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绩伟 胡耀邦为何赢得人民群众衷心爱戴与怀念
清波大师史策不为人知
1989年4月15日7时53分，胡耀邦逝世。他已经离开人民30年了，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为什么胡耀邦被人们广泛喜爱和铭记？
倡导思想解放。众所周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是在胡耀邦的支持下发表的。这一思想提出后，迅速突破了“两个凡是”，掀起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进而引发了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和波澜壮阔的改革开放。国家一直走在正常的发展轨道上，无数人从中受益。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南京大学教师胡福明起草的，经过许多理论工作者反复修改。主持党校工作的胡耀邦非常欣赏这篇文章，认为它是在思想理论战线上把握拨乱反正这个关键问题的好文章。1978年4月，《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手稿由“理论潮流”小组修订，送胡耀邦阅读。在胡耀邦的指导和认可下，文章于5月10日发表在《理论动态》上。5月11日，《光明日报》第一版刊登了这篇文章。第二天，《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全文转载。当时坚持“两个凡是”立场的人对胡耀邦施加了巨大的政治压力。他们采取了各种措施来阻止对真理标准的讨论。胡耀邦后来回忆这段情况说:“当时的情况确实不清楚。”
平反冤假错案。1977年12月，中央组织部在胡耀邦的领导下，突破“两个凡是”的桎梏，开创了在全国范围内执行干部政策、纠正冤假错案的局面。郭罗基回忆说:“他在中组部平反冤假错案时，一年处理信件4000多封，平均每天11封，比庞统处理《三国演义》积案的效率要高得多。因为自己的事和别人的事，给领导机关写了不少于30封信。只有耀邦每次都交代了，其他人都在沉入大海。”胡耀邦坚持实事求是、纠正错误的原则，提出了一切不真实的话，一切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方法，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无论哪个层次、由谁来纠正。
到1985年，全国纠正冤假错案工作基本结束。据不完全统计，经中央批准平反的冤假错案有30余起，影响较大。全国300多万干部冤假错案得到平反和纠正。47万多名党员恢复党员身份，数千万无缘无故遭受集体惩罚的干部群众获得释放。胡耀邦在“匡扶冤假错案”的同时，悄然废除了以“五种要素”为代表的贱民阶层。当时中国的“五类分子”及其子女估计有上亿。胡耀邦的贡献不亚于林肯解放奴隶。
风格很民主。胡耀邦以身作则，清正廉洁，生活简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非常亲民民主。《人民日报》前总编辑胡绩伟回忆说，《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文章，胡耀邦打电话来问是否在为某人辩护。聊了几句之后，胡绩伟觉得胡耀邦的说法有点离谱，问道:“你看了这篇文章没有？”胡耀邦很老实地回答:“哦，我还没看呢。”“不看怎么能给出自己的意见？”“好吧，好吧，好吧，等我看完再说。”
胡耀邦执政期间，思想开放，作风民主。深圳蛇口的民主直选改革是他一生的经典。胡耀邦留下了一句经典的话:“人民不欢迎我们，我们就该下台了。”胡耀邦去世后，人民群众自发地以各种形式表达哀思。
文化氛围轻松，1979年。胡耀邦在中间宣布了部长。他指示中共宣传部与有关部门召开一系列文艺工作会议，总结30年来党领导文艺的经验教训。他在谈话中指出，过去30年的经验教训，什么时候放开百花齐放，文艺就会繁荣起来；当控制太死，音调太高，棍棒太多，文艺就不能产生什么。在文化部举办的全国艺术教育大会上，胡耀邦希望文艺界将来产生鲁迅、梅兰芳、聂耳、冼星海。
1985年8月，胡耀邦任命时任贵州省委书记朱厚泽为宣传部长，朱厚泽提出了著名的“三宽”政策:宽松、宽容、大方。在胡耀邦、朱厚则的文艺自由主义政策下，80年代成为中国文化繁荣、思想自由的“黄金时代”，是文艺青年艺术家白衣飘扬的时代，被无数知识分子怀念。
热爱知识分子。原中组部常务副部长李锐说，胡耀邦学习好，一生重视知识，特别是有知识的人。他经常说要照顾知识分子，不遗余力地为他们平反冤假错案，尽力保护他们不受惩罚，注意充分发挥知识分子在社会建设中的重要作用。
作家柏华回忆说:“1979年冬天，我在第四次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上作了《没有突破就没有文学》的发言。《人民日报》发表后，国内外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看完这篇演讲，胡耀邦告诉我，他同意我的大部分观点，但只觉得第三部分讲的是知识分子的安全，他觉得没必要担心。并重申了自己一贯的主张:再也不可能用一部作品和某些言论来归罪知识分子，更不可能发动一场政治运动。”
冰心在胡耀邦去世后评价他:“我还是这么说:他是个伟人！该死，别死，我是说我自己，我快九十了，没死；他只有73岁，但他死了。他是我们知识分子的心腹，为我们说了很多好话，做了很多实事！”
从上面可以看出，人民和知识分子是真心喜爱和怀念胡耀邦的。胡耀邦的历史功绩和个人品德是主要原因，当然也有一些现实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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