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线交锋 未染硝烟的将军：共产党“大特务”李克农

没有硝烟的将军——访李克农的大女儿李宁和二儿子李丽

面试时间:2002年4月

面试地点北京复兴路

受访者李宁，陕西省公安厅原厅长李克农的长女

李立，李克农次子，原交通部副部长，总参谋部

采访者汪哲

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首次实行军阶制度，一位从未指挥过火线对抗的神秘人物也被授予上将军衔，即李克农。在没有硝烟的隐蔽战线上，他的功勋早已不为人知。

“他桌子上的东西都不能眯着眼睛看。”

在中国恐怕很难找到这样的家庭:孩子不准碰任何属于父亲的东西，动了就会挨骂。孩子不知道父亲到底是做什么的，只知道都是因为父亲叫李克农。

记者:很多将军都有一些不同于常人的生活习惯。李克农将军长期领导隐蔽战线工作。在很多人眼里，他的工作和生活都笼罩在一层神秘的面纱之下。你和他住在一起很久了。在你看来，你父亲有哪些独特的生活习惯？

李莉:我爸爸的工作纪律很严格。他养成了长期保守秘密的习惯。我们住的是四合院，老式的房子，办公室访客都在他家，他的卧室和卫生间也是刚交房。所以我们回家的时候，只要他工作，我们尽量不要进他的办公室。他想接待来访者，所以我们远离，我们不听他们的。

有时当他星期天不工作时，我们带孩子坐在他的办公桌上。孩子们有时玩他们桌子上的东西。当他们回来时，他们立即发现，“谁动了我的桌子？”他知道桌子上的所有东西以及它们在哪里。他知道他的铅笔和砚台放在哪里。他记得钥匙卡的号码，哪把钥匙开哪把锁。别人不能碰他的东西，不然他一回来就知道了。

母亲去世后，我们怕父亲有一段时间哮喘，就轮流睡在他家照顾他。我发现他有个习惯，每天晚上睡觉前都会亲自检查所有房间，看看门窗是否关好锁好。

记者:你家里有这么多老照片，很多都是你爸爸的。将军生前很喜欢拍照吗？我看到一张他抱着几个孩子的照片。

李莉:我爸爸喜欢拍照。我们带孩子后，他和四五个人合影。有一次，他非常高兴，在晚餐时给了我们每人一张照片。我们看到的时候，是一张解放军穿军装、戴警徽的半身照，什么都没有。这样的照片有很多。你把它们给我们是什么意思？他说，照片你们都留着吧。我还不能告诉你这张照片。直到他死后，我们才知道这张照片。照片中的男子是日本共产党总书记，著名革命家。由于当时的日本共产党不是合法政党，他们在50年代初通过工作关系偷偷把他带到了北京。

我们永远不知道父亲做了什么。他想谈谈，开个会。孩子们不能出声，也不能走开。他工作，我们不能看他的办公桌，不能看他桌子上的任何东西，甚至不能侧身看。我们也不能问这些事情。我们后来才知道他隐藏的战线。

记者:一般来说，老年人比较怀旧，喜欢和年轻一代一起背一些往事。将军亲自告诉你他过去的事情了吗？

李莉:我们家有两样东西和普通家庭不一样。一个是我们这些孩子长大了都成了少年，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样子；二是我父亲在社会事务部工作，负责我们党的地下工作。然而，他从未告诉我们他在地下工作中做了什么，做出了什么贡献，我们也永远无法询问。我们不知道我父亲做了什么，包括中央特科这么大的事。他死前从未对我们说过一句话。

记者:你是怎么知道父亲小时候的过往经历的？

李莉:我们知道这是在他死后发生的。有些书上说他和一些同志在上海为保卫党中央作出了重要贡献，但我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他自己已经去世了，我们没有地方去问。隐蔽战线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这是我们过去不知道的。我父亲去世后，有件事让我们很惊讶。朝鲜金日成派代表团参加了悼念活动。除大使外，代表团还派出了一名国务院副总理级的人员。这可能是由于朝鲜停战谈判，我们仍然可以理解。我们可以理解胡志明的这番话，因为胡志明在桂林八路军办事处时，他的父亲是俱乐部主任。我们想知道为什么其他一些国家的共产党也发了慰问。

记者:将军去世后，随着很多原本保密的事情逐渐被揭露，你心中的一些疑惑是否被一一解开？

李莉:是的。我在延安的时候，就知道胡宗南的部队进入延安后是怎么表现得像傻子一样。我们是彭老总，两万多，胡宗南三十多万。我们怎么能轻易打败他们，而他们根本找不到？我们离他们很近，只有两英里远。为什么我们能打败他的军队？那时，我们知道毛泽东命令我们像上帝一样战斗。其实我们都提前知道了敌人的一举一动。

共产党的“大特务”

毛泽东曾经邀请李克农一家吃饭。席间，他和李克农的女儿李冰开玩笑说:“你知道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吗？他是‘大特务’，但也是共产党的‘特务’。”

记者:我们都在小说或者故事片里看到过很多地下工作者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场景。你知道他特殊任务的一些细节吗？据说他在上海科特时曾隐瞒身份，长期在国民党当局工作。那时，他经常不得不伪装自己。

李莉:我爸爸很会伪装自己。他家境贫寒，但在国民党当官时，不能装穷，只能装富。有一个人实际上是他父亲的交通警察，但他经常假装是他的仆人。他经常在办公室当着别人的面骂这个人。过了一会，我说饭不好吃，骂:你怎么这么笨？为我再做一次。我故意在外面装腔作势，但我回家就没事了。

记者:是不是有些“玄机”？你问过他吗？

李莉:解放战争时期，西柏坡有一个军事侦查执行部门，其活动经费由后方中央政府提供。有一次，父亲想给军事调查执行部寄钱。当他上飞机时，他带了一个装有金条的包。当时在父亲的办公室，我说，我会和你一起去机场看看，我会提到包。那个包太重了！我父亲说:“你怎么能这样做？你应该把它夹在这里，像一个轻的东西，这样人们就不会怀疑它。如果你觉得很重，人们会怀疑你包里有什么，会检查它。”

记者:你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父亲工作的特殊性的？

李莉:我们不知道他到底是做什么的。毛主席邀请我们全家去杨嘉玲吃饭。吃饭时，他问李冰:“你知道你爸爸是做什么的吗？”李冰摇摇头，毛主席说:“你父亲是‘大特务’，但却是共产党的‘特务’。”

记者:提到“隐蔽战线”，似乎很容易联想到普通人心目中的“间谍”、“暗杀”、“阴谋”等字眼。你研究“共产党隐蔽战线”很多年了。你认为共产党领导的“隐蔽战线”和其他“特务组织”有什么区别？

李莉: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引下，我们党的隐蔽战线形成了我们共产党独特的工作作风和优良传统。这和苏联的克格勃，美国的CIA是不一样的。这取决于金钱、美貌、匕首和手枪...不是这个，我们也没有这个条件。那我们靠什么？我们依靠我们事业的正义和人民的友谊，所以有许多民主党人转向共产党。我知道我们有很多同志在地下电台工作，也就是在一些民主人士的家里，他们保护我们，支持我们，在各方面帮助我们。

我们对人的态度是:我们关心别人，别人也关心我们。这是共产党隐蔽战线成熟的表现。我想我们有自己的方法。

张治中先生给蒋介石作了一个关于隐蔽战线斗争的报告:戴笠为什么失败，是因为像戴笠这样的中、军级的国民党人，性格比共产党隐蔽战线的人要低得多。他们人品不好，只知道钱，胡来，共产党里都是优秀的人才。

记者:据说解放战争中，国民党800万军队中有相当一部分是通过隐蔽战线消灭的。我们应该如何正视隐蔽战线在革命历史上做出的贡献？

李莉:毛主席说，解放战争是我们情报战线人员的活跃时期。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辉是我们的同志，白崇禧的机要秘书谢和赓是共产党员。国民党国防部总机中共党员有七人，有的随国民党去了台湾省。有些同志的家庭历来被当作反革命家庭对待。所以，隐蔽战线上的同志真的是可歌可泣。他们生前冒着生命危险为党工作，死后却因为需要而无法公开，得不到应有的荣耀。我认识一些同志。我知道他的事迹，他是一名党员。现在我不能谈论他。

记者:我觉得，作为隐蔽战线的领导者，你父亲的工作压力肯定是常人无法比拟的，因为他心里只能藏着一大堆话，不能告诉任何人。

李莉:当然，隐蔽战线的工作也有失误，我父亲此时心情特别不好。我记得最重要的有两次:一次，解放战争时期，我们北平的地下党被破坏，损失了100多人。当时父亲心情不好，但是心情不好，说不出来。我妈妈向他要一个秘书，但他不能告诉我们。我们只知道他心情不好。第二次是解放初期，台湾省的一个地下组织被摧毁，损失巨大。父亲睡不着，就找人谈了会，给中央写了检讨。

给你妻子四个字

李克农离家多年，生活的重担全在妻子赵颖的肩上。他们在《你要去哪里》中出现过几次，他们的妻子一生都在坚定不移的感情中承担了更多的艰辛。李克农对妻子很尊敬，有一次在儿子的婚礼上，他哭了。

记者:你能谈谈你父母之间的一些事情吗？你的母亲赵颖和你的父亲可以说是一对经历过你将何去何从的患难夫妻。据说你父亲对她评价很高。

李莉:我妈妈是个有文化的人，她的教育和我爸爸差不多。她去了南京师范学校。当时满清政府被推翻，女孩上学不容易。我爷爷在家里开了一家照相馆，经济条件比较好。他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两位老人仍然思想开放。我父母是1917年结婚的，婚后我妈也没去上学。

我父亲以前在芜湖县国民党县委宣传部负责宣传。他在大革命时期积极参与国共合作，是当地的名人。他创办了民生中学，并成为校长。这所民生中学是一所面向被教会学校开除、无处上学的学生的中学。

记者: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作为共产党员，你父亲被通缉。据说你母亲帮他逃脱了国民党的追捕。你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这个事件的情况吗？

李莉:我们隔壁的一家布店有很多布。我妈用布条帮他跑下阳台，躲过了国民党的突袭。我们家被抄了，父亲从芜湖逃到长江北岸一个叫毓秀口的地方，藏在那里。他和钱杏邨一样，是英格丽德和王绍春。这些当地有名的共产党员再也待不下去了，都跑到河对岸躲了起来。结果，敌人发现了，派军队去抓他们。我妈怀孕弄了个小木船，冒着生命危险。她在敌人面前向他们通风报信，让他们离开。结果，敌人扑向空，然后他的父亲搬到了上海。

记者:据我所知，你们家是一个大家庭。你父亲离家后，你家靠什么生活？当时你家有什么收入？

李莉:我爸爸走后，就没有消息了。我妈妈在家很难相处。她当过小学老师，挣了几十块钱养家。我们家有十几口人，除了孩子，还有爷爷奶奶，还有两个叔叔和三个叔叔。我爷爷以前有工作，后来失业了，就靠房子收一点房租。

记者:你知道我父亲去了哪里吗？

李莉:1930年，我父亲是上海科特的一名股票经理。如果你没有家庭成员，人们不会相信你是这样的官员，甚至没有妻子和孩子。因工作需要，他带着我妈、我哥和弟弟从老家来到上海，在科特做掩护。1931年，中央特科主要领导顾造反，父亲立即报告党中央迅速转移。他最后通知了钱壮飞的家人，钱壮飞的妻子姓张，让他们赶紧搬走。回头一看，他想通知家人。他走到巷子里，进不去，只好回去，我妈带着两个孩子上街。

记者:后来你妈妈带着孩子回了老家。事实上，从那以后她就再也没有家人的消息了。作为共产党员的家属，你们全家是不是太不安分了？

李莉:我们小的时候受国民党教育，一直被称为共产党的“土匪”和“猪头”。当时到处都有反共产党、消灭共产党的言论，比如“共产党杂婚主义”、“共产党杀人放火”，都见诸报端。但是因为我们母亲的存在，我们都知道我父亲是共产党，我们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从小到大，国民党的宣传对我们一点作用都没有。我们对共产党很好奇，知道共产党是好人，不像国民党宣传的那样，但不知道共产党在哪里，父亲在哪里。

记者:其实是你妈妈一个人撑起了这个家。那段时间你妈妈给你留下了什么印象？

李莉:我妈妈一直很坚强，很坚决。我父亲是共产党，她当时是“反革命家属”，但她不卑不亢。我母亲直到1940年才正式入党。在此之前，她没有告诉我们她的父亲，但我们知道他的父亲是共产党。我小时候不是领养到爷爷家了吗？有时候回家和妈妈睡一张床。当我从睡梦中醒来时，妈妈还在那里批改学生作业，或者缝补衣服、补袜子、补衣服。我们家有祖父母。按照老家庭的规矩，吃饭的时候，爷爷奶奶带着男人和孩子上桌吃饭，三个儿媳只能替别人拿饭。家里的主要收入靠我妈，我爷爷很尊重她。他叫我妈妈赵先生，而不是她的名字，但是我妈妈对自己要求很严格。我的阿姨们不在餐桌上吃饭，她也不。吃完后，我们收拾好东西，去厨房和他们一起吃饭。

记者:你父亲有没有表达过对你母亲的愧疚？

李莉:1950年，我哥哥结婚了，邀请了一些人去朝阳门吃饭。我父亲说话时哭了。他说，我为赵英同志感到难过。这些孩子都是她带大的，我没有尽到父亲的责任。他在受苦，我们也是。

记者:你妈妈在世的时候，有没有经常回忆和孩子在一起的那些艰难日子？

李莉:我妈妈从来没说过她受了什么苦。她经常告诉我们的一件事就是努力工作，做一个好人。第二个就是我们不要有伤害别人的心，也要有阻止别人的心。我们做事应该小心。

所以，母亲去世后，父亲给了她四个字:母仪模特。

债务人来了

1937年李克农回家时，戴着一顶大礼帽和一个皮包。女儿李宁开门后，赶紧关上门，向爷爷报告:“爷爷，债又来了。”

记者:如上所述，革命战争时期，你父亲长期与家人隔离，甚至多年没有消息。家人什么时候知道他还活着？

李莉:长征的时候，爸爸妈妈用暗号互相通信。我父亲有时会用这些暗号回信:“商店经营得怎么样？”。我妈知道他还活着，但长征后联系断了。

1937年，那时候国共合作越来越好。我父亲给他的家人写了一封信，说他在“公户”手下工作。“公户”是周恩来。周恩来以前有胡子，所以他被称为“公户”。当时，全家人都不知道他在那里，也没有死，但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哪里，做什么样的工作。

记者:据说抗战初期你父亲来过一次家。那年你离家的时候，你的弟弟妹妹都比较小。作为大女儿，这么多年后再次见到父亲，你有没有觉得很亲切，很激动？

李宁:我父亲那年回家过一次，路过。我回家时不认识他。他戴着一顶礼帽，穿着一件长衫。当时我们家经常有收租的、收税的、欠债的。我爷爷害怕这些，所以当我看到有人来的时候，我告诉我爷爷债务人来了，我爷爷跑上楼。后来父亲说:“我是基农！”当我爷爷听到他的声音时，他下来和我父亲聊了一个小时，然后我父亲就要走了。我爷爷对他说:“我们家这么困难，你能给我们留些钱吗？”因为我看到他是坐车回来的，其实是办公用车。父亲说:“我身上没带钱。我的钱包还是公开的。”祖父说:“你不是共产党的官员吗？”父亲说:“共产党的官员和国民党的官员不一样。共产党的官员只为人民做事，不为钱。”我妈知道这个情况，说:“没钱，就走吧。”

记者:您的父亲，作为军队的高级将领，后来又担任外交部副部长，一直都是身居高位。生活中他对你有什么样的要求？

李莉:我父亲要求我们的孩子不要过奢侈的生活。花钱和摆架子是我父亲不能接受的。李冰当时是医院副院长，坐车回家。有一次，父亲见到她，说:“大官来了，去哪里？”突然，李冰被讽刺得再也不敢骑车回家了。我们从未坐过我父亲的车，包括我母亲。他们一起出去开别的车。

年轻的时候头发很多，不太注意整洁。我有时会摆弄我的衣服，然后去找我父亲。他看完之后非常不开心。妈妈赶紧拿梳子给我梳头。于是，我把头发梳整齐后，就去找他。

记者:据我所知，延安时期，有很多高级干部的子女被送到苏联留学，但你们的兄弟姐妹没有一个留在苏联。为什么呢？

李莉:我们几个孩子也给爸爸出主意，说:“别人家的孩子都走了，为什么我们都在这里，能不能上一两个人，我们没上过学，成绩也不比他们低。为什么他们能去，我们不能去？”父亲又骂我说:“中国这么大，等不及你了。我必须去那里。”那我们就完全不提了。

当我们这些孩子到达延安的时候，我父亲希望我们学习一些真实的东西，而不是笑啊笑啊。我们看到，从事职工工作和政治工作的人，发展很快。但是，父亲坚持要我们搞无线电和技术，很无聊，没有发展前途，所以我们不想做。当时我们想:为什么要这么多人做这个？父亲责备我们，说我们应该诚实，在革命工作中努力学习。

记者:从你父亲留下的许多照片中，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服装几乎随时都是整洁精致的。他的衣柜很有钱吗？

李莉:虽然我父亲是高级领导干部，我母亲的水平很高，但他们去世前都很艰苦朴素。我父亲在外交部工作。他有两套西装和两双皮鞋。外交官外出时，穿着整洁，但通常不穿。他们通常穿布鞋。他有一块黑色的呢子，他一上班就穿。他的袖子被擦亮了，他的衬衫和袜子被他的母亲缝补好了。我妈比较单纯。母亲去世时，妹妹整理母亲的遗物时泪流满面。很难看出她妈妈基本都是打补丁的衣服。

记者:将军死后给你留下了什么？

李莉:我父亲去世后，他办公室所有的文件资料都组织上清理了，我们根本没有插手。所有的房子和家具都无条件地移交给公众。他的书和生活用品都留给了我们的孩子，还有一些生活照和个人照，他这些年的积蓄，大概一万多元，都分给了我们的孩子。一个人拿到3000块钱，我们不需要，但是要传下去。

不要在冷战中改变

1951年朝鲜停战谈判开始后，毛泽东秘密派李克农主持朝中谈判代表团与美国谈判。当时他患有哮喘和心脏病，处于昏迷状态。中央政府派人去换他，他却说:“冷战不要换。”

记者:据说你爸爸一只眼睛瞎了。这是真的吗？

李莉:当他从芜湖去上海时，他的眼睛流泪了。那年到上海，跑地下刊物做宣传，没钱油印，就自己刻蜡版。雕刻模版条件不好，光线暗。我躺在那里，雕刻我的眼睛。我父亲工作时非常无私。因为没钱，去医院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糟糕。一只眼睛没做好，另一只眼睛瞎了。

记者:他的眼睛如何影响他的工作和生活？他通常如何阅读文件？

李莉:他很难读懂东西。他阅读文件不仅需要眼镜，还需要一只手拿着放大镜。每天，他只是躺在桌子上，一行行地读。他在上海的时候，曾经护送过刘伯承一次，刘伯承也有一只眼睛。当他们坐在火车上的时候，你看着我，我看着你，说当我们放在一起的时候，我们有两只眼睛。

记者:你父亲晚年总是生病。这和他的特殊职业有很大关系吗？

李莉:长征期间，上海的条件也很艰苦。他是国民党的官员，他当官花的钱是党的活动经费。他自己的生活很艰苦，经常当马前卒。冬天在当铺典当夏装，夏天拿其他东西当典当，赎回冬装。这样生活，在外面装成这样，其实很辛苦。

他确实工作过度，每个人都知道他病了。1957年，他进毛主席家时，突然晕倒，朱先生和毛主席都扶他休息。他在延安的时候，哮喘咳嗽，生病了，毛主席去看他。

记者:据说1951年，你父亲被秘密派往朝鲜主持停战谈判时，病得很重，没有让任何人代替他。

李莉:因为知道自己有哮喘，所以晕倒了好几次。中央政府派吴秀泉接替他。当吴秀泉去的时候，他的父亲说:“临阵退缩，你不会改变你的将军。不是我不相信你。现在我对这里的情况已经很熟悉了，你对这里的情况不熟悉是需要时间的。谈判非常困难。你来了真是太好了。呆在这里，熟悉一下情况。等我坚持不住了，你去吧。”这个报告是向中央报告的，中央同意了。

记者:你对他生病时的精神状态有什么印象？

李莉:我父亲工作很努力，没有告诉家人他是否生病了。1960年母亲去世，父亲以前的生活完全靠母亲安排，吃多少，喝多少，什么时候吃药。母亲去世后，对他影响很大。他的生活一团糟，没有人照顾他。我们离得很远，他什么也没说。我父亲病了，所以他只把它记在日记里，别人不知道。

最后一项重要任务

1957年，李克农病重，他知道自己的生命越来越短，于是恳求中央调查上海科特当年的一些遗留问题，让那些尚未执行政策的隐蔽战线的家属有安全感，得到照顾。这是李克农最后一部重要作品。

记者:将军去世前几年，恰逢中国三年自然灾害。当时你家的生活状况如何？

李莉:中央对他特别照顾，按照副总理的一等待遇给他供应，一个月无非两斤糖，几斤肉。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我们回家后，都把粮票和油票交给妈妈，减轻他们的负担。他们也很照顾自己的孩子。当时没有油，每餐都是两荤一素炒。他希望孩子们，尤其是孙子们，能吃得更多。我们也有意识地把荤菜放在父亲身边，希望他多吃点，但那时候，父亲的身体已经一天天地垮了。

记者:大家是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他的健康状况很严重的？据说将军最后的执念是他隐藏的前作。

李莉:1957年我得病过一次，在院子里，刚吃完午饭，突然晕倒，倒在石头台阶上，摔断了头。当时我处于昏迷状态。后来被送往北京医院抢救，抢救一个月后仍不省人事。当时，周恩来、贺龙、彭真、张爱萍和许多同志都去看他。我妈说她快死了，得做好善后准备。后来找了天津的脑外科医生赵，赵医生给他做了手术，人慢慢醒了。从那以后，他也知道自己做不到。他给中央写了一份报告说:“为了不影响我的工作，我不能从事一线工作，但我希望从事上海科特的工作。科特有一些遗产。有的老人，有的幸存者，没人关心，还有的不了解情况。”因为在当时“左”的气氛下，不清楚那些人是共产党员还是坏人，所以他写了一份报告给邓小平，邓小平同意了，于是他带了几个人去上海。

记者:你还记得将军去世的那一天吗？

李莉:1962年，开了一个7000人的会。我父亲白天去开会，回来后记日记。父亲于2月9日去世，我的日记一直写到2月7日。2月7日，我只写了一个日期，然后就再也写不下去了。他病得很重，每天晚上都咳嗽。2月9日上午，杨成武同志回家谈工作，劝他住院，但他还是坚持不去。下午邓鹰巢同志来了，邓鹰巢同志跟他很熟。他不得不说服他留在医院，并立即打电话给医生，把他送到医院。三四点送，七八点不送。

1962年，中情局得知李克农的死讯，喜出望外，宣布休假三天，这在中情局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朝鲜谈判期间，被毛泽东任命坐在开城的将军曾经“坐下！”三个字以整整2小时12分钟的无声对抗创造了谈判史上的纪录。他的战场或许不是战火纷飞，他的故事或许鲜为人知，但山河会作证，历史和人民会铭记这位没有被硝烟暴露的将军的丰功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