迟子建：用大历史写小人物 迟子建：用大历史写小人物

迟子建:用大历史书写小人物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与迟子建的对话是在北京全国青年创作协会期间的一个安静的房间里。

迟子建1984年毕业于大兴安岭师范学校。迟子建为了提高写作水平，进入了西北大学作家班和北师大研究生班。1990年毕业后，在黑龙江省作协工作。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他从1983年开始写作，到目前为止已经发表了近400万字的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长篇小说《树下》、《晨钟响彻黄昏》、《伪满洲国》、小说集《北极村童话》、《雪原》、《白夜行》、《路过四川》、《银娜》、《朋友来看雪吧》，散文随笔《忧伤之美》、《听时光飞逝》、《迟子建散文随笔及自选集》等。，并赢得了中国

《伪满洲国》是迟子建的一部新小说。这是一部按年代顺序写的历史小说。从1932年到1945年，文章再现了日本军国主义的非人恶，以及人们所遭遇的各种侮辱和各种形式的反抗。文章的叙事涉及到东北三地区长春、哈尔滨、奉天。笔法深入到每一个阶层的领域，从皇宫贵族到小卒小卒，全方位、多层次地展现了中华民族的特殊历史。

与众所周知的“黑孙731”和“南京大屠杀”不同，本文的特点是作者总是不厌其烦地描述东北普通民众，从他们琐碎的日常生活中展示战争带来的巨大灾难。迟子建说:“战争是偶然的。可能对政治家有特殊意义，所有人只能默默承受。日本占领东三省期间，普通百姓仍要按部就班地生活，其中蕴含着历史的痛苦和人生的悲剧。”

这部历时十余年完成的巨著，从萌生写作的想法到收集相关资料，最能体现迟子建在反映现实题材和描写乡土民俗方面的特色，确实是迟子建创作上的一大进步。

本文是迟子建访谈的第一部分。

张颖:我刚刚读了你的《五福圣殿俱乐部》，并在一天之内写了一大群人的生活。有些小品的意思是民俗的意境特别美。我好像也在读书的中途去过一次，读起来特别舒服。这部小说似乎有些怀旧。现在这样热闹的庙会恐怕已经很少了。

迟子建:这是我2000年唯一出版的中篇小说。当时写完《伪满洲国》，休息了一段时间，想写一部关于庙会的小说。这部小说的起源与伪满洲国直接相关。在做有关满洲国的史料时，看了很多反映那个时代民间生活的史料，包括庙会。当时的庙会似乎比今天的庙会还要辉煌，庙会是一个大市场。在人们烧香拜佛的同时，他们更感兴趣的是参观寺庙大门外修建的出售商品的摊位。卖小说，锅碗瓢盆，狗皮膏药，布鞋，几乎什么都有。

另外，庙门外还有卖香的，经营开笼放鸟生意的。提供这些场景本身就是一个很好的小说背景。有背景，就环境，小说的氛围是人物塑造的。如果没有个性鲜明的人活在里面，这个背景就是死气沉沉，毫无表情。于是，我虚构了一座寺庙，虚构了一个从事开笼放鸟生意的年轻人，虚构了一个在东北光复时期仓促嫁给中国搬运工的日本女人。搬运工的妻子被认为已经死了，因为她已经失踪多年了。在此基础上，我补上了被土匪掳到山里多年突然又回来的搬运工老婆。一个搬运工同时面对两个妻子，故事就产生了。

个人对这部作品比较满意，因为感觉写了那个时代人们的特殊经历，当时庙会的氛围，普通人对宗教的“迷茫之爱”。这部小说的故事是在庙会当天写完的，所以人物是流动的，风景是流动的，让我有参观庙会的感觉。语言方面，我觉得简单，冷静，充满一定的光彩。虽然没有任何选集喜欢，但我还是很喜欢。希望我的读者能和我一样看完喜欢。当然，这只能是一厢情愿。

张颖:你以前的大部分作品都是关于东北农村生活的。你的小说里有琐碎沉重的生活，也有诗意的情怀。但是，“伪满洲国”是一个转变，从一个不知名的小村庄变成了一个庞大的“伪满洲国”，从当代生活变成了失落的历史，从关注个人命运变成了看不起东北所有的人，你的创作在时间和空上发生了逆转。你是怎么想到写《伪满洲国》这部小说的？

迟子建:写伪满洲国的动机可以追溯到12年前，当时我在北京鲁迅文学学院读书。但当时我对这段特殊的历史并不太了解，那种想法只是一时的冲动，很快就被其他文字淹没稀释了。直到1991年底，我去日本参加文化交流，在东京举行欢迎会。一个白发苍苍的日本老头走过来，突然开口问我:“你是满洲国的吗？”我震惊了。我感到刺耳和侮辱。那段可怕的历史结束了。为什么记忆还那么深，那么深的烙印在日本和中国的老人身上？我觉得伪满14年的历史值得思考和一看。

回到哈尔滨后，在一个稳定踏实的生活环境中，写“伪满洲国”的念头不可抗拒地冒了出来。从那以后，我花了大约七年时间阅读与伪满洲国有关的史料，整理了大量关于民俗和生活细节的笔记。虽然我写的不是历史小说，但我必须对历史采取尊重的态度，追求一个历史的真相和生活细节的真相。

这本书的立足点不是史实，而是一个特定的时代，充满乡土气息和民俗文化，人们的情感体验在其中占据主导地位。我断断续续的查资料，想法成熟了就开始闭门造车，全力以赴的写。

张颖:伪满洲国的写作过程顺利吗？

迟子建:写的过程很顺利。这两年一直沉浸在满洲国的气息里，写得很长很累，但确实有一种快感。因为字多，时间跨度大，所以字的连贯性要特别一致。往往一个人物出现在某一年，两年后又重新出现，这个时代的变化所带来的人物命运的变化，要把握得恰当、准确。

还有，写了大概三分之二的时候，感觉特别累，但这并没有冲淡我写作的信心。但是整个过程写的并不快，一天2000字，最多3000字，不然身体受不了。本来打算写40多万字，实际写了60多万字。写完的时候很惊讶。怎么会这么久？但是我觉得文笔还是比较简洁的，因为涉及的社会生活范围比较广。做了大量的数据准备，等到成熟了才写。

张颖:这是一段很长的历史，但实际上是一个小人物。“伪满洲国”是一个庞大的建筑:68万字，十几个主要人物，每个人都有独立的命运线索，其中有交集，次要人物更是难以计数。小说中大量的“小人物”生活在伪满洲国时期，同时也穿插着大人物:杨靖宇与抗日联军、溥仪苦闷的宫廷生活、731细菌军等。你是出于什么样的考虑采取这个视角的？

迟子建:这部小说给了我极大的想象力空。我想把我对历史的理解和审美情趣渗透到我的叙述中。我的小说主要讲的是生活在伪满洲国的小人物。虽然也用年表来写一些政治人物，但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小说。这里所谓的历史只是人物命运的背景。我想通过描述东北人民的日常生活来反映那个特殊的历史时代。

这部小说比较复杂，需要一开始就对人物和故事有一个具体的构思，画一个“联系图”来理清人物之间的关系。“伪满洲国”的特点是历史是小人物写的，抗日斗争永远是一条黑线，潜伏在东北普通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战争是一场意外，可能对政治家有特殊意义，人们只能默默承受。日本占领东北三省期间，普通百姓依然要按部就班的生活，其中蕴含着历史的痛苦和人生的悲剧。

另外，任何国家的伟大历史都是由普通人的生活组成的。没有活着的人，没有活着的日子，一个国家的历史能是怎样的？

张颖:我不认为你是一个擅长讲大故事的人。伪满洲国由两卷组成，近70万字。与小说的情节相比，小说的人物、细节和整体精神气质往往给读者留下深刻的印象。对于那些熟悉你的作品的读者来说，《伪满洲国》还是比较熟悉的，和秧歌、《死川》、《树下》一样的风格，细腻而感性。

但是对于那些对书名感兴趣的读者来说，他们很容易感到失望，因为在这本书里，他们找不到与书名相匹配的阴郁而沉重的历史感。对于这样一部历史命运伟大的小说来说，这样的语气是不是有点太轻了？

迟子建:过去的历史小说纯粹是正史。和我们在课本和历史书上读到的事件没什么区别。我觉得所有的历史事件到了小说里都变成了细节，这些细节都是人物说出来的。举个例子，这里写的大人物溥仪，严格来说是这里的小人物。在小说里，我几乎不写他做什么严肃的事情。

其实那时候他是个空的人，什么都没干，所以我的出发点是把他写成一个小人物，我不喜欢那种什么都没干的人。所谓的正史被批评家称为史诗小说，我喜欢用小人物的非常辛酸的故事来写历史，从生活的各个方面反映他们的喜怒哀乐。

我觉得在任何一个时代，无论是什么政治或者其他什么事情最后做出决定，最原始的表现就是在底层人民身上。他们接受了，所有的政治阴影都笼罩在他们身上。也就是说，从小人物的角度看，历史很MoM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