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帮助南匈奴打败北匈奴，是怎么处理和南匈奴之间的关系的？

东汉永元元年，窦宪指挥的汉、南匈奴打败了北匈奴，随后盟军不断进攻北匈奴，迫使其西迁。此时南匈奴“破北入南”的理想实现了。

应该指出的是，在此时和此后，他们都没有接受这个家园，这与一个半世纪前的呼韩邪单于时代大不相同。只有这样，草原的主人就不再是匈奴人，而是从北方转化为定陵突厥人，从东方转化为居住在森林边缘的东胡鲜卑人，将内蒙古和外蒙古分割开来。

特别是鲜卑人西迁填内蒙，却留在这一带不退走，北匈奴人投降南匈奴后又逃回塞外的内蒙，加入新兴的鲜卑阵营，被称为“鲜卑人”，鲜卑强盛起来。

西移前北匈奴态势图

南匈奴继续留在长城，成为没有自己土地的诸侯集团和寄生虫。南匈奴不归草原是一个重要的历史过渡现象，既关系到汉朝，也关系到南匈奴。

在后来的汉政府中，公元50年南匈奴的投降标志着一项前所未有的新边境政策的确立:通过开放长城，将依附于它的外国民族作为一种手段纳入汉族中国，取代了与前汉朝相比大大减少的边境县的汉族居民，并指示引入的外国民族接管长城地区汉族自己的边防人员的职责，以守卫中国的北门。

为此，不仅南匈奴，匈奴之后的乌桓、乌桓之后的鲜卑也相继迁入。这个政策有一段时间还是挺有效的，后汉的匈奴问题很容易就解决了。其中一个原因是南匈奴和其他不同民族之间有中介。北匈奴被灭，汉朝不能占领草原，但也警惕愚昧时代匈奴兵变的教训，不愿重蹈被放归南匈奴的覆辙。

其次，汉朝的决策机关知道空荒芜的草原必须重新搬迁，这些新的游牧民族还是需要被监视的。所以，为了避免不愉快的历史重演，为了继续防备汉朝北门的需要，唯一有效的办法就是牢牢地留在南匈奴，住在长城地区。

同时，南匈奴继续留在汉朝北部，这似乎是自愿的。消灭北匈奴的行动是南匈奴统治集团要求的最激烈的行动，但他们对此如此热情，以至于他们可以发现，目的只是为了解决一个竞争对手，他们无意取代这些战败的同族登上草原。

根据史料记载，他们在事件发生之前或之后，从未表达过重返草原的愿望。这种事态让人感到意外的惊讶。但如果南匈奴投降汉朝的背景清楚了，他们不愿意回归草原的疑问就可以释然了。

北匈奴西进后的态势图

一世纪匈奴第二次大分裂的原因有史料记载，就是南匈奴怀念汉朝的旧恩，投降的南单于自己也是这么说的。其实念念不忘的，是依附于旧善的中国式经济生活。换句话说，汉化的影响如此之大，以至于他们不可能切断与汉朝的关系。

匈奴的汉化，自汉初和亲民主政策生效以来，日益加强，尽管他们自己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比如大纪元前一个世纪，匈奴第一次分裂，拒绝投降汉朝。知止为了生活舒适搬到西部，第一件大事是“把人变成城市，每天赚500人，两岁”。不仅如此，这座城市还建立了一个独立于我日常生活的“大内心”。城市和宫廷正是中国人的生活习惯。一方面，知止是汉朝的敌人，另一方面，它在自身的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受到中国式因素的感染，这代表了匈奴汉化第一阶段的普遍现象。

知止汗，名叫胡图武司，匈奴分裂为两部后的北匈奴第一代，单于，曾击败大宛、乌孙等国，逼迫四方各族进贡，威胁西域，曾领导匈奴短期复兴，最终被汉朝远征军击败。

呼韩邪单于成为汉朝的附庸后，匈奴汉化进入第二阶段。尽管他们仍然回到蒙古高原继续他们的游牧传统，有两个明显的例子:

一是社会性，产生了“王子”的概念。而且从呼韩邪单于第二代开始，每一个可汗的名字都加了“若”字，意思就是汉字“孝”的意思。显然是沿袭了汉武帝谥号加“孝”字的习惯。这种习惯即使在武单于和王莽分手后，也会一代一代的保持不变。

还有，自从五柱六、单于、统治阶级以来，除了匈奴本名，爱英雄也是流行的。你可以查一查，吴主保留自己的名字“支”，他的弟弟左··“乐”，他的右脏王“贤”，他的右贤王“余”，还有吴磊的儿子“邓”和“帮”。乌朱左单于之子，即南匈奴第一代，右日以王乘王的身份率领南匈奴投降汉朝，被单于伏尸。

呼韩邪单于，，在位58~ 31年。著名的后稷山，徐禄劝渠可汗之子。他是第一个出现在中国之前的匈奴单于，因嫁给王昭君而闻名。

另一方面，它是经济的。自呼韩邪单于以来，虽然匈奴人生活在草原上，但贵族的物质享受往往是中国化的。基于宗藩的道德和责任，汉朝对匈奴有经济扶持的义务，向匈奴进贡。

所以相对于倭寇和亲时代，汉朝对匈奴的经济援助成本更高，支付的数字也日益持续增加。汉武帝刘著与王莽绝交前可汗入朝时所给的递增表可以解释。

从胡第一次朝圣到王莽破坏和平，匈奴接受了汉朝六十年的经济援助，对汉人物质支援的欲望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这种期待在生活在被称为“南方”的内蒙古的匈奴人中尤为强烈。他们渴望与汉族合作，在愚昧时代断绝与汉族的关系不仅是不得已而为之，对他们来说也是痛苦的。

只有这样，汉政府在建武十二年统一了汉国，建武二十四年，"南八部"才毫不犹豫地脱离了北方的原生家庭，急忙跑到汉朝去"当诸侯"，表达了要恢复从属地位的愿望。此外，直接的要求是按照早期呼韩邪单于的例子把它们搬进长城。

公元前36年，西汉上尉陈唐发出了最强烈的声音“谁犯汉强，千里之外必受惩罚”，杀死了知止汗

南匈奴之所以如此急于投靠汉朝，根本原因是经济上的依附，被允许降汉入长城。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是一次伟大的外交成功。他们每年都从后汉政府获得一个固定的职位

物质补贴和津贴，价值超过一亿九千万。不包括特殊奖励，如简单的出席或葬礼。

张合二年，“张口吃，亿岁赏”的告白，可以说明南匈奴是如何真心赏识汉朝的，他是如何满足的。这是匈奴感染中国文化的第三阶段的开始。

与第一或第二阶段相比，第三阶段可视为质变的开始。在此之前，匈奴的生存环境仍然是他们传统文化赖以生存的草原。南方的匈奴单独在自己管辖之下，却长期待在长城之内，与汉人共同生活，影响力是草原时代无法比拟的。

在此之前，匈奴人热爱汉文化，上层贵族普遍。在南匈奴时代，他们突破贵族圈，倾向于一般民众。根据《后汉书》中对南匈奴“赤忠郎使臣，尽全力做衣服，准备文物”的描述，可以看出匈奴是如何像汉人一样发展出“文明”的习俗的。这个趋势还在继续发展。南匈奴人对定居社会及其文化的适应更加积极，背叛固有游牧文化的倾向相对更加明显。相反，草原生活对他们来说日益陌生。

尚晨，当他是西汉元帝时，曾担任西域副队长。他曾胁迫西域保护甘延寿出兵攻打并杀死反对西汉的匈奴知止汗。

直到北匈奴统治崩溃，南匈奴人直接和汉人生活了近半个世纪，半个世纪足够两代年轻人成长。第三代匈奴人，无论其出身、成长，一直处于经济社会生活与汉人密不可分的环境中，比如南山的“臣等长在汉地”的告白。所以，虽然北匈奴的问题已经告一段落，但是经济文化原因足以阻止南匈奴回国，宁愿留在长城地区。

后来的汉政府对大量永久居住在汉族中国领土上的南匈奴人的控制设计相当周密。一方面充分满足了南匈奴的物质需求，另一方面强制监护力也不是前汉仅凭宗主-诸侯称号就能比得上空洞穴契约的。善与权相结合的所谓政治艺术的应用相当成功。

《后汉书·南匈奴列传》所列的措施，都值得注意。从以上后汉南匈奴政策的内容可以看出，自第一代可汗毕以来，只有在得到汉朝承认和封爵的条件下，才有法律地位，年底还要向汉朝递交国情报告。虽然单于继续被封为汉献帝，但他的地位在形式上还是极其崇高的，但其本质却被大大压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