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会泳：粉碎“四人帮”后唯一自杀的部长级干部

俞惠永:四人帮倒台后唯一自杀的部级干部。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一下它们。

俞惠永

“文化大革命”期间，出现了一大批畸形发展的政治“新贵”，尤其是上海。例如，王洪稳从一名保安干部晋升为中共中央副主席，徐景贤从一名普通的官员干部晋升为上海市委书记，于惠勇从一名普通的音乐教师晋升为中央委员和文化部部长。但是，升得快，跌得也快。文革结束后，对前途失望的于惠永以自杀结束了自己的“戏剧”人生。

安静的校园生活

1925年6月，于惠永出生于山东省乳山县西洪鱼枷村。1946年9月，于惠永奔赴莱阳县，加入了革命文艺队伍——胶东文艺团。在此期间，他创作了一些歌曲，收集了当地的民歌，编辑出版了《胶东民歌集》。

1949年9月，俞惠永被胶东艺术团送到国立音乐学院深造，他的音乐才华引起了何绿婷院长的注意。1950年7月，余慧勇毕业后，被留在学校的音乐团工作。1964年6月，升任上海音乐学院民族音乐与理论系副主任。

在音乐学院，俞惠永教授的课很受学生欢迎，被誉为“说话和练习的真实风格”。

在上海音乐学院期间，我的专业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他创作出版了《山东大鼓》，并合编了《胶东民歌》专辑。后来被调到上海京剧院为现代京剧《海港》等剧作曲。在对现代京剧音乐的处理上，他用西方乐器演奏京剧曲调，尤其是在唱腔设计上，不仅地道，而且有新的发展。1963年，《民族民间音乐用韵关系研究》出版，奠定了它在中国民族民间音乐中的地位。

1953年秋，俞惠永与大学音乐公司的年轻女演员任可结婚。虽然生活贫穷，但工作顺利的于惠勇乐在其中。

《大寨》中的俞惠永与江青

江青青睐的音乐天赋

1965年春，于惠永在《文汇报》发表文章《从红灯记说起——戏曲音乐必须为英雄创造服务》。俞惠永认为，京剧要想演革命性的现代歌剧，必须对原有的京剧音乐和唱腔进行重大改革，旧调已经不能适应现代歌剧的内容。俞惠永建议每一部现代京剧都要为其设计一套完整的唱法，这样整套唱法才能广为流传。

看了于惠永的文章，江青非常欣赏。他在上海晋江礼堂见到了于惠勇，当场表扬，说他的文章写得中肯。根据江青的意愿，张春桥安排俞惠永担任上海京剧院重点剧目《海港》、《智取虎山》演员阵容的音乐设计组长。从此，俞惠永成了江青和张春桥的智囊。

俞惠永最初在《港湾》剧组担任作曲，得知江青很欣赏四大名歌手之一程的演唱。因此，在为《海港》女主角方设计演唱时，她充分发挥了成派演唱的委婉与深沉的特点。江青很欣赏，也很赞。

俞惠永在设计《智取虎山》的演唱时，将传统京剧的魅力与西方作曲技法相结合，例如，他将京剧锣鼓的理念与铜管乐器丰富的号角声交织在一起，使杨子荣骑马在风雪中咆哮的场景非常生动，在音乐界广受好评。

1966年国庆节，在北京上演了《智取虎山》。江青还提名于惠永坐飞机去。到了北京后，江青派秘书开车接他去剧院，让他坐在旁边一起看演出。看完表演后，他受宠若惊，让于惠永陪他到舞台上见演员。

很快，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造反了，上海音乐学院的学生去北京抓俞惠永，要求回上海音乐学院接受群众审查。《智取虎山》北京演出结束，张春桥与俞惠永谈话:“你回上海后，要和革命少年站在一起。”

1966年底，俞惠永回到上海，在学院里贴了一张“十四问”的大字海报，并宣布造反，表明他与造反的红卫兵站在一起。1967年1月4日，张春桥和姚回到上海，领导上海造反派夺取政权。他们到了上海后，和几个人聊了几句，其中一个是于惠永，这说明了他们对他的重视。张春桥一月上台后，在上海多次宣布只保护上海两个人:于惠永和艾灵。

于惠永在上海再次执掌样板戏剧组，担任上海音乐学院革命委员会副主任、上海文化体制革命委员会筹备委员会主任。他的主要任务是掌握样板戏。靠着江青对他的信任，俞惠雍开始了《港湾》、《智取虎山》，又去北京赶《过江龙》，积累了大量的政治资本。

在张春桥和徐景贤的保护下，俞惠永成为上海革命委员会常委。后来成为九大代表。九大后，于惠永担任上海市文化局党组书记。

样板戏《智取虎山》

江青在样板戏中的得力助手

九大期间，京剧《智取虎山》作为第一部样板戏在京西宾馆大礼堂上演。俞惠永在开场白中，用一种令人作呕的方式吹嘘道:“我们敬爱的江青同志，努力培育样板戏。她其实是这部剧的第一个编剧，第一个导演，第一个作曲，第一个舞蹈设计！”江青淡淡地说:“泳者同志，别这么说。如果我再这样，我就离开。”

于惠永的确是江青抓样板戏的得力助手。他坚定不移地执行江青的意志，从不打折扣。徐宝良静贤说，他从未见过像于惠永这样忠于江青意志的人。俞惠永也是京剧专家。他辛辛苦苦吃饭睡觉，从修改文学剧本，设计唱腔，到舞台美术，舞台监督等。，他得亲自出马，当导演。如果江青在某一方面有指示，他会不遗余力的去执行。有一次，为了执行江青的一个指示，他四处走动，甚至在酒店的走廊里摔倒了。

样板戏《红灯记》

成为中央委员和文化部部长

由于江青的提名，1973年，在党的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俞惠永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1975年初，中共十届二中全会讨论文化部部长人选时，周恩来提出任命原文化部部长茅盾，但张春桥、江青不同意。江青随后提名于惠勇为文化部部长，、张春桥、姚一致同意。就这样，俞惠永的提名通过了。

成为部长后，俞惠永表示要在文艺黑线下与文化部决裂，不再在文化部大楼里工作，而是找了一个前东南亚国家驻华大使馆的房子做办公室。他还特别邀请了徐景贤，在他逗留上海期间，他帮了他很多忙。徐景贤会意地问:“你的部长是国务院的。你以后找工作，找周总理还是找张副总理？”俞惠永不假思索地回答:“找江青同志。”

电影《创业》

戴江青受过训练

作为江青的亲信，也有跟不上“首长”的时候。于惠勇出任文化部部长后不久，长春电影制片厂制作了一部电影《创业》。电影拍完，送到北京审查，文化部领导在文化部小放映室审查。《拓荒》的最初工作人员也出席了会议，如编剧张天民。电影一结束，于惠永就给予了高度评价:“这是一部难得的好电影！”

几天后，江青看了《创业》。她看了之后勃然大怒，指责这部电影设立了刘少奇的评价，并批准前石油部领导为刘少奇的副手。江青说:“创业在政治和艺术上都有很严重的问题，我看了一场大病。”于惠勇顿时傻了眼，只好把江青的十点意见写下来，命令长春电影制片厂修改。这部电影的编剧张天民对此不服气，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毛泽东看完电影后指示:“这部电影没有错误，建议通过发行。不要求全责，十罪之多，太多了，不利于调整党内文艺政策。”在发出这一指示的同时，对江青、张春桥、姚也发出了指示。

这件事让江青觉得很没面子。她和张春桥给于惠永打电话，过去骂了她一顿。江青气愤地说:“张天民告诉我，我不会让《创业》出版。不放是文化部的事。怎么才能拿到？我对这部电影有点看法，但是‘十’不是我说的。如果有的话，只有其中一个有我的内容……”

于惠永两头受气，但出于对江青的感激，他愿意照顾江青。他硬着头皮给毛泽东写了检讨，把“十条意见”全揽在自己身上，当文化部传达毛泽东《关于创业的指示》时，他含泪向公众做了痛苦的检查。

最大的灾难

1976年对于惠永来说是艰难的一年。1976年10月6日，“四人帮”被捕了，但上海的徐景贤等人并不知道。10月7日，中央在北京发现了马天水。10月7日深夜12点左右，徐景贤打电话给于惠勇，问他北京发生了什么事。那两天，俞惠永不停地给上海打电话，徐景贤让他的秘书给他们打电话。于惠永说，“首长”找不到。

1976年10月中旬，工作组进驻文化部，于惠永被宣布隔离审查。俞惠永在半年多的隔离和审查中，写了近17万字的记述材料。当时他对自己还是比较乐观的，似乎也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重视自己“音乐家、作曲家”的身份。这一点从1977年8月21日他被允许回家取一些衣服时对妻子说的安慰话就可以看出来:“考试结束后，我会受到处罚，处罚大概不会太重。回到胶东老家是件大事……”

但1977年8月中共十一大政治报告指出，马天水、于惠永、迟群等人是“政治野心家、汉奸、新生反革命分子、流氓、抢劫者”。这给了于惠永沉重的打击，让他的精神几近崩溃。

1977年8月28日晚，亡命天涯的于惠永给家人写了一封遗书:“我与四人帮犯了罪，我为华主席和人民感到难过。我应该结束我的生命。我只有死了才能赎罪...我恨四人帮和我自己:消灭老余慧勇！完全更换！..... "然后，于惠勇服毒自杀，被发现后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经医院抢救无效，于8月31日死亡。

1977年9月，中共中央作出决定:于惠永是江青反革命集团的重要骨干和朋友，属于敌我矛盾性质。他本应该依法提起诉讼，追究刑事责任的。但他既然自杀，就不会被起诉，俞惠永会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

俞惠永是粉碎“四人帮”后唯一自杀的部级干部。他死后，1978年底，他的妻子任可和于惠永的母亲回到上海居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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