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左派 “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思想论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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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受80年代末社会运动的影响，启蒙知识分子陷入失望，变法一度陷入低迷，压力弥漫整个社会，这是精神和思想反思的开始。与低调的政治改革不同，市场经济改革大刀阔斧地进行，既促进了经济繁荣，也因社会利益分化带来了各种社会问题。与此同时，随着中国社会不断融入全球市场经济体系，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正在升温，并在1999年美军轰炸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时达到顶峰。
在此背景下，20世纪90年代中国学术界争论的思想格局和内容也发生了变化，主要体现在“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争论上，引起了国内外的广泛关注，其主要参与者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启蒙知识分子。新左派阵营的主要成员有:甘阳、王晖、韩毓海、王彬彬、匡新年、崔致远、王绍光等；新自由主义阵营有刘君宁、朱学勤、徐有雨、、、、李等等。
知识分子对辩论本身的命名没有共识。由于中国复杂的历史原因和对西方发达社会的向往，“自由主义”的主张本身就具有主流意义上的天然傲慢，而“左派”则卷入了历史经验。即使加上“新”也无法抹去“左派”的历史偏见。即使过了近20年，知识界也不再争论命名本身是否具有“扣帽子”的性质。这两个能指的“所指”仍然是模糊的。时至今日，关于这两个能指的“傲慢与偏见”现状依然明显。
大多数学者在后来的思考中直接将这场争论称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或“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久而久之成为惯例。无论是在西方还是中国的语境下，“新自由主义”和“自由主义”都有其内在的差异。纵观整个争论，双方的核心分歧不在于是否认同“自由主义”，而更多的是对“市场化”等经济问题衍生出的问题的不同看法。因此，这场争论被命名为“新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意识形态之争”。
“自由主义”原本是一种以个人权利为核心政治价值的意识形态。在西方语境下，其具体内容也发生了不同的变化。“新自由主义”有多种定义，其中“美国著名学者诺姆·乔姆斯基认为，新自由主义是建立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基础上的新理论体系。理论体系强调以市场为导向，是包含一系列全球秩序观，主张贸易自由化、价值市场化、私有化的理论和思想体系。它的完成形式是所谓的‘华盛顿共识’。”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新自由主义”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日益增大。在中国语境下，“新自由主义的核心内容是激进化分权与承包制改革，在没有民主制度保障的情况下全面推进自发的私有化进程，通过立法程序将这种人为制造的阶级和利益分化过程合法化。”
20世纪90年代，新左派与新自由主义的争论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初，以香港《21世纪》杂志为中心，主要围绕当时留学美国的海外学者崔致远、甘阳的文章之争展开；第二阶段是20世纪90年代末以来围绕海南《天涯》杂志的争议。第二阶段的辩论与第一阶段相比，规模和影响力明显更大，时间跨度也更长。
20世纪90年代初，甘阳发表了《乡村中国的重建与中国文化的展望》和《反民主自由主义还是民主自由主义？”，在自由派知识分子那里引起了激烈的批判。秦晖发表《离国不离国》——中国现代化的独特模式——也谈“乡村中国的重建”，雷伊发表《什么是保守？谁反对民主？”，直接回应了甘阳的两篇文章。与甘阳相比，崔致远的左翼取向更强。他在《制度创新与二次思想解放》一文中，直接主张“中国的现代化要继承毛泽东时代的思想遗产，进行反自由主义的‘二次思想解放’和非西方化的‘制度创新’。”他的思想在知识界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并立即受到自由派学者的批评。季卫东的《第二次思想解放还是新乌托邦》、邓正来的《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辩论方法》、秦晖的《淮剧是枳壳，败者是迷:评中国特色的“新左派”》发表于《21世纪》，直接批判了崔致远的思想。崔还写了《三论制度创新与“二次思想解放”》、《发挥文化大革命中的合理因素》等文章予以回击。那么，秦晖再次称之为“制度创新”还是制度复兴？——再答崔致远先生。这是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争论的第一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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