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cc CC系与政学系的较量：国民党派系之争催化内战

《国家人文历史》独家手稿于2015年10月出版。严禁擅自转载

1946年1月10日至1月31日，国共两党在重庆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过各方努力，最终达成《政府组织协定》等五项协议，国共第二次合作进入高峰期。然而，正当中国人民欢欣鼓舞，期待中国和平民主的到来时，一些国民党官员却忧心忡忡。在1月31日召开的临时例会上，顾正刚、张道藩向蒋介石发表了沉痛的讲话，感叹国民党作出了太多的让步，常委们“都有悲悯之色”。虽然会议最后决定通过CPPCC决议，但他们仍然要求提交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审议。果然，一九四六年三月举行的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由于CPPCC的同意，引起了巨大的反对浪潮。左右摇摆的蒋介石立即下定决心，要和中国共产党展开全面的斗争。然后，1946年4月，国共两党在四平展开决战，国共第二次合作彻底破裂，导致全面内战。

国民党内部派系之争

自1938年蒋介石就任国民党主席以来，没有人像胡·那样向他挑战，他的权威达到了无与伦比的程度。但蒋介石集团内部不断有次级派系，如控制党务的陈、陈立夫领导的CC部；陈诚、胡宗南等黄埔系控制军权；张群、王世杰等政治学部门控制部分行政权力；像孔祥熙和宋子文这样的姻亲控制着财权。一方面，各派都必须依附于蒋介石，另一方面，他们都对蒋介石的决策有影响。其中既有合作，也有冲突和矛盾，尤其是政治系和CC系的矛盾最具代表性。

政治学系主要靠自己的专业知识给蒋介石出主意，解决问题。它的工作根本不涉及军事和党务。但它没有基层组织，所以“简单任命”之下的小官员很少，其成员大多是国民政府的“特别”官员，主要负责国际谈判、金融和教育等核心领域。与此同时，来自政治学系的技术官僚，大多对国民党的一党专政不满，却希望国民党能开放政权。因此，当蒋介石需要在战后与CPPCC和中国共产党的其他团体沟通时，大部分政治科学部门都主动承担了这项工作。相反，以陈、、陈立夫为首的CC制控制着国民党的整个党务系统，有着严密的组织体系，其成员的思想是强硬的、僵化的，希望维持国民党的党治。但是国民党的党国体制本来就有缺陷和畸形。政府权力远超党组织，而不是意识到党在国家。CC体系成员没有处理具体政务的实际能力，经常被外界视为“党棍”。因此，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国民党的政治权力结构中处于边缘地位。

战后，双方在国共问题上存在明显分歧。政治学系主张和平解决中共问题，应下定决心忍耐，做出让步，以促进和平的最终实现。从国内现实来看，他们认为，经过八年抗战，人民厌倦战争，希望得到和平发展的环境，休养生息，国内经济形势日薄西山，人民力量已经耗尽，不允许国民党再发动大规模战争；如果发生内战，大量的人会绝望，容易受到共产主义的影响。就国际环境而言，美苏都不愿意看到中国爆发内战。如果国民党坚持这样做，肯定会影响美国对中国的援助，得不偿失。战后，在美国的压力下，蒋介石决定与中国共产党开始和谈，于是雇佣了大量的政治学人员。1946年1月召开CPPCC会议时，国民党几乎所有代表都是政治部成员，最后达成了CPPCC协议，政治部的影响不容低估。

CC部门的态度截然不同。CC部不主张和平，而是无视中国共产党实力发展和国际环境变化的现实，呼吁和平，等待战争。随着政治部牵头的政治协商会议最终达成协议，以CC部为代表的国民党强硬派开始大肆攻击。他们一方面不愿意放弃国民党一手垄断的政权，另一方面又希望从政治学系扳倒政府官员，获取政权和实际利益。但对国民党来说，最不幸的是CC是一种自我激励的反对和攻击，恰恰代表了国民党内部大多数人的声音:不愿意放弃任何既得利益。例如，蒋介石侍从室第六团团长唐宗曾在日记中写道:在政治协商会议上，政府似乎受到了审判，它的屈辱和尴尬令人极其难受。为此，以CC为代表的强硬派选择了CPPCC的宪法原则作为突破口，试图推翻CPPCC的协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