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军 蒋晓云：“败军之后”还是“难民之后”

年轻时的江小云

我们的记者赵薇来自上海

缺席中国文坛30年的蒋小云，又回来写两岸问题小说。

20世纪70年代末，蒋小云加入朱天文、朱天心、吴念真等台湾文坛，连续三年获得联合日报新闻文学奖。与当年的文学搭档不同，蒋小云“在美国读了三年博士后，一直在高科技行业工作，直到退休”。2011年，蒋小云带着小说《桃花源记》归来，再次震惊了台湾省文坛。最激动人心的是作家张，她说“她是我的偶像”。同年盛夏，蒋小云再次推出了自己的往期作品集《落伞的日子》。之后，她开始了自己的《民国平原人民志》系列创作计划:写民国年间出生的38位普通女性，从民国元年到民国三十八年，现在已经写了14篇，收录在这部由新经典出版的《百年好合:民国平原人民志》中。

蒋小云重新拿起手中的笔，对台湾省的描述打破了大陆对台湾省只有“乡村文化”的刻板印象。谈及写作目的时，蒋晓云告诉时代周报记者，“通过台湾省家眷的优秀子女王伟忠和龙应台，大陆读者已经熟悉了台湾省的‘家眷文化’。如果你看了我的小说，就能看到那些和国民党军队一起离开家乡的非亲属、熟人、邻居的遭遇，不仅留下了我的‘祖先’足迹，也帮助大陆的‘家乡父老’拓展了视野。

关注流亡女性

蒋小云写的是经历了民国，漂泊在外的普通人的故事。蒋小云试图将从亲友口中听到的旧事与当年的时事结合起来，讲述自己的个人命运，反映伟大时代的变迁。

小说开篇第一篇名为《百年良缘》，以民国一年出生的上海女子兰为主角。她家经营着一家全国知名的企业，后来她家逃到美国，在她一百岁的时候回到上海参加生日聚会。上来参加生日会的人，要么是彼此亲近，要么是照顾亲人，所以整本书的结构都是从这个生日会开始的。12个短篇小说勾勒出民国时期14位女性的面孔，包括私奔到台湾省的面馆老板、嫁给美国自己创业的上海海滩舞女、富贵官宦夫人，以及在台湾省避居正室，再也不回大陆的情妇...所有的人物都相互牵连，这就是《民国平原人志》一书。这种结构，被王安忆称为套曲，有一套歌，有一套歌像大海。

“这个生日聚会是真的。老人的后代来自世界各地，但每个人都不知道谁是谁。这些亲戚不会说同一种语言。那时我在那里。和小说里一样，宴会真的在酒店的38楼。每个人说话都乱七八糟，一桌中国人说英语。场景是真的，老人是原型，但故事都是编的。”蒋小云回忆小说开篇，场景生动。

《百年好姻缘》中老人的原型是1949年以前在上海的富二代，然后来回上海，现在住在恒山路，老人小时候就住在那里。她现在已经101岁了。前不久，老人把最后一笔钱捐给了复旦大学、交大、北大、清华。以前，老人已经捐了很多了。1949年后，老人遭受了许多挫折，所有财产被没收，父亲自杀身亡。然而，当他一百岁的时候，他一路回到上海定居。他们是人生的赢家，只是用自己的生命奋斗了一辈子。对她来说，这就是祖国，虽然她从来不叫爱国。”蒋小云补充道。

民国编年史上有很多这样的故事。有人评论说，张爱玲写的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都市女性，王安忆写的是1949年以后留在上海的女性，蒋小云写的是这一批流亡女性。

明确“张爱玲的接班人理论”

“在我缺席的30年里，成长了许多新作家。他们不知道我是谁。他们看了我的小说，以为他们是大陆作家或者80岁的老太太。认识我的人都很惊讶，因为这个人已经失踪30年了。”笑称自己是“台湾省文坛姐姐”的蒋小云，几乎同时加入了朱天文、朱天心、吴念真等人的台湾省文坛，但后来却走上了不同的道路。1980年，蒋小云赴美留学，然后成家立业，从此在文坛上消失了30年。“在美国读了三年博士后，我一直在高科技行业工作，直到退休。”

蒋小云学生时代就开始写作了。1975年发表处女作《随园》，在台湾省文坛上享有盛名；从1976年开始，他以短篇小说《落伞的天空》、《乐山之旅》和中篇《婚姻之路》连续三次获得“联合日报新闻文学奖”，文学评论家夏志清甚至称之为“又一个张爱玲”。

这种与张爱玲的比较，在蒋小云年轻的时候就想“明了”。“我的一生并不传奇，也从未想过自己是张爱玲的接班人。其实我不喜欢张爱玲。可能是我们的文字透露了人类的世故和聪明，让人第一眼就觉得像。但是我们的基本性格不同。我天生没有那么悲伤悲观，也从来不是粉丝。几十年前，因为有人说我写的东西像张爱玲，我就去看了。我很佩服这位文学前辈的文学才华，但我并没有刻意效仿。”

“据说张爱玲对这种比较不太满意，曾抱怨:‘为什么所有女作家都要拿我比较？’其实我也不是特别佩服她，所以很随意，不生气也不是特别开心。我很喜欢那个时代的人，穿旗袍，很优雅，有自己的伦理。张爱玲对同时代的人感兴趣。当她来找我时，她会以不同的视角向上一代致敬。她的观点是观察同行，而我更像是一个观众，在远处观察一个时代的变迁。写作对我来说是最自然的事情。”肖说道。

“普通人随波逐流”

时代周刊:现在在mainland China，“家族村”文化已经成为50年代台湾省的主流文化印象，但你说1949年在台北看到的“不是败军，而是难民”。你不同意龙应台所说的“1949年后，只有战败的军队留下来”吗？

蒋晓云:八年抗战胜利后，战后台湾省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对于普通人来说，这个新地方意味着就业和创业的机会。一些东北电气工程师去台湾省救援被战争破坏的电力运输系统，一些福建的年轻医生去台北创业，一些杭州的大学毕业生去台湾省办报，一些厦门的小女孩去台北读护理学校，一些上海的技术员去台湾省发展航运业务，还有去包道度假的乖乖女。1949年国共内战时，他们都被困在台湾省，40年不准回国。

与国民党、军队没有直接关系，没有强烈政治信仰的人更多。只可能是家庭或个人与共产党想打败的“富田反右”有关联，想避开风头，等政府变天了再观望，于是跟着人去了香港或台湾省。结果40年都回不了家。

这些人都是普通人。他们不能住在政府分配的户室，即“户村”，也不能吃“御膳”。他们是一群乌合之众，因为不同的原因离开了亲人和家乡。当时，中国让他们自生自灭。他们没有选择旁站，也不想和任何人争输赢。他们只是随波逐流，努力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活下去。

时代周刊:你小时候的生活环境是怎样的？

蒋小云:小时候家里总是很忙。后知后觉，简直就是我家经常有人说话。我喜欢自己看书，从来不听大人的话。这种好性格总是受到客人的称赞。回想起来，这种美好的童年环境是我在台湾省戒严令氛围中长大的主要原因，但我对威权主义或权威一无所知。

1979年，作为文艺界的青年代表，我被邀请到台湾省“总统府”。十个模特依次和蒋经国握手，所有人都沉默不语，敬礼。我身边的大明星林凤乔，依然紧握着我的手，微微颤抖。我想，一个女明星，有哪些场景你没见过？和两个老人握手，为什么这么激动？轮到我的时候，我做了一个特别的手势，说:“你好，总统。”我姓蒋。不过，蒋经国听得一愣，大概是觉得他旁边的保镖不符合制度，所以他有点不客气地用胳膊隔开了我。当我回到家时，我不太高兴。父母安慰我说:“你愿意和他握手说话。我真的很尊重他。小江怎么这么没礼貌？”

不同于村里那种鲜明的“对领导忠诚”和“官大一级”的阶级意识，在我成长的过程中，从大陆流亡到台湾省的难民，似乎对台湾省当局怨声载道，对当时的“国家救星”更多的是意见，而不是尊重。当他们谈论领导人时，他们并不比今天在电视上责骂才真旺姆-马英九更仁慈。不尊重士兵和他们的家人。相反，他们会点名指责哪个将军不会带兵，要为输掉这场战斗负责。

时代周刊:这种分歧，还是对“兵败后”看法的分歧，是《民国志》写作的关键意图吗？

蒋小云:龙应台提出台湾省外省人都是“败军之后”的观点，我也很新鲜。我和她是在同一个“大环境”中长大的:两人都是在台湾省出生长大的，“外省第二代”，都在美国读书。也许是因为家庭背景的“小环境”不同，我对自己的人生经历有不同的理解，我倾向于认同“难民之后”。

通过台湾省家眷的优秀子女王伟忠和龙应台，大陆读者已经熟悉了台湾省的“家眷文化”。如果能看到当年没有跟随国民党军队的亲戚、熟人、邻居的遭遇，不仅我的“祖先”留下了足迹，也帮助大陆的“家乡父老”开阔了眼界。

如果我的“台湾省同胞”也能敞开心扉，想想身边的“外省人”，比如清华或北大毕业的数学、语文老师，为你配镜的上海验光师，为你爷爷定制西装的温州裁缝，你最爱的清真面馆里的北方厨师。他们都是普通人，他们教会了你知识或者提供了服务，成就了现在的你和台湾省。他们与军队和国民党没有联系，离开家乡有各种原因。唯一的一点是，他们不是“败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