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为何始终无法真正统治草原 草原地区需要什么统治逻辑 汉朝为何始终无法真正统治草原 草原地区需要什么统治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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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为什么汉朝从来没有真正统治过草原吗？我不知道。没关系。边肖会告诉你的。

汉武帝时期，为了彻底解决北方匈奴政权对边境的威胁，组织了很多军队主动进攻，在匈奴腹地作战。以卫青、霍去病为代表的将领取得了几次重大胜利，先后拿下了河套地区、河西走廊等几个战略要地，扭转了汉朝对匈奴的战略劣势。

而占据战略优势的汉武帝并没有选择休整，采取更“经济”的办法解决匈奴问题，而是选择主动尝试彻底消灭匈奴，一劳永逸地解决边境问题。

汉武帝大胜后几年，匈奴卷土重来。汉武帝不得不重组贵军，与匈奴打了几场战争。在这些战争中，汉军基本没有占便宜。数次未能发现敌人，两大主力全军覆没，连指挥官也向匈奴投降。

图|汉朝骑兵

在匈奴腹地几次作战失败后，大汉几乎耗尽天下财富，江山也摇摇欲坠。经过一番反省，汉武帝公布了《罪己诏》，检讨了他的军国主义战略，停止了与匈奴的战斗。

无论人们做什么，都会同时面临两个量:成本和收益。利润和成本的区别是净利润，这是我们从中获得的利益。趋利避害是人之常情。在所有的选择中，理性的人总是会选择净收入最大的方案。

国家和人一样，是一个合格的君主。他的职责是为国家争取最大的利益，选择净收益最大的国策。

例如，在领土问题上，我们中的一些人可能认为领土的价值高于一切，我们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并不惜任何代价捍卫领土。但对于一个在乎净收入的皇帝来说，他考虑的问题是:占领这块领土的收益是否大于成本？如果收入太少，成本太高，最好不要占着，否则就是对人财富的无用浪费。

经过多次尝试，汉武帝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农耕帝国永远无法长期有效地统治游牧草原地区，单靠武力不可能彻底解决游牧民族入侵北方边境的边境问题。

为什么这么说？明白草原游牧文明的统治逻辑，就明白了。

地理环境对文明形态的影响有多大？

一个地区的地理环境，包括它的山、湖、河、海、气候，决定了这个地区诞生的文明、民族、国家有不同的特点。因此，文明的形成往往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地理因素的影响，包括地形、热量、水分、植被、海陆分布等。

图|中国降水线分布图

在中国北方，农耕区和畜牧区有明显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就是气象学所说的“中国400 mm降水线”。

降水线以南的地区，如400 mm，有足够的农业耕作用水；它北面的区域只能种草。这条线是中原农耕帝国向北扩张的极限。正因为如此，中原农耕帝国在这条降水线附近修建了长城。

图|种植作物

自秦朝以来，中原农耕帝国实行郡县制。所谓郡县制，就是皇族以“户”为单位编制，由庞大的官僚体系直接统治。

县制的好处是人口统计和征收田赋都非常容易。因为，在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农民占据了人口的绝大多数，农民世代以耕地为生。失去土地意味着失去生存的手段。所以只要掌握了土地，统治者就会控制农民。

图|草原牧场

而北方草原的游牧民族面对的是人烟稀少的草原。由于自然环境的限制，不适合像中原王朝那样以农耕为基础发展农业生产。

草原虽然不适合耕种，但也有自己的优势，就是地多草多。因此，草原特别适合发展游牧经济，如放羊、放牛、放马。然而，这些动物吃草的能力太强了，一片草地上没有足够的牧草给它们。吃完一块牧场后，他们必须去一个新的牧场。因此，全年定期游牧是游牧民族的一个显著特征。这一方面保证了牲畜的生命力和草料，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草原的生态可持续性。

不同形式的文明创造了不同的统治逻辑

农耕区和草原区不同的地理环境塑造了不同的文明形态和不同的生产方式。这些差异决定了两个地区的社会结构和统治逻辑，也有很大的不同。

农区与县制中的官僚政治

春秋战国时期，秦国商鞅变法推行郡县制。县，中国古代的一个行政单位，相当于今天的省，下面还有县。合起来就叫县制。

在县制出现之前，中国古代实行周的封建制，县制与封建制有着本质的区别:

在分封制下，卿大夫等官员拥有封地，并与君主有独立的关系。如果他们的力量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威胁到君主的权力；

在郡制下，中央政府直接负责任命地方官员。所谓郡县，只是中央朝廷派到郡县的机构，代表朝廷治理地方。县官员的工资由法院统一分配。中央法院谁说了算？君主。也就是说，从中央法院到地方政府的各级官员都是由君主直接管理的。

图|秦汉三公九卿制

所以中央农业帝国的官僚体系是在郡制下建立的一套为皇权服务的严密组织。这个组织等级森严，下属服从上级，上级服从上级。各个层面都按照既定的规则运作，就像工业流水线一样。

草原上的治理方式是什么？

想要了解草原的政治结构，就必须了解草原的微观结构——家庭。

作为游牧民族，一个大家庭通常由几代有血缘关系的男性组成，其首领是年长者，资历较高。

在草原上，男人结婚后，通常会要一些牲畜作为养家糊口的工具。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他应该离开亲人独立生活。相反，他仍然和他的亲戚们一起放牧牛羊。

这是因为，对于一个独立的游牧家庭来说，理想的情况是女人管理孩子和蒙古包，男人管理牲畜。但是，一个家庭在恶劣的草原环境中很难完全自力更生，他们需要更多的家庭合作才能生存。

结果，许多有血缘关系的家庭组成了部落，一些人全职保存他们的牛群，另一些人齐心协力做其他事情。小区内很多大户组成了一个较大的草原部落，一旦发生战争可以迅速转换成军队。这就是全民皆兵于草原的逻辑。

图|草原部落

北方草原的政权是由以家庭为单位的民族组成的。草原民族常年不断迁徙放牧。

可汗和可汗是他们的最高领袖，却不能直接有效控制一个小民族。可汗，可汗下达命令，需要自己控制一个大王，间接控制一个小王，一层一层的传下去他的命令，最后到达一个特定的族群。

而且由于游牧经济的特殊性，无论是可汗和可汗龙庭的营地，还是国王和国王的营地，还是某个族群的营地，总是在不断的迁徙。所以往往是政令下达后找不到人的情况。

也就是说，可汗，可汗，并不能保证草原上每个部落的绝对统治。所以相对于农耕帝国，草原游牧民族是一个极其松散的统治结构。

为什么中原农耕汉朝长期无法有效统治草原地区？

了解了农耕帝国和中原游牧民族不同的文明形态和统治逻辑后，就很容易看出来“为什么中原农耕汉朝不能长期有效地统治草原地区”。

在草原的自然环境下，人们无法从事农业耕作，只能选择游牧。游牧民族要常年迁徙。对于一群没有固定住处的人，你既不能统计人口，也不能收税。你今天收税，他明天肯定消失。想在草原上找对象，税钱可能不够找对象的成本。

图|草原马

所以，即使中原农耕帝国占领了游牧草原地区，也只有一个办法可以维持对他们长期稳定的统治:

游牧民族继续在农村游荡，我们有大量的军队长期驻扎在这里。

那么问题来了。部队驻扎在草原上，士兵吃什么？

游牧民族之所以选择放牧而不是农耕，是因为草原地区的自然环境根本无法种田。

我们能想到的解决方案可能包括:

第一，让军队游牧，到处迁徙，靠草为生。不仅解决了士兵吃饭的问题，还增加了一支强大的骑兵。

二、从中原地区运输粮食供应。

我们认为军队效仿游牧民族不成问题，但统治者肯定不这么认为。想一想，如果你是驻守边疆的将军，麾下有强大的骑兵，有牛羊可以吃喝，天高皇帝远，你不应该自立的理由是什么？中原农区之所以由分封制变为郡制，是为了避免地方势力的独立。

在县制下，基层人民由中央直接管理，中央掌握着每一个人的户籍，地方政府很难截留人民的税收。地方官员的任免由中央法院牢牢掌握，一个地区的地方官员可以定期更换，不同制度的官员可以安排互相监督。有了这些措施，中央法院就可以保证地方势力始终处于法院的控制之下。

所以农耕帝国的统治者绝不会允许驻守边疆的军队向胡人学习，走游牧路线。

从中原运粮补给的成本太高，任何朝代都负担不起。在铁路出现之前，人类只能通过牲畜运输食物。而且，运输小卖部必须有护送的军队。你想想，几百甚至几千公里，人要吃饭，马要吃饭，可能食物还没送过来，路就先修完了。

据《史记》司马迁记载，汉朝征南越时，向西南边境运送粮食，运输成本高达60倍。秦朝时，从山东运粮到内蒙古要190多倍。而汉武帝在匈奴更远，条件更艰苦的时候，运输成本更高。即使只是按60倍计算，这也意味着至少要把几千万的口粮洒进沙漠。远征一次可以咬一口牙，再厚的家庭也打不起一个又一个。

图|古代陆路运输成本极高

所以你看，即使中原农耕帝国占领了草原地区，也基本不可能实现长期稳定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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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农耕帝国来说，一个草原游牧部落可以被消灭一段时间，但是被消灭了呢？这个游牧部落没了，其他游牧部落也会崛起。解决北方游牧民族威胁的最好办法就是支持一个部落去制衡另一个部落，哪个部落越壮大就会受到攻击。不过农耕帝国的稳定性很高，因为不小心就会养虎。

关于如何统治草原地区，清朝是中国古代中最好的。他们有少数民族背景，自然是双重帝国的基因。什么是双重帝国？就是用农耕制度统治长城以南，用游牧方式统治长城以北。为了巩固对蒙古各地的统治，满族把“满蒙联姻”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不仅如此，他们还大力宣传藏传佛教，修建寺庙。这样牧民为了去寺庙，活动范围就相对固定了。清朝的统治策略有点像我们今天的“一国两制”，以及当地少数民族地区的自治。

由此可见，一个真正先进有效的制度，不是单纯追求规则的统一，而是要保证制度目标的一致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