储粮备荒：中国历史上的常平仓 储粮备荒：中国历史上的常平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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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中国历届政府都非常重视粮食问题。充足的粮食储备是保证粮食供应、维护社会稳定和实现粮食安全的重要条件。《管子》里有一句话:“凡是有地的牧民，四点钟都要守在仓库里”。贾谊又被称为“囤积者之人，天下之命也”。自汉代以来，中国逐渐建立了官方的仓储体系，其中昌平仓在稳定粮价和保证粮食供应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政府主导的“长平仓”自汉代起就位于大同大邑，隋唐时“一仓”出现在各县。南宋时，广大农村建立了民间慈善救济的“社会仓库”。昌平仓与益仓、社仓相辅相成，在稳定粮价、囤粮荒的历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长平仓的建立

昌平仓的设立，是中国古代重视农业，尤其是重视粮食安全的表现。司马光曾说“一贯立场相近者，三代圣王之遗”。管仲和李悝在先秦时期就明确提出了稳定粮价、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的思想。《管子》指出“岁凶，故谷贵人。有轻重缓急，所以事关重大。.....夫民有余，则轻，老人轻；缺人最重要，老朋友分散最重要。积累轻，松线重，你就有十倍的利润，海角的财富是可得的，是平的。”。管仲从为君主谋利的角度阐述了稳定粮价的方法和重要性。战国时期，李悝的论述更为详细，“害人之贵，害农之贱。人的伤是散的，农民的伤是差的，所以很贵很便宜，伤是一个。有益于国家，使人民无害，农民受益于劝说...所以，好的，公平的，会看年龄。有中熟、中熟、低熟。熟了从四个收，有四百多石；三味中熟，三百多石；不时熟，一百多石。小饥饿是一百石，中饥饿是七十石，大饥饿是三十石。所以熟了就三个放弃一个，熟了就两个，熟了就够了。小熟者聚小饥，中熟者聚中饥，大熟者聚大饥。所以，尽管饥荒干旱，也不贵但人不散，补荒绰绰有余。李悝指出,“伤害人很贵”是针对不从事农业生产的出租车、工商阶层，而“伤害农民很便宜”是基于食品价格波动对农民造成的伤害。所谓“胡”是指买粮，“胡”是指卖粮。李悝建议国家根据食物的丰缺来决定购买、储存和分配食物的政策，以确保社会各阶层的稳定。

秦朝建立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后，官方建立的粮食仓储制度就是标题的意思。与太仓/正仓、草仓、军仓等国家建立的负责正常粮食供应的官方仓库相比，后世出现的永久仓库和一仓、社仓是中国古代饥荒时期应对粮食危机的主要方法，在调节粮价、应对饥荒方面发挥着独特的作用。

西汉时期，老农耿守昌为了解决山东等地向关中地区运粮的问题，提出在关中及附近地区购买低价粮，以减轻运粮负担。耿守昌根据“民以土安，岁丰，谷以石为五元，农以利少”的实际情况，提出了“洪农、河东、上党、太原三辅谷宜足为都，可省关东曹一半以上，海租增加三倍”的建议。随着汉朝与匈奴战争的不断胜利，神阙二年建立西域都府，汉朝的影响扩大到西域各地。驻军和实际边界人口的迅速增加加重了边界的军粮负担。耿寿昌在五峰四年设立“常平职赐北，节约用水”。这是历史文献中首次出现“长平仓”这个名称。然而仅仅十年后，汉元帝下令取消“长平仓”。

虽然学术界对耿守昌提出的“常平立场”是制度建设还是临时措施仍有争议，但不可否认的是，常平立场对稳定粮价起到了积极作用。汉代的常平职位虽然没有晋升到内地，但被后世视为中国常平职位制度的起源。正如民国时期的一位讲解员所说:“汉·宣帝自生以来，历代王朝都认为最好的办法，在贤者与贤者与国家平等的情况下，没有办法实行这样的制度。”。

第二，长平仓的发展和益仓、社仓的建立

根据唐代杜佑的《通典》，从东汉到魏晋，大多数朝代都继承了“常平仓”制度。“汉明帝买昌后，晋亦称昌平位，自此不得而知”。随着北方战争的日益频繁，昌平仓在北方逐渐消失，在南朝得到发展。“梁也叫常平，非但没有搞错。陈，”北方只在北魏孝文帝时期收复。“魏泰和中学之后，虽然不叫长平，但也让官司省了，只是节俭有些尴尬。”隋唐时期，随着国家的统一，政治环境相对稳定，长平仓取得进一步发展。“隋平的职位。大唐武德中间有个昌平监，平均天下货。”后来长平监改为长平部，“部命一人负责储粮、钥匙管理、出纳、唰，天下储唰者常关”。

除了官办的长平仓，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另一种具有赈济性质的仓——益仓。益仓可以算是当地各县设立的“永久封仓”。隋文帝开皇五年。工商部部长孙平对此进行了渲染。“古人耕耘三年，积累一年多。他们工作了九年，有三年的储备。水旱虽灾，人无菜，都劝好了，积蓄先备。常奏“令各州军民，劝其以社为业，共同建立义仓。收获的那天，连同收入一起，劝班里生产小米和小麦，储存在党社建的仓窖里。也就是说，证监会和社会事务部每年都会对账目进行核对和汇总，做到不亏不亏。如果你不熟悉，当社会上有饥民的时候，就会给你这个山谷救济。常提出的“义仓”具有明显的民间慈善性质。隋文帝十六年，“社仓受上中下层税，但上户只有一石，中户只有七斗，下户只有四斗”。这里“社会仓库”的含义与常提出的“一仓”的含义相同。这一圣旨明确征收“社会仓”的粮源作为税收，使“义仓”或“社会仓”的管理权逐渐转移给政府。唐太宗贞观二年，“上书天下州县买益仓”，“民在州县饥，可随意取之”。益仓“为民先储，官为凶年举手”。户部尚书韩仲良写道“土地耕于王公之下，亩二升，其粟、麦、粳米皆属州县之地，以备凶年之用”，“州县天天开益仓乃天经地义”，而益仓的管理则由“社部”改为“州县”，民间色彩逐渐消失。

陕西省渭南市大理县“风土一仓”东方集成电路数据

南宋朱提出了处理民间“社仓”的方法。朱的“社会仓”不同于昌平仓和益仓。朱提出的“社仓”法，源于隋唐的“义仓”和北宋王安石的青苗法，其影响主要在广大农村。朱在《晋华社仓记》中指出，王安石的青苗法，“其立法本意并不坏。但它也给了它金子，而不是山谷；也是设在一个县而不是乡；他的工作也是做官而不是乡镇绅士；它的行为也带有渴望生病的意图，而不是痛苦和忠诚。是王粲在一个城市里做的，而不是在世界上做的。”。因此，朱主要是用粮食代替资本，立足农村，依靠地方士人建立“社会仓库”。“社会仓”属于民间仓，长平仓、益仓属于官方仓。长平仓和益仓将纳入地方政府管理体系，成为行政体系的一部分，而“社会仓库”储存农村社区的粮食，由人民管理，接受地方官员的监督和协助。民国时期，有学者在讨论“社会仓”的影响时指出，“自朱子创立以来，社会仓在当地所有乡镇盛行，灾荒年社会仓底层民众所享有的利益比长平仓、益仓大得多，也更为普遍。长平仓和益仓现在在中国已经灭绝，但各地只存在社会仓。”。

明清时期，常平职位制度逐渐完善。长平仓，又称储备仓，明代由政府经营，主要分布在当地各县。洪武时期，朱元璋“使天下各郡备有四库，百官收储索谷赈济，故选当地高龄者管理”。仁宗、宣宗时期，储备库发展良好。但是由于储存的粮食没有及时补充，所以在宣德末年，储备库处于呆滞状态。明朝中叶，全国范围内对储备仓库进行了重组，相关制度逐步完善。随着明朝中后期政府的腐败，政府领导的储备库逐渐停滞。明朝中叶，社会仓和慈善仓的兴起，逐渐取代了储备仓的功能。

河北省张家口市蔚县昌平仓库

清代“长平仓”由地方州县政府管理。它的主要功能是出售储存的粮食以稳定粮价，借粮和种子，以及提供慈善救济。稳定粮价是常平阵地最基本的功能。每当谷价因饥荒或战争而上涨时，政府就以长平仓的谷价卖给市场。当粮食收成下降，市场粮食价格下跌时，政府以公平价格收购补位，不至于“伤民”、“伤农”，从而稳定和调节粮食市场。昌平仓的粮食收购一般在夏秋季进行。收购数量不要只参考昌平仓的空置情况，还要看当年的粮食收成。粮食或种子借贷是指通过借贷的方式将粮食或种子发放给人民，由政府和人民约定一个期限，饥荒结束后再归还相应数量的粮食。慈善救济是在灾害年将储存在昌平仓库的粮食免费发放给人民。出售、借贷和自由分配是稳定粮价和救济人民的主要方式。

三、反思经常平仓制度:乾隆十三年的米价之争

清初康雍时期，我国米价呈现出长期稳定的趋势，但到了乾隆时期，“米价开始长期波动，而不是过去的低价”。特别是乾隆十三年，部分地区米价大幅上涨。但在此期间，长平仓并没有起到很大的稳定粮价的作用，导致法院官员对长平仓与粮价的关系进行了大讨论。

清政府对长平仓的储粮有定量要求，长平仓的储粮定额是“大县3万芒果，中县2万芒果”。在粮价暴涨的时候，很多地方因为长平仓粮食储备不足，纷纷寻找填充米价，反过来又刺激米价进一步上涨。当时，人们指出，“这一年杨任，直隶可谓大盛，其远近行省，更兼多雨混得好，已是兆富之庆。当地积累的大米短缺应及时购买和补充。每个省都有几十万几百万的小偷。互相竞争的时候，米会很贵。就是这个地方不受平的好处影响，先受当前米贵的累。或者“买补”法，不需要本地或者周边，但是如果选择生产谷最多的土地购买，可以用脚价抵消基价。.....地方官买了谷，现在每罚一个都买，还会涨价，贵。是丰年丰产之地，也等于歉收后悔之地。”。可以看出，在完成定期平仓和收补粮定额的过程中，一些地区的官员造成了粮食收购的紧张局面，间接影响了粮食价格的上涨。

事实上，在一些地区，定期购买粮食只是十三年来导致甘龙大米价格上涨的一个因素。米价上涨的背后是清代康雍统治时期中国人口的大量增长，导致粮食需求的急剧增加。如果我们把视野扩大到当时的世界，我们会发现新航线开通后，国际贸易的发展对中国经济产生了重要影响。清政府在康熙二十三年解禁海禁后，中国对外贸易处于超限状态。来自美国的大量白银通过贸易流入中国，使得中国的白银供应大幅增加。白银是清代流通的主要货币。如果货币供应量增加，但粮食产量和供应量没有明显增加，粮食价格必然上涨。所以，经常平仓并不是米价上涨的根本原因。

在中国历史上，长平仓起到了稳定粮价、储备粮食以备不时之需的作用，这不仅为中国历代王朝所继承，也为民国时期美国应对经济危机提供了借鉴。据《大公报》1944年6月23日报道，美国副总统华莱士在访问重庆时说:“我对中国农民感兴趣已经有30多年了。”“我就任农业部长不久，就要求国会在美国立法中增加中国农业行政的古老法律，即‘长平仓’。以这个长平仓的名义，陈焕章所写的《孔子及其学派的经济原理》，“由于长平仓计划的实施，在1939年欧洲战争爆发时，美国已经积累了4000万蒲式耳的玉米”，长平仓的储粮“对美国人民和作战盟国来说，是极其重要和决定性的”。

当然，我们也要注意到，常平这个职位的运作有很多困难。东汉初年，刘攽认为长平仓“名为外利于民，内侵于民，右业奸，民不可得”。直到近代，许多学者认为中国古代仓储制度，包括昌平仓，在实际操作中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萧公川认为，“定期平仓制度从来都不是很有效。政府管理的职业生涯的有效性直接取决于负责管理的官员的态度。”。官员的失职，储备粮的不断消耗，粮食分配的不足，都阻碍了昌平仓库的实际效率。

如果仔细分析定期平仓制度，我们会发现，除了官员腐败之外，这一制度的实施还存在许多现实困难，考验着地方州县官员。首先，买粮食需要大规模的资金，大部分需要地方政府筹集。如果地方财政有限，就需要依靠中央政府拨款。民间资本往往量小，很难大量购买粮食。粮食购销总量将直接影响稳定的实际效果。正如有评论者所指出的，“正是因为政府财力薄弱，无法发挥平仓能力”。其次，长平仓主要位于大同大邑。《清代文献通考》记载“省内有永久仓，村内有社会仓，镇内有义仓”。从同都大邑到镇再到农村，形成了长平仓-一仓-社仓的体系。这种模式决定了大城市周边大部分人可以受益于昌平仓，而广大农村则主要依靠当地的社会仓来储存大米，防止饥荒。第三，稳定粮价时机的选择。民国一位学者指出“长平仓的初衷是调和米谷价格，但米谷价格低到可以开始买，贵到可以开始卖。大宗买卖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如果不能适当考虑买卖，就不能充分发挥平仓的有效性。”。总的来说，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才能充分发挥制度的有效性。

如果我们在粮食安全或者整个经济运行体系的背景下观察长平仓，就会发现粮食生产、储藏、流通等诸多方面都与粮食价格走势和粮食安全的实现有关。作为中国古代政府调整粮食的行政行为，长平仓在保障粮食安全，尤其是饥荒时期人民的粮食供应方面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同时也要关注宋代以来“社会仓”的发展线索。动员民间力量，为人民储存财富，互相帮助提供救济的思想包含在社会仓库中，对维护粮食安全也具有重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