溥仪的妃子 末代皇帝溥仪自述：我的四个后妃都是摆设

介绍:溥仪有四个老婆，按照当时的说法，就是一个皇后，一个公主，两个贵人。如果，本质上，他们都不是我的老婆，我根本没有老婆。我有的只是解决不同问题的摆设。虽然他们的具体经历不同，但都是同一个体制的受害者。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她受到了我的冷遇和愤慨，她的经历也许是现代新中国年轻人最无法理解的。如果她在家庭出生时没有决定自己未来的命运，那么她从结婚的那一刻就被安排好了。后来我常常想，如果她在天津的时候能像文秀一样和我离婚，大概就不会这样结束了。当然，她毕竟和文绣不一样。在文绣思想中，有一种比封建地位和礼教更为看重的东西，那就是要求自由，要求一个普通人的家庭生活的思想。在婉容的思想中，她更注重“皇后”的身份，宁愿在名字前做妻子，也不愿失去“皇后”的身份。即使她突然想开放，也有离婚的想法。她的情况和文秀不一样。文秀还是可以从亲戚朋友那里找到一些支持的力量，而婉容的父亲、哥哥、师父不会支持她，但也会反抗甚至给她施加压力。

自从她把文秀挤走后，我对她有一种厌恶，很少和她说话，也不太关注她的事情。所以，我没有听她从她嘴里说出她的感受，抑郁，愿望。后来发生的事情说明她是个人，有普通人的正常需求。她处于一种非常特殊的心理状态。一方面，她有正常的需求；另一方面，她拒绝或不能抛弃女王的头衔，自信地建立了合理的生活，所以她有婚外情，也有吸毒的嗜好。

溥仪和婉容

这种事情，不管怎么说都不能由她负责，至少不都应该由她自己负责。其实我当时就把责任都推给了她，从来没有自责过，更没有食人制度。

事实上，她吸毒是因为她父亲和哥哥给的主意，甚至在通奸的问题上，她受到哥哥的鼓励。我直到很晚才知道，早在她从天津到大连的路上，她的哥哥为了一些利益，把妹妹卖给了一个同行业的日本军官。

1935年，我发现问题是因为她怀孕了，快要生了。我当时的心情难以形容。我很生气，不想让日本人知道。唯一的办法就是向她发泄我的愤怒。我决定和她离婚，用我当时的话来说，为了“废除”她，除了找话驱逐和她有关系的人和嫌疑人。由于身为皇宫次长的日本人和关东军都不允许我得罪日本人，所以我特意做了一个举动，以示婉容，即选择另一个“贵人”。

婉容可能至死仍有梦，梦见自己的孩子还活在世上。她不知道孩子一出生就被放进锅炉里烧了。她只知道他哥哥在外面给她养孩子，她哥哥每个月要收她一笔抚养费。编者按:万荣的新生婴儿被装进锅炉燃烧，在最终版本中被砍掉了。

“八·一五”后她和我分手的时候，她烟瘾很大，病得很重。第二年她在吉林去世了。

1937年，为了表示对婉容的惩罚，也为了作为“皇帝”不可或缺的摆设，新当选的受害者谭玉玲，经一位北京亲戚介绍，成为我的新“贵人”。

她原姓塔拉，是北京的一名初中生。她嫁给我的时候十七岁。她也是名义上的妻子，我把她像鸟一样养在“宫殿”里，直到1942年她去世。

她的死因对我来说仍然是个谜。如果我的怀疑是真的，她仍然是双层的受害者。

根据中医诊断，她的病是伤寒，但医生并不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疾病。我也知道中医肯定伤寒。后来我的医生黄子正介绍了市医院的日本医生给他治疗。吉冈说，他“感到不安”，作为例外，他搬到了宫殿里的秦敏大楼，说他想“照顾”。日本医生来了，诊断谭玉玲是颗粒结核。治疗第二天，她突然死亡。

让我惊讶的是，日本医生在治疗开始的时候非常热情，在她身边看着她，给她打针，让护士给她输血，一直很忙。吉冈突然出现，发现日本医生在另一个房间，关上门，聊了很久。在医生忙于治疗的同时，这个时候，这么长时间，还有什么更重要的事要谈？更奇怪的是，这位热情的日本医生走出病房，不再忙于打针输血，而是变得沉默寡言。这一天，吉冈不停地打电话给日本宪兵，让他们打电话给秦敏大楼病房里的护士，询问他们的病情。这样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乡绅向我报告:“贵人葬天！”

热爱自由的公主刺绣

我听说她的死讯后不久，吉冈来了，说他代表关东军司令向我表示哀悼，并立即带来了关东军司令的花圈。我心里越想，他们怎么准备的这么快？

因为多疑，不禁回忆起谭玉玲的一生。她经常和我谈论日本人。她在北京读书，对日本人很了解，也讲了很多学校的抗日活动。自从德王事件后，我有时候怀疑德王在胡说八道，有时候又忍不住怀疑日本人偷听到我们和什么东西的对话。谭玉玲死的很奇怪，我又想起了这些事。

谭玉玲死后不久吉冈的行动让我相信她的死和关东军有关，即使不是因为吉冈偷听。吉冈的可疑行为是他这么快就给我带来了一堆日本女孩的照片，让我可以选择一个妾。

我拒绝了。我说谭玉玲刚刚去世，我难过到不忍心说这样的话。但是，他说，正因为我想减轻我的悲痛，他才想尽快为我做这件大事。我不得不再说一遍，这的确是一件大事，但一定要符合自己的理想，要会说话，不要做出这样草率的决定。况且语言不通也是个问题。

“语言流畅，嗯，这是满语，哈！”

我怕他读心术，说:“民族不是问题，适合总是理想。”

我已经下定决心，我绝不能有一个日本老婆。这不等于把眼睛和耳朵放在我床上吗？这个不好说，只好推三推四，找各种话题来抵制他。

白白死去的谭玉玲

这个御衣架就像挂在我身上一样，我摆脱不了。他天天缠着我，我怕惹他生气，也不能完全封了。后来他明白了，我不要日本人。可能关东军有别的想法，吉冈带了几张中国女生在日办学校的照片。后来我也在这些照片里挑了一个对象，但是二姐提醒我，这是日本人训练出来的，不是和日本人一样吗？我想的没错。我往后推了推。吉冈催我的时候，我辩解说我没有挑我喜欢的。当然不是这样拖下去的方式。恐怕我不会挑一个出来。可能关东军决定给我任命一个。当时我也没必要接受。我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就是选择一个年轻的，文化水平较低的，也就是说，要一个孩子。这样的对象，即使在日本受过训练，也很好对付。如果我尽力了，我会把她培养回来的。我觉得这个方法不错，就跟吉冈说我要一个14、15岁的小学生。

就这样，一个后来被称为“有钱人”的15岁孩子成了第四个受害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