护封建秩序的思想理论。他在《经典论文》中写道:“天自在，地自在，上下位立，则上贵下贱。自然之所以有序，从上面可以看出来，人心也可以。不违规的话，不乱的话，那么关系就好了，关系就被国家管了。治国必王道成，此礼盛矣。”林罗山通过宣扬“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自然的统一”，将自然与人类社会结合起来，从自然规律中引申出人类社会存在的秩序，从而将社会的“上下之别”描述为合理的、永恒的。林罗山用儒家学说维护了德川幕府的封建统治，发挥了巨大作用。

儒家思想对越南文化也有很大影响。东汉末年，“越人”石燮人，祖籍文阳，陆)学洛阳，学《左传》、《尚书》等典籍，后任交趾太守四十余年。据《越南四言经》“三国时吴，王为祭司，教诗书，陶冶美俗。”说明越南人早在三国时期就接受了儒家教育。10世纪越南独立后，中国采纳了各朝代的大部分法规，政府在选拔人才时也采用科举制度，以诗、赋、经学为考试内容。13-14世纪之交，越南人以汉字为材料，利用形声、识字、假借造字，创造出越南民族文字，称之为“字南”。此后，大量中国儒家经典被传入越南。宋元时期，越南印刷和雕刻了许多儒家经典和汉译佛经。明静有很多儒生。15世纪初，明朝皇帝成祖颁布了一项圣旨，向所有从越南来到中国的人才，包括学习明朝的儒生，发出了礼遇。可见儒家思想在越南影响很深。

对欧洲的影响

中国古代文化对世界文明的贡献不仅仅是“四大发明”，更是以“四书”“五经”为代表的政治文化，为现代人类文明做出了积极贡献。明清时期，欧洲的耶稣会士历经千辛万苦进行中西文化交流，在17-18世纪将当时中国的主流文化——儒学——朱成新儒家运往欧洲，在那里掀起了一股百年不兴的中国文化热潮。儒家思想与意大利文艺复兴以来形成的欧洲新思想的结合成为启蒙运动的重要思想来源，是欧洲近代史发展的主导精神。

法国启蒙运动领袖伏尔泰是中国儒学在欧洲最有力的倡导者。他和他的“百科学派”把中国儒学作为神权统治下反对欧洲君主政体的思想武器；新儒学，即新儒学，成为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建立古典哲学的基础，并被用来反对教廷的启示神学。被称为“欧洲的孔子”的奎尼，以儒家思想为基础，开创了现代欧洲政治经济学的新时代，为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过去的一百年里，无论是中国人还是东方人都认识到现代民主是西方民主，它起源于欧洲。学习、借鉴、甚至完全照搬西方民主已经成为很多现代中国人的思想热点。但是，半个世纪前就有西方人了。近百年后，东方人和西方人都认为中国传统文化是社会现代化的文化障碍和精神阻力。但半个世纪前，西方人指出，以儒家思想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曾经是17-18世纪欧洲资本主义社会形成和发展的精神动力。半个世纪后的今天，东亚的一些国家和地区，特别是中国近20年的快速发展，向世界表明，中国传统文化和东方文明不是社会现代化的精神阻力，而是巨大的精神源泉。

文化或文明是人类共同劳动和智慧的结晶。人为地把文化分为东西两个对立的体系，只看不同文化之间的矛盾冲突，不看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交融，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一种文化偏见。这种文化偏见已经成为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精神障碍。

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中国古代的“四书”、“五经”也影响了西方的现代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