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与希特勒恩怨情仇 蒋介石与希特勒恩怨情仇

蒋介石和希特勒有仇。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两大对立阵营中的风云人物蒋介石和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有着近十年的友好关系。他们不仅交换了信件和电报，还交换了照片和战刀以示友好，从而中德关系经历了一个蜜月期。但是两国关系逐渐紧张，直到断交宣战。蒋介石甚至参与了在德国推翻希特勒的事件。这段曲折的历史值得探索。

蒋介石的德国情结

1927年蒋介石发动4月12日政变后，与苏俄的关系被切断。蒋介石急于寻找新的国际力量来填补苏联顾问撤退留下的空缺，于是把注意力转向德国。

蒋介石赞成学习日耳曼人所具备的“认真、勤奋、纪律、坚韧”的民族精神，并针对旧中国贫穷、松懈、落后的国情，认为这是医治社会痼疾的良方。在日本留学期间，蒋介石致力于学习德语，并准备于1912年和1918年两次赴德国留学。他还在《军声》杂志上发表文章，称赞德国的军事教育和训练制度，主张中国向德国学习。他从俾斯麦的“铁血政策”中找到了精神和实践的秘密，坚持以“铁血政策”作为中国的“指导方针”，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军事化”。精神崇拜和现实需要使蒋介石坚定了统一德国的决心。

1933年希特勒上台，蒋介石开始与纳粹政府直接沟通，中德关系进入蜜月期。

蒋介石一直是希特勒的崇拜者。他曾宣称“我们需要中国的希特勒”。蒋介石认为，将中国传统文化与法西斯主义理论相结合，是中国由乱变治的法宝。为此，蒋介石效仿德国法西斯，成立间谍组织“复兴社”，以恐怖手段捍卫统治。此外，陈立夫、陈的“CC系”、“政治部”、汪精卫的“改组派”等。，都不同程度地颂扬了德国法西斯主义在治国方面的成就。

希特勒上台后，为了侵略扩张，大力发展军火工业，将对华政策从魏玛时期的“占领中国市场”修改为“确保从中国获得稳定的战略情报来源”，急于加强与中国的贸易合作。

相互的需求让两个一辈子都没见过面的领导开始超越小时空。1936年5月，德中信用贷款合同签订。希特勒致电蒋介石，称“中德之间的货物交换将对两国的经济发展有很大帮助？？两国之间的密切合作也符合两国人民的利益。希特勒还向蒋介石赠送了德国国防军的荣誉军刀和他自己的照片，以示他“对左军和贵国的尊重”。蒋介石还趁希特勒生日之际，致电称赞希特勒“热心主持德中经济合作，使国家越来越重视对方？" ?特别感谢”。德国国防部长布隆伯格也赠送蒋介石三辆车，其中一辆和希特勒检阅军队时用的一模一样。蒋介石还向德国国防部长、经济部长、航空部长空等政要授勋，中德关系越来越好。

军事顾问来中国训练军队

中德关系友好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大批德国军事顾问来华。1928年11月，第一个来中国的鲍尔上校率领德国顾问团访华。

数据过滤=“过滤”冯玉祥、蒋介石、阎锡山

鲍尔来中国后的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教国民党高级将领。讲座包括军事工业、新武器和化学战。除了蒋介石之外，还有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和一些高级军官。由于鲍尔的作用，德国顾问团已经涉足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训练、警察、国防工业等重要部门。

1930年5月，德国总参谋部作战部前主任福齐尔以顾问团团长的身份来华。Fozier鄙视很多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尤其是旧式军人或者日本出生的人，认为他们“只会讲理论”，所以和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对于傲慢自大、与蒋介石不和的宋子文来说，福泽尔一见如故，经常陪宋子文参观军事设施，这与新成立的教学团队密切相关。这使蒋介石不高兴。另外，Forzel性格倔强，脾气生硬，和其他咨询师的关系也比较紧张。这样，改变Fozel总法律顾问的职位势在必行。

1933年6月，“德国国防军之父”塞彻来华，次年被正式聘为总法律顾问。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塞彻向江指出，中国军队不是太少，而是太多，只是缺少训练有素的军队。目前，中国应重点训练和装备南京政府直接管辖的10个师。他还建议仿效德国军队中的军官团，在中国军队中建立一个“教学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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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介石非常欣赏塞彻的建议。他给了塞彻优厚的待遇，月薪相当于2000美元，是福泽尔之前月薪的三倍。蒋介石给了塞彻很高的地位和很大的权力，这是其他任何外国军事顾问都达不到的。塞彻在中国上任后，国民政府成立了总法律顾问办公室。蒋介石已经命令总参谋部、军政部和其他中央军事部门向塞彻全面报告情况。塞彻经常以蒋介石的名义召集高层军事会议，有时也代表蒋介石检阅部队。

塞彻建议将6个师改组为和平时期的基本部队，然后发展为18个师。第五次“围剿”后，陈诚提出立即整编三十个师，塞彻坚决反对，同蒋介石争论，甚至扬言要提前回国。蒋介石不得不同意塞彻的意见。

1935年塞彻从中国辞职前夕，他极力推荐法尔肯豪森接替他担任总法律顾问。此后，法尔肯豪森成为德国在华最高级别的军事顾问。法尔肯豪森曾担任德国军事教育和训练主任、陆军参谋长、步兵学校校长。

数据过滤=“过滤”法尔肯豪森

法尔肯豪森向蒋介石指出，一旦日本发动军事进攻，华北将首当其冲，长江流域也将被日军从海上入侵。所以中国应该把作战部队集中在徐州-郑州-武汉-南昌-南京。起初，抵抗区必须向北推进，以沧县、保定为绝对防御，以黄河为最后抵抗线。长江封锁是中央防御最重要的。江防必须封锁江阴，陆防必须推进到上海附近。南京是国都，兵将坚守。在华中地区，南昌和武昌是主要支撑点，要全力以赴坚持下去。四川是最后的防御区，要规划军工，发展交通。这些建议中有许多在未来的战争中被证明是可行的。

这一时期，除了很多来中国的军师外，还有一个德国人，他的名字被历史铭记——约翰·拉贝。甲午战争爆发后，拉贝作为西门子驻德国代表进驻南京。日军占领南京期间，拉贝接下“南京国际安全区委员会”的工作，勇敢地保护了近20万南京难民免遭其特殊身份的杀害。拉贝因此被称为“南京的辛德勒”。

中国战略物资交换德国武器

在大量德国军事顾问来华的同时，中德战略物资和武器贸易也迅速发展。1934年8月，中国和德国签订了《中德易货协定》，规定中国政府用砂器和农产品换取德国的“工业品”，而德国则向中国提供重工业设备。

1936年5月，中国和德国签订了《德中信用贷款合同》，德国将向中国提供1亿马克的商业信贷，中国可以用这笔信贷购买德国工业产品和其他产品。此后，两国的经济交流大大发展。从1934年到1938年的5年间，德国从中国进口钨砂2510吨、4784吨、5091吨、8037吨、8962吨，1934年占57.2%，1937年占70.6%。除钨砂外，德国还从中国大量进口锑、锡等重金属原料。在德国重整军备的过程中，从中国获得的战略原材料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中德建交宣战后，国民政府完全停止向德国出口钨砂等战略原材料。到1943年11月，德国经济部长施佩尔向希特勒报告说，由于钨矿石进口中断，国内储量只够10个月。德国当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有人提出与中国以黄金换钨砂，但前德国对华贸易公司早已被迫中断与中国的业务往来。希特勒德国不得不喝纳粹当局自己酿的苦酒。

根据中德易货协议，中国还需要向德国出口大宗农产品。这也是中国抵消德国武器进口和工业贷款的重要手段。自贷款合同签署以来，中国向德国提供了大量农产品，包括644吨鸡蛋、6500吨芝麻、850吨大豆油、2095吨棉籽油、100吨桐油、1000吨花生仁、1000吨花生油和150吨蚕茧。

南京当局也加快了从德国进口武器的步伐。1936年，德国对华武器出口达640.5万马克，占德国武器出口总额的28.8%，中国成为德国武器的最大买家。根据德国外交部的一份文件，到1936年10月，德国已经向中国运送了价值1000万马克的武器，包括2300万枚炮弹、6000万枚反坦克炮弹、1800万枚防空炮弹、探照灯、头盔等。；此外，在1937年订购和交付的武器中，有4门150毫米海岸警卫队炮、4门88毫米海岸警卫队炮、240枚地雷、1艘布雷船、60门野战榴弹炮和高射炮牵引车；1938年，榴弹炮、炮艇、鱼雷快艇、高射炮交付使用。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时，国民党当局有一支8万多人的军队，全部装备德国式，作为淞沪战场的主力。

1935年，时任行政院秘书长的翁·文浩在德国顾问的参与下，主持制定了发展重工业的三年计划，确定了中德合作的十大工业项目，包括钨铁厂、钢铁厂、铜冶炼厂、炼油厂、中央机械厂、中央电厂等。除供应设备外，德国还负责工厂的设计、主要工厂的建造和设备的安装。

托德曼调停失败，中德决裂并宣战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德国虽然与日本结盟，但不希望日本取代德国在中国的利益，也不希望日本在甲午战争中受到损害，从而失去或削弱其在远东对苏联的牵制作用，所以不希望日本扩大侵华战争。10月下旬，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发电报给中国驻卡特琳·特劳特曼大使和驻日本大使迪克森，表示德国愿意调停中日战争，拉开了托德曼调停的序幕。

在托德曼的斡旋下，日本三次提出所谓的和平条件，如内蒙古自治、华北特殊化、上海移交国际共管等。德国政府不仅没有表示任何反对，反而敦促中国接受。南京的胜利促使日本进一步提出了中国不能接受的条件，如中国放弃了解散共和国、抵抗日本共产党的政策，援助日本和满洲的反共政策，中国对日本进行了必要的补偿。

然而，在卡特琳·特劳特曼与蒋介石的进一步谈判未取得任何实质性结果之前，日本方面于1938年1月16日发表了一项官方声明，称谈判已经结束。东京感谢德国的“斡旋”，撤回对国民政府的承认。针对日本的挑衅，国民政府18日发表声明:“在任何情况下，中国政府都将竭尽全力维护中国的领土主权和行政完整。任何恢复和平的方法，如果不是基于这一原则，中国都不会容忍。”同时，中日互召回大使。托德曼调解中日战争的努力实际上失败了。

在托德曼的调解下，德国的政策明显转向了日本。随着形势的发展，日本在德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日益重要。1938年2月20日，希特勒在国会发表演讲，宣布:“德国将承认‘满洲国’，以抛弃过去无法解决的幻想政策，尊重现实。”这篇讲话成了中德关系倒退的转折点。24日，中国政府注意到德国外交部，表示“对德国不友好行为的不满”。德方通过外交部对中国驻德国大使程说:“德方对中日战争仍然保持过去的中立态度，希望中国政府继续保持同德国的友好关系。”

但是，德国说一套做一套。6月24日，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下令召回驻中国大使卡特琳·特劳特曼，而德国国防部则严令禁止向中国出口武器。7月5日，德国顾问全部离开中国回国。中德合作已经结束，两国关系基本破裂。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同盟条约正式签署，该条约“承认并尊重日本在建立东亚新秩序中的主导地位”。次年7月，德国进一步宣布承认汪精卫傀儡政权。这无疑是对中华民族和远东各国人民利益的粗暴干涉。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1941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9月9日，中国政府同时对德、日、意宣战。双方都处于战争状态，与德国的“所有条约、协定和合同”都被“废除”。中德关系彻底破裂。

希特勒拉拢蒋介石，进攻印度

中德建交后，德国仍试图拉拢中国。1942年，德国当局引诱中国缔结《中德军事秘密条约》，企图将中国绑在轴心国的战车上。但蒋介石得知希特勒要中国“突然进攻印度，配合德国”后，警觉起来。

他在6月18日的日记中写道:“不如停止探索德军路线？？还不如严格拒绝。”蒋介石关心的是加强反法西斯阵营，打赢反法西斯战争。同年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访问印度，敦促英国和印度解决冲突，加入反法西斯战争。现在德国想让中国“回盟”，“突然进攻印度”，自然被蒋介石拒绝。

在与印度会师的计划上，据德国陆军参谋长哈尔德说，希特勒曾向他提议，他将把部队分散到伊朗全境，进入波斯湾，在印度洋与日本会师。日本外相重光葵在《浩劫的剧变》一书中也说:“希特勒“认为从乌克兰入侵高加索，手握石油，可以切断英美从波斯湾对苏联的援助，使德国的影响扩大到中亚，进而与驻印日军取得联系”。

1942年3月23日，德国外长里宾特洛甫会见日本驻德国大使大岛，讨论轴心国的战略，要求日本占领锡兰和马达加斯加，以配合德国进军中东和高加索。日本在成功进攻珍珠港，取得当地海上优势后，还制定了以五个师进攻澳大利亚，夺取锡兰，在印度洋与希特勒会师的计划。

美国总统罗斯福充分意识到这个计划的危险性。1943年，在开罗会议期间，他直截了当地对他的小儿子说:

如果没有中国，如果中国战败了，有多少个师的日军士兵可以调到其他地区作战？他们可以立即打下欧洲和印度——他们可以轻而易举地击落这些地方，而且他们可以随时奔向中东...日本可以与德国合作，举行大规模进攻，在近东地区联手，彻底孤立俄罗斯，吞并埃及，切断所有通过地中海的通讯线路。

罗斯福的言论，从中国坚持抗日，拖延日军主力的角度，认为如果中国军队战败，德国和日本会联合印度，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是灾难性的。

如果换个角度分析:蒋介石接受了德国的拉拢，与德国合作，命令当时正在缅甸与日军作战的中国远征军进攻印度，导致两个法西斯重聚，岂不也是灾难性的？幸好蒋介石没有这样做。

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汉斯·摩根索(Hans Morgenthau)在其代表作《国家间政治》(Inter-State Politics)开篇就说:“国家间政策和所有政策一样，都是为了利益而战。无论国际政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利益永远是最直接的目标。”虽然中国的战略原材料对纳粹德国很有吸引力，但中国在远东的战略价值却比不上当时的日本。国际形势迫使希特勒在中日之间做出选择，这是中德关系从高潮走向破裂的症结所在。

参考文献:

蒋介石与希特勒:民国时期的中德关系，马真，东大图书有限公司；《从交奥到科尔访华:中德关系1861-1992》，吴靖平，福建人民出版社；《寻找真正的蒋介石:解读蒋介石日记2》，杨天石，中国出版社；《20世纪30年代中德关系初探》，张宪文，历史档案馆，1990年第2期

资料来源:文献和历史参考

♦二战时期，希特勒为什么要首先进攻波兰?不喜欢日本的希特勒是怎么和日本结盟的？

蒋介石爱在日记里骂人:我不能枪毙他十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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