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时期的年轻人为何特别热衷于绿军装 文革时期的年轻人为何特别热衷于绿军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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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军装开始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大中城市流行。《人民日报》发表的一则消息可以证实，1949年10月25日，京津警备区严令市民不穿军装。同年11月24日，该报再次强调“非军事人员不得穿军装”。军队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和复员军人的军服颜色和样式以及非军事机关、团体或学校的制服作了明确规定，并有专门纠察队负责整顿军风、军纪和仪容。可见，军装的流行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

数据过滤=“过滤”红卫兵串联

军装在广东的流行主要集中在1966年底到1969年这三年。主要穿衣群体是高校红卫兵、工人造反派、政府造反派，尤其是其中的年轻人，对军装特别热衷。获得一套真正的军装是许多人的时尚梦想。根据广东人1966年底和1967年的视频资料，绿色军装已经成为政治游行、政治批判、政治宣传等政治舞台上的革命道具。20世纪60年代的“国学解放军”运动也是军装热的重要背景。总的来说，军装成为人们服装的时尚有三个原因:

第一，国家主要领导人在重大政治场合穿军装起到了表率作用。

数据过滤=“过滤”1966年11月25日，毛泽东在叶剑英、汪东兴的陪同下，在天安门广场视察红卫兵

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在遇到红卫兵时选择穿军装。最有影响的一次是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身穿草绿色的布军装”，在天安门广场会见了数百万红卫兵。这是“毛泽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第一次穿上军装”，以“军人”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采访中，红卫兵宋彬彬为毛主席戴上红卫兵臂章，毛主席成了红卫兵的“司令”、“总司令”。当时《解放军日报》现场描述了这一幕:“一名身穿军装、肩章、肩上背着引语袋的红卫兵正在指挥广场上的解放军战士和同样装束的红卫兵唱《舵手下的海帆》。

此外，2006年，中国“老照片画廊”。网站发表了“毛泽东1966年至1976年的全部记录”，包括毛泽东过去十年的191张公开照片。1966年7月16日，毛主席除了在武汉长江游泳时穿着浴袍外，十年来只在公共场合穿军装和“中山装”。领导人在公共场合的着装具有一定的政治含义，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总是被强调。

从媒体的作用来看，以三大党报为首的宣传教育机器显示了宣传毛泽东军装的政治意图。一方面，军装符合毛主席语录提倡的“全民学习解放军”。它又一次强化和扩大了毛泽东诗词所歌颂的“不爱红装，爱武装”的革命精神；另一方面，毛泽东本人身着军装八次视察天安门门，助长了“红五班”的狂热。领导人的这些政治行动和革命群众的狂热跟进，无疑构成了一个政治隐喻:军装被认为是最可靠的革命服装；只有军人最可信。他们是经过革命考验的工农兵子弟。从领导到人民，从指挥员到战士，革命精神在制服上表现得淋漓尽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军装才有了普通人表达政治认同的功能。在采访过程中，很多受访者也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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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毛泽东主席出来迎接文革军队时，他在天安门广场见到了红卫兵。当时全国人民都要向他学习。见面时，他穿着那种制服，戴着帽子。在全国人民眼里，他们崇拜他，模仿他，这就是为什么这种趋势被掀起。红卫兵穿那些衣服，就是看得起他。这些都是当时的时尚。

第二，准军事社会组织体系是军装成为时尚的制度基础。当时的社会政治被描述为“中国政治的军事化”。当时社会军事化强烈，军人社会地位高，处于威望体系的顶端。同时，国家推行一种“泛军事制度安排”。城市单位和农村人民公社的组织方式类似于军队，国家对人民有一种“指挥权”。当时，国家社会组织、动员和控制的基础是一套完整的准军事组织体系。一方面，在这种政治军事化的框架下，老百姓容易产生崇军的思想，士兵和军装自然成为老百姓日常着装实践的标本和典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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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穿军装的人一般都是“红五班”，穿起来感觉更有力量！意思是政治骄傲，对，政治骄傲！军衫是“拜衫”、“星衫”，很少有人能穿。那时候你能拿到绿色军装是一种荣誉，大家看到你有绿色军装，就证明你是革命家，有一定背景。基本上是一种权力，一种荣誉，一种安全感，很多人会羡慕你，支持你。

另一方面，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政治混乱，法治缺失，两百万“左”倾军事代表的力量不容小觑，还有大量的普通士兵，老百姓难免害怕。所以军装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了普通人的“政治保护伞”。

你穿军装，人家就像“大人物”，有厉害的点，有强大的后盾，有军队的后盾。出门遇到什么问题或者矛盾，你就是个穿军装的军人。就算不炫耀，也算当兵！是军人，你别小看他，很厉害的！至少对方什么都不会，声音要降低八度！

数据过滤=“过滤”1966年8月18日，毛泽东戴上了宋彬彬献给他的红卫兵臂章

第三，当时国家领导人的诗歌对人们的日常着装选择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毛泽东1961年的《拍摄女民兵》:“一把五尺手枪，黎明时的兵场，中国儿女有许多野心，他们不爱红装，爱武装”，这为军装潮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军装迅速被推到了时尚的前沿。

有学者从制度层面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中国消费体制，大多是从政府的“决定”、“通知”、“报告”入手。在此基础上，作者发现，对当时领导人的诗歌、碑文甚至私人信件的研究，应该是对上述研究的有益补充。同时，陈寅恪主张“以诗证史”，即诗歌可以作为重要的历史证据被接受。文化大革命开始时，毛泽东写诗为文化大革命定调。在文化大革命的中后期，毛泽东用诗来指责周恩来。以毛泽东的《拍摄女民兵》为例，女民兵制服形象蕴含着诸多政治内涵:突出时代审美和国家需要；说明普通人内心绷紧了阶级斗争的弦，体现了他们时刻准备着与阶级敌人战斗到死的英雄精神；符合国家提倡的“政治唯美主义美学”，符合国家提倡的具有丰富道德价值的劳动美学。

文革初期，普通民众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达到了顶峰。领袖一度被神化，对他的崇拜和模仿亲自创造了准宗教的领导哲学。《拍摄女民兵》这首诗对当时的女性服饰产生了重大影响。女性抛弃了以往的布衣，改穿草绿色军装或“仿军装”作为日常服饰。当时的说法是:“胸前戴着像徽章一样的东西，革命精神在颤抖，绿色的军装，军帽一定要有的。”

从小教育，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毛主席语录》是一本红宝书。我们的思想、言行都崇拜党，特别是毛泽东和人民解放军。所以穿“红卫兵”是要毛主席接见的，穿军装是要接近解放军的。主席的诗里有说，我们自然要“不爱红装，爱武装”！

以“林彪事件”为转折点，在20世纪70年代初，“中国社会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反抗进入了一个突变阶段。”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进一步发展，一些红卫兵的过激行为也引起了普通人的反感。“林彪事件”无疑是文革服装时尚史上的一个里程碑。之后，人们对军装的崇拜逐渐冷却。《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极权主义背景下的时尚——文革时期广东人的服饰时尚分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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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经历:毛泽东与红卫兵前后见过八次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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