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哪些制度或法律文化对今天中国仍影响深远 中国历史上哪些制度或法律文化对今天中国仍影响深远

中国历史上有哪些制度或法律文化对今天的中国仍有深远的影响？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现代“法治”概念是一种外来的语言，它不同于中国传统法家思想中的“法治”概念。

前者作为一种法律信仰和治国方略，已被现代国家广泛接受和实践。后者作为治国手段，主要体现其工具价值。

从亚里士多德的西方社会法治理念到现代法治理念的发展，法治的内涵不断丰富和补充。在理论层面上，主要包括民主、正义、自由、平等、人权、理性、秩序、合法性等几大要素。在机构一级，需要一个完整和健全的法律制度。

中国有着深厚的德治渊源，而中国的法治发展起步较晚。

新中国法制的现代化应该追溯到1979年的改革开放。法制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主题之一，已经被提到了全国发展的议事日程上。

1997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首次全面阐述了“依法治国”的思想:“依法治国，是指在党的领导下，广大人民按照宪法和法律的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经济文化事业和社会事务， 确保一切国家工作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和法制化，使这一制度和法律不会因领导人的观点和注意力的变化而改变。 "

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治国的基本方略，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客观需要，是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是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保证。“经过20年的法治发展，法治取得了显著成效。

1999年宪法修正案将“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写入宪法，以基本法的形式确立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2000年宪法修正案规定“公民的合法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确立了私有财产保护和人权保护的法律地位。

在依法行政方面，2004年国务院发布了《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明确了今后十年全面推进依法行政的指导思想、具体目标、基本原则和要求、主要任务和措施，是进一步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的重要文件。

关于法制建设，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报告提出，到2010年将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包括宪法及其相关法律、民商法、行政法、经济法、社会法、刑法、诉讼和非诉讼程序法七大类法律。

到目前为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基本框架已经建立并初具规模。

在完善法治理念方面，在经历了民主法治缺失的特定历史时期后，民主政治、人权保障、公平正义等价值观逐渐显现。对文明、理性、和平的追求，使人们更加深刻地认识到依法治国的重要意义，法治理念进一步深入人心。

在依法治国的过程中，阶段性成果的取得并不总是一帆风顺的。

中国有着悠久的封建历史，自给自足的农耕经济使中国传统文化得以世代延续，并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受古代百家思想的影响，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呈现出丰富性和多样性，尤其是以“礼”为中心的传统儒家思想，一直影响着人们的法律观念，直至今日。

依法治国有着共同的规律和内涵，但不同的国情和不同的法律文化会有不同的法治实现方式。

因此，在探索中国建设法治国家的道路时，研究传统法律文化尤为必要。

我们不能忽视制度及其背后的观念因素。法律文化是人们心中的无形法律，是影响民主法治进程的重要因素。

对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我们应该遵循实事求是的原则，分清利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第一，传统法律文化与法治国家建设的冲突

中国法律的儒学化是中国古代法制的特征之一。

儒家以“礼”为中心，强调贵贱之分，尊卑之分，老幼之分，亲疏之分。

“礼”是维持不同的规范，当与国家机器结合时，就成为治国的工具。

在治国方面，“礼”的含义更多的是指社会行为的规范。这时，“礼仪”起着规范的作用，它在满足人们欲望的同时，调节着人们的思想和行为。

但在现代社会，以“礼”制为中心形成的宗法等级、特权、“人情大于王法”、“无讼”，与现代法治有着强烈的冲突，不利于我国法治国家的建设。

1.强调权力高于法律和家长制是严重的

在传统儒学中，围绕家庭和阶级两大特征形成的宗法等级制度在古代社会和法律体系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在宗法家庭关系中，上下级之间、夫妻之间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尤其是在法律制度上。

基本上历代的法律都规定长辈有权惩罚晚辈的不服从和不孝行为，可以剥夺他们的人身自由甚至生命权利，而晚辈不仅没有异议，也没有反抗或自卫的权利。

国王对大臣和先父对儿子都有生死权。

比如《史记·李四列传》里就有这样的记载。秦二世纠正秦始皇，将蒙恬将军和他的儿子伏肃处死。伏肃曰:“父赐子死，商安敢求？”，17岁就足以解释长辈和晚辈的不平等法律地位。

同样，夫妻也享有法律特权。

在男女有别、男尊女卑的思想指导下，妻子在婚姻中不是平等的一方，而是婚姻的附属品。一旦违背了“三从四德”的传统，丈夫就有解除婚姻的权力。

同时，中国古代法律承认贵族、官员、平民和贱民的不同身份。

法律不仅明确规定生活方式因社会和法律身份不同而不同，更重要的是，不同身份的人在法律上受到不同的对待。

贵族和官员享有法律特权，贱民在法律上受到歧视。他们不能和好公民通婚，也不能考官。

法律只是特权阶级用来统治人民的工具，而他们自己则完全在法律之外，不受法律约束。所谓“刑不及医，礼不及庶人”。

法律非常重视等级制度，表现在立法上，使得大量的特别规定对特权阶层有利。

如:八议制、官制、应用制等。

宗法制度和传统宗法等级制度造成的重权轻法观念对现代社会仍有深远影响。

在现代社会，包办婚姻和家长制造成的对子女人格权和人身权利的限制依然随处可见。在一个文明法治的社会，父母首先要正确认识与子女平等的法律地位，这是建立相互尊重、相互爱护的良好家庭关系的前提，也是建设法治国家的基础。

与此同时，一些德高望重的人，如户主、村长等，对民族内部或村庄内部的纠纷进行裁判，实际上起到了法官的作用。

宗法制度导致法律虚无主义，民间以家权代替法律裁判的潜规则加剧了民间法与国家法的冲突。

2.重人情轻法律

重人情轻法律的法律文化传统源于儒家的“亲亲尊民”思想。

“亲”就是爱自己的亲人，尤其是以父权制为中心的长辈，对父亲好，对儿子孝顺，对兄弟友好，对弟弟恭敬。

“敬”就是尊重应该被尊重的人，包括皇帝、贵族、长辈、老师、贤人。

中国古代是以家庭为基本单位的等级社会。统治者为了维护家庭伦理和等级特权，特别重视“亲亲”“尊亲”思想，这种思想体现在法律制度上，他们有亲亲兼容和亲亲隐蔽的义务和权力；儿孙可以用惩罚代替长辈的传统；有理由且确实情有可原的犯人可以邀请，皇帝决定准予缓刑、免刑；在罪犯父母年老无仆，只有一个儿子的情况下，也可以为了保住父母而申请免除死刑或暂缓流放，除了犯下“十恶不赦”的罪行外，可以获得许可。

这些制度的建立是以人情伦理为基础的，旨在维护封建伦理和社会秩序。

与此同时，以熟人交往为特征的传统农业社会，对“亲敬”思想进行了改编和拓展，使其超越家庭的局限而适用于整个社会。

相对固定的群体之间的社会活动相互影响，形成一个无形的关系网络，人情是这个关系网络的维系。

“亲”和“敬”是人性的客观存在。

在一个有家庭、有亲戚、有熟人的社会里，“亲”和“敬”是抹不掉的，也是法律无法回避的现实。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传统法律中的“亲”和“敬”的原则被引申为“及格”，而不是“低人一等”。

真理向前迈一小步，就可能变成谬误。

客观地说，过分强调道德、伦理、亲情和义务的法律文化传统对法律的发展产生了负面影响。

在法治国家建设的今天，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还很薄弱，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还没有深入人心。

人们在区分事物的对错时，往往首先想到的是用道德和理性作为判断的标准，而不是从法律的角度考虑问题。

在司法和执法实践中，合法合理的自由裁量权的行使已经超出了立法授权的范围，信任关系、走后门、以理代法、以情代法等现象屡禁不止，有悖于司法的权威性和公正性。

道德和伦理是法律的来源之一。我们不想把道德和法律的关系分开来看，也不想消除所有“亲”和“敬”的思想。法律可以适当体现“亲”和“敬”，比如可以针对老弱病残制定特殊保护条款。

但在法治社会，法律对伦理和人情的地位应该是第一位的。

法律来源于理性和理性的道德，但高于理性和理性的道德，法律符合理性和理性的道德。但这种理性与理性的道德是公共道德或社会公认的理性与理性的道德，决不能受私人道德的约束。

如何协调情感与法律的冲突，使二者共同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发展，是我们在法治国家建设中面临的问题。

3.传统法律思想的无讼、便宜的诉讼和对诉讼的恐惧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有一种“无讼”思想。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孔子就对诉讼有过这样的评价:“听到诉讼，我还是个男人，我一定不打官司！”儒家认为，“诉讼”不是礼所能容忍的，而是圣人所不屑的，是一种破坏法律、扰乱社会的恶行，诉讼的目的是谋求个人私利，与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念相悖。

“法人”这个职业一直被人鄙视，社会地位低下。

而且每一个朝代，每一代人都制定法律制裁诉讼和官司。

可以说，“无讼”是中国古代政法的价值取向。

对“无诉讼”的推崇必然导致“廉价诉讼”观念的形成，诉讼被视为道德腐败。

“怕诉讼”是“不诉讼”价值的另一种体现。

恐诉思想的形成有两个现实原因:一是统治者对“无讼”的尊重导致历代严苛的法典和审讯制度对诉讼当事人进行制裁，刑讯逼供被赋予合法性并适用于原被告双方。

第二，贪官污吏的肆意勒索，也让通情达理没钱的人在诉讼中敬而远之。

传统的非诉、轻诉、畏诉思想在中国农村仍然很典型。

中国人的乡土情结和被动接受外国法治理念而产生的排斥心理，使得现代法治理念在中国的推广非常缓慢。

在提倡现代法治的今天，人们的头脑中仍然有一定程度的廉价诉讼思想。他们被别人嘲笑是因为害怕上法庭。本应由法律解决的矛盾，偷懒优柔寡断，最后留下了社会不稳定的隐患。

受封建社会“法即刑”观念的影响，部分农村人认为法即刑，往往将寻求司法程序视为一种危险的方式，不敢寻求法律救济，反而求助于民俗的捆绑服务，这也为民间法提供了一种生存空。

而且司法诉讼意味着一定的经济投入，诉讼成本对于现阶段中国农村的发展来说仍然是一笔不小的开支。

综上所述，传统的“无讼”观念压制了个人诉讼权利的实现，损害了法律在人们心目中的威信，对依法治国的实施弊大于利。

同时，现代司法系统比较偏远，对于生活在交通和信息相对不发达的农村地区的人们来说，永远是一件表面的事情，无法真正进入人们的生活。

二、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国家建设的促进作用

法律文化属于社会上层建筑的范畴。虽然国情和时代特征的差异产生了许多各具特色的法律文化，但法律文化作为一种文化，与其他文化一样，具有历史连续性和继承性的共同特征，可以超越国界和时代局限性，相互影响。

有可能是我们过于注重对中国传统文化缺点的批判和批判，而忽略了其可传承的价值。

传统和现代并不是截然相反的。依法治国的实现有赖于法律传统的扬弃和创新。完全割裂中国传统法律文化对法治的促进作用是不客观的。

所以，在扬弃传统法律文化弊端的同时，也要努力挖掘出传统文化的合理成分，继承中国传统思想的精华，让它为我所用。

1.大同和谐适度的世界观

“中庸”和“和”是儒家传统思想的精髓。

“喜怒哀乐不发，这叫；所有的头发都在中间部分，这就是所谓的总和。

还有，世界大本钟也。

而也，道之世界也。

中和一下，天堂无处，万物无处。“中”的意思是恰到好处，恰到好处，是对“度”的衡量。

“和”就是协调分歧，达成和谐一致。

“中”与“和”相辅相成，互为手段和目的。

追求和谐并不是否认事物之间的差异，而是求同存异，使事物和谐一致。

中国人崇尚“和为贵”。在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组织中，有来自不同行业、不同人才的人，各司其职，各司其职，各司其职，各取所需，互不冲突，即“万物滋生而不害，道家并行而不矛盾”的状态。

和谐适度的理念应用于法律领域，要求统治者寻求不同阶级不同利益的平衡点，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和整体利益，在立法中适当考虑底层利益，制定相对公平公正的法律；司法上，它需要公正的执法和诚信。

当然，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统治阶级的利益，传统的儒家社会并没有建立起公平公正的法律体系，也没有实现《礼记·礼运》所描绘的和谐、稳定、有序的大同世界的愿景。

“和谐”的内涵在不同的社会和不同的历史条件下会有所不同，但对国家和人民稳定、秩序、和平的美好社会的向往一直是人类追求的目标。

传统中庸和谐文化对我们依法治国、构建和谐法治社会仍有现实意义。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了“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以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为特征的和谐社会，充分说明了民主法治与和谐社会的必然联系。

现代法治的基本特征在于公平正义。

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公平正义得到充分实现的社会。法治通过保障公平正义的实现促进和谐社会的发展，社会和谐的改善进一步促进公平正义的实现。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平正义的实现程度是现代和谐社会与古代和谐社会的区别之一。

2.道德治刑，注重人的修养。在传统儒学中，“礼”的含义非常广泛。

它可以指仪式、礼仪或社会行为准则。

在治理国家时，它指的是行为准则。

“礼仪”用在礼仪中，还有一个作用，就是文化教育。

“礼”建立的地方，就形成了“德”。遵循“礼”的是有道德的人，违反“礼”的是不道德的人。

中国传统文化高度崇尚贤人，注重对人的教育和培养。

“德”是做王、做臣、做子的基本方式，但内涵不同。

对你来说，你要有办法，君主要对人民好，实行仁政。孔子主张“为民而治”，孟子则说“民为贵，国为次，君为次”。

同时也要注意人民的力量。在背离为王之道的时候，人民有革命的力量，可以扛船，也可以复船。

臣民的道德方式是遵守礼仪，讲究亲亲敬亲，亲近长辈，尊敬师长，做到“老而不老，老而不老；年轻，年轻，还有年轻人。”从爱自己的家庭到爱别人，就是践行儒家倡导的“仁”的理念。

从一个国家的君主到老百姓，如果每个人都能重视道德的力量，都有仁心，那么国家自然就会富强，人民就会健康安宁。

在法制中使用“道德”文化时，主张以道德为主要惩罚。

儒家认为“德礼是政教之本，刑法是政教之旨”，德治是治国之本。国家的治理取决于整个民族整体素质的提高。国家只有自觉守法，违背社会秩序，有羞耻感，国家才能无为而治，达到理想的治理状态。

中国历代统治者也非常重视人才的选拔和培养。

法律的制定、实施、完善，都是人做的。人的素质直接关系到法律执行的好坏，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和发展。所以有一个命题是“名医不治民”，“有治民之法，无治法”。

当然，后世的统治者也逐渐认识到道德的局限性，大和谐的理想世界仅靠道德教育是无法实现的。孟子认为“行善不足以治政，行法不足以自决”。道德的作用是内在的，法律的作用是外在的。只有道德与法律的配合，才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时，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已经覆盖了一些法律思想。

中国传统的德治思想和育人理念对现代社会也有借鉴意义。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党、国家、政府同时提出“以德治国”，使“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能够同时进行。

以德治国不是对法治的限制，而是对法治的推动。

法律和道德都具有追求公平正义的共性。这些共性使其能够同时使用，相辅相成，内外兼修，克服法治的单一性和片面性的缺点，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三.结论

传统法律文化与现代法治国家建设的冲突反应是民间法与国家制定法在具体问题上的矛盾适用状态。

民间法在中国公民社会中广泛存在，尤其是在经济相对落后的农村空。

民间法不是一个正式的法律概念，而是一个法学研究术语。

这种民间法律习俗和法律规则包含着重要的传统法律文化和法律制度成分，为我们研究传统法律文化的现代性提供了重要途径。

关注民间法，法学研究的对象突破了国家法律的限制，将社会潜在的法律习惯和规则纳入考察范围，从而拓展了法学研究的视野。

但是，在研究民间法的过程中，要理顺路径与目的的关系，正如以德治国是依法治国的促进和保障一样。民间法研究应以民间法为途径和手段，探索中国现实社会中影响法治的各种因素，并在理论和实践中进行总结，从而探索出一条有利于中国法治国家建设的新路径。

只有这样，才能避免在法治与民俗的冲突中偏离法治的终极追求。

总之，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是我们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建设法治国家的过程中，要大胆吸收现代西方法治理念，不断完善制度法律文化心理，注重法律价值观的培养，将法律文化心态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也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改革传统法律文化，理性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精髓，打破法律二元文化结构的现状，寻求理念与法律制度的融合，促进依法治国的不断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