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子荣 老处长忆秦城监狱：最难管的犯人是谁

“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是20世纪50年代苏联援建的157个经济和国防建设项目之一。高水平、高标准、高待遇，使秦城监狱成为特殊监管的别名。发生在秦城监狱的故事，成为了一个特殊的历史证据。

秦城监狱大门

本文原标题:何殿奎:亲历秦城监狱监管岁月

78岁的何殿奎住在北京金融街附近一个古老而安静的街区。离金融街很近，但完全是两个世界。

退休前，何殿奎任秦城监狱监察部主任，曾在秦城监狱及其前身宽德古海市监狱担任监事长近40年。几乎没有其他人能像他一样读懂中国政坛高层人物的沉浮。

“我有这样一个想法。这些老干部怎么能犯罪呢？我对此表示怀疑。为什么会有疑惑？许多案例引起了我的怀疑。‘青岛案’那么多干部被抓，都是错的；‘广东案’更大，一二百人错；五年多来，肃清了内部革命派，搞错了一批。这些老干部一定要保护好，服务好。做好自己的工作就行了。”何殿奎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最近，他和公安部另一位成员王春瑶开始合作写一些回忆文章。王曾经去秦城监狱审问犯人，了解他。用王春瑶的话说:这些小人物脑子里有太多大人物的故事。

何殿奎的记忆只能用“惊艳”二字来形容。一串名字和数字从他嘴里冒出来，没有经过思考或记忆。

独立浴室、地毯和鱼翅

何殿奎一直记得这一天:1960年3月15日，秦城监狱落成的第一天。从那天起，他一直在那里工作，直到1992年退休。

秦城监狱由苏联援建，由四栋三层小蓝砖建筑组成，编号分别为201、202、203和204。后来，参与审判“四人帮”的法官王文在《以共和国的名义判决》中写道，其设施和条件“远超当时中国普通家庭”。那是1980年，作为预审员，他在秦城监狱的监狱里生活和工作。每个监狱都有一个单独的厕所和一个带脚踏冲水的抽水马桶。

王文正可能不知道他只住在最普通的201监狱区。秦城的四座小楼，内部结构各不相同。204监区，待遇是常人无法想象的。

204的监狱占地20多平方米，铺着地毯，而它的床是一张沙发床。食品标准是在东华门“高倩供应点”按部级待遇购买。早餐有牛奶，午餐和晚餐有两个菜和一个汤，晚餐后有一个苹果。苹果刚从冰箱里拿出来，用米糠保鲜。当它被拉的时候，它充满了气息。他们还得到了固体饮料，一盒12元，每人可以泡一杯柠檬茶。方糖是白色和棕色的。每天，即使在困难时期。

给他们做饭的是刘，一个从北京饭店专门调过来的B级厨师。何殿奎第一次看到鱼翅就是在那里。他以为是粉丝，刘告诉他是鱼翅，也就是鱼翅。刘是唯一能分发海参和鱼翅的人。

每天，何殿奎给他们送饭。每人有一个四层楼的饭盒，里面有米饭、两个菜和一份汤。冬天用棉盖保暖。每个饭盒的颜色都不同，以示区别。一共15本。

这些重量级囚犯是从Kutokuhayashi监狱的“特别监督者”那里转移过来的。1956年7月，Kutokuhayashi为高级干部设立了“特别监督”区，将他们从不同的监督区集中起来。何殿奎是主管。“特约监督员”中有8人:原中组部部长饶漱石、上海市副市长潘汉年、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外贸部副部长许、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人民文学》主编胡峰以及公安部一名局级干部。

秦城监狱建成后，这些人全部转移到204监区，青岛市委书记王少勇等青岛案主犯也从外地转移，共15人。

但是他们不认识对方。了望员是严格分开的，所以我们永远不应该见面。哨兵只知道它的号码。

除了领导，唯一知道他们身份的人是204监区管理员何殿奎。

潘汉年

个人护理，潘汉年

何殿奎因为潘汉年，与这个照顾重要人物的特殊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1955年4月3日，他被紧急从Kutokuhayashi的T形监区转移到潘汉年监区。领导们看中了他的政治可靠性和年轻时的工作意愿:他只有23岁，但十几岁就去了延安，20岁入党，这已经是一场年轻的“老革命”。

那天，何殿奎记得太清楚了，因为潘汉年太特别了。潘被秘密逮捕，看守他的部队不是从那里来的，而是从北京摩托车公司专门调过来的一个排。他是整个监狱区唯一的一个。柱子是双柱，一个在监狱门口，一个在监狱门口。除了何殿奎没人能进。

潘汉年刚来的时候，何殿奎在自己的房间里住了十天，24小时专人看管。

那段日子，潘汉年几乎每天都被带去说话。他进出时必须处于戒严令之下。

说话的地方不是普通的审讯室，而是会议室，坐在沙发上说话。一、公安部一位局长主持谈话。何殿奎在他身边端茶倒水。

秦城对办案人和监督者有严格的区分。前者是预审员，只处理案件；后者负责囚犯的食物、住所和健康。没有特殊情况，前者不允许进入牢房，后者不能知道案情。只有潘汉年一个人的案子，庭审的头几天，何殿奎见证了。

谈话很“顺利”，但并不顺利。潘汉年就是不说话。僵持了几天后，公安部常务副部长许亲自前来谈话，说:“一定不要死。不信，可以给你写个条子。”直到那时他才开始说话。

潘汉年被捕后，来到北京参加全国党代会，这是为了解决被称为建国后第一次党内斗争的“高饶事件”。作为饶漱石的下属，潘汉年知道自己逃不掉，主动写下了交代材料，包括自己被扣为人质见汪精卫的事情，为“饶、潘、杨反革命集团”的成立提供了“铁证”。

不久，“饶、潘、杨反革命集团”的其他主犯相继下狱。

何殿奎记得潘汉年的号码是64，袁殊65，杨凡66，饶漱石最特别，0105，整个监狱都是独一无二的。他还是不明白为什么。

谈及自己对情报界传奇人物潘汉年的印象，何殿奎说自己矮、胖、文静，“一个很稳重的人”，从未看到自己的情绪变化。他有规律的生活，晚饭后他会闭上眼睛在床上冥想一个小时。只是看到这个奇景，哨兵以为他死了，有一次跑去报告何殿奎。潘汉年在狱中写了一部小说，讲的是一个拉大车的人，后来找不到了。

从1963年到1964年，204监区的犯人陆续获释。潘汉年被安置在秦城监狱家属区，何殿奎还在照顾他的生活。那段时间过得很开心，经常去南水库钓鱼，去附近的小汤山镇散步，和何殿奎有说有笑。然而，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到来，这些日子彻底结束了。

“早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

文革开始后不久，杨凡、饶漱石、潘汉年再次入狱。

潘汉年回国的秦城，不再是文革前的秦城。《旧公检法》的管理制度被造反派称为“修正主义”、“勾结犯人”，全部取消。1967年11月，秦城被军方控制。原监察干部全部下放“五七干校”。

何殿奎离开秦城五年。直到1972年11月才转回。他是最早回来的两个人之一。

秦成有一张截然不同的脸。因为住的“走资派”太多，秦成建了两栋四层的红砖小楼，编号205和206。监狱名称也改为“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第七大队”。

何殿奎告诉记者，“秦城监狱”在文革前不叫这个名字，叫公安部预审局，叫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看守所。文化大革命被军事控制的时候，写报告。这笔钱是由“七旅”支付的。丞相看了，道:“什么七旅不是秦城监狱？”从此，秦城监狱开放。然而，这个名字从未在官方文件中出现过，也没有被列出来。官方名称仍叫公安部预审局。

何殿奎从五七干校回来后被分配到201监区。当时，201人拘留了89名科级干部。他是“领导”之一，但他不能承担责任。上面有三个武学干部，他只能参加会议。

不久，秦城监狱发生了一件大事。铁道部原副部长刘的妻子致信，揭露了秦城监狱恶劣的生活条件。1972年12月，毛泽东在信中写道:“请总理照办。谁规定了这种法西斯审查制度？所有这些都应该废除。”工作组进驻秦城监狱，与在押人员逐一交谈，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何殿奎回来的时候，发现了很多老熟人。公安部有8名部长，201年有5名。当你看到他们在了望时，你只能点点头。

潘汉年等人也被关在201。潘汉年老了不少，头发都快掉光了。那些年，我吃包心菜，但看不到肉。

当时，秦城监狱最引人注目的是三个倒下的文革新贵。中央文革小组原成员:6821，戚本禹；6822，王力；6823，关峰。也就是1968年进来的21号、22号、23号。这种编号方式自文化大革命以来一直延续至今。

何殿奎说，这三个人，王力，都很老练，大体通情达理；关峰疯了，经常在街上骂人；戚本禹是不讲道理的，“他从造反开始”。戚本禹是个“麻烦主管”。他经常在晚上大喊大叫，让邻居坐立不安。他还用卫生纸堵住门上的玻璃观察孔，和哨兵打架。他还说:“我早就知道秦城有个何殿奎，看你给我采取什么措施。”

那是七月。何殿奎把戚本禹搬到没人住的三楼，让他出声。然后他打开外面的木门，只关上里面的铁门，并让他喂蚊子。戚本禹喊来贺殿奎，为什么让哨兵说“出差”？过了三四天，受够了苦的戚本禹终于愿意“说话”了，他基本服从了。

审判时的陈伯达

秦城监狱最难缠的人

但戚本禹并不是最难管理的。1975年4月26日，何殿奎被调到204监区，升任科长。他专门负责管理“头脑太鬼”的最难缠的人。他曾是中央文革小组组长陈伯达。

陈伯达是秦城监狱的一个特殊人物。他是毛泽东“五大秘书”之首，由于年龄原因，他强调要绝对保证自己的安全，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以利于“活证据”的保存。他被安排一个人住在204监狱的二楼，两个哨兵日夜监视着他。他在监狱里总是靠墙表演，这让监狱越来越紧张。

何殿奎是专门叫来啃这块硬骨头的。他先搬到了陈伯达旁边的监狱，经过一周的近距离观察，他认定他的死只是一个姿势。有一天，陈伯达又想撞墙，被哨兵抱住。何殿奎到了之后，叫哨兵放他走:“我今天要看你在陈伯达头上打个血花！”陈伯达陷入了沉默。

1976年，陈伯达又开始折腾了。他说他的腿不会走路，他每天都爬上厕所。何殿奎估计是装的，就让王医生告诉他，如果不起来运动，腿就永远站不起来。陈伯达很害怕，问他能不能靠拐杖。何殿奎说好。“别问了，我当场就答应他了。”

何殿奎知道，陈伯达只是想引起人们对他被遗忘的角落的注意。1976年9月，毛泽东逝世的消息见报后，他重燃希望说:“毛主席善后工作完成后，江青同志要派人来找我谈话，我的问题就压在她身上。”

但他来的时候，江青自己却被扔进了秦城监狱。

何殿奎在204监区工作至1985年，晋升为副局长，离开监管一线。临走时，陈伯达等人已经保外就医，王冠淇也相继获释。潘汉年因病在湖南劳动改造林场去世，并没有等到康复的那一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