匪徒们 败兵成匪：听听被剿灭的土匪们怎么说

败兵变土匪:1949-1952年土匪的过去

黄

文化艺术出版社

第一版，2011年4月

第302页，29.80元

1951年4月29日，解放军某团在广西剿匪斗争中立功，与群众合影留念。

剿匪的历史大部分来自胜利者，而来自被镇压地区的土匪的声音非常微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这种情况在《败兵变匪》中得到了彻底的纠正。

徐有伟

“老乡！我们是来山区消灭反动派的工农战士...“去年八一建军节前夕，作者和儿子看了现代京剧《智取虎山》。记得从70年代初上小学开始，在老师的安排下，在小学附近的大光明电影院看了无数遍电影版《智取虎山》。这些经典台词像洪流一样背下来，看舞台版是世界上第一次。我们这些60后印象中的土匪，是按照《智取威虎山》中威虎山的模式建立起来的，是伴随着剿匪的影视作品成长起来的——从“文革”时期的《智取威虎山》到改革开放初期的《英雄与老虎》重新出现在银幕上，再到电视剧《湘西剿匪》。作者是在90年代初才进入民国史研究的，才真正体会到解放初期与土匪的波澜壮阔的斗争。

中国军事科学院军事史研究所研究员邓称自己是中国第一部剿匪史专著。进入新世纪后，剿匪史研究进展迅速，其中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史料丛书编委会主持的《剿匪斗争》系列就是其中的代表作之一。2009年，解放军出版社出版《新中国反匪纪实丛书》6种，250多万字，按东北、华北、华东、西南、西北、中南等大军区划分，价值不言而喻。

但这些叙事中有一个普遍现象，几乎都是对土匪即胜利者的记忆、记录和研究，而对来自被镇压地区的土匪的记忆和记录则完全缺失，影响了土匪整体历史的还原。但是很难弥补这个角落！

广西历史上有一句话，兵匪共起。此地旧官李宗仁叹道:“兵来将去，兵来将去，无药可治。”解放初期，全国到处都是土匪，到处都是土匪。为什么要特别关注广西的土匪？这是因为广西的土匪与众不同，在国内外地位显赫。首先，以李宗仁、白宗羲为首的桂系在执政期间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广西的军事和社会基础。早在20世纪30年代，桂系就推行“自卫、自治、自给”的所谓“三自”政策，在全省各地建立了民团制度。

其次，1949年10月，广西军队打败广西后，发动“全面战争”，企图抵抗到底。他们还计划安排一批特务和军政人员潜伏在广西各地，企图内外卷土重来。此外，在广西战役中被打散的国民党军官兵后来都逃成了土匪，而这些由各种人员组成的土匪，往往有着出乎意料的强大战斗力。

第三，广西历来以土匪多、老军官多著称。广西的地理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形成了“无山、无山、无洞、无匪”的奇特现象。

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广西靠近广东。北京高度警惕台湾省国民党登陆广东反攻大陆，广西土匪趁机附和！从1950年11月到1951年5月的短短半年时间里，毛泽东给广西发了21封直接和间接电报，这可能是给其他地区发的最详细、最具体的电报。最著名的无疑是1950年11月14日措辞严厉的电报:“广西在全国各省剿匪工作中表现最差，原因是领导方法有严重缺点。”毛泽东指示华南分局和中南军区的负责人立即去广西监督部队，但是，“如果有成绩，那就回来，否则不回来”。因为毛泽东充分认识到“只要完成广东的土改，消灭广西的土匪，即使蒋介石登陆入侵，也很容易对付。”

领导的担心导致上下团结，自然大家都开心。到1952年底，持续了三年——这个时间相当于解放战争的时间；歼灭土匪1512917人——这个数字相当于我军在淮海战役中歼灭国民党军队的数量。

创造历史最好的方法就是写历史。直到上世纪90年代，广西剿匪史还只是当年的主持人之一李天佑将军的一本6万字的小册子《瑶山之春》，以及一些零散的回忆录。此后，1991年出版的《广西剿匪记》和2008年出版的《广西剿匪史》堪称正史典范。然而，就像剿匪的大部分历史一样，这些都是胜利者写的，而来自被镇压地区的土匪的声音非常微弱，几乎可以忽略不计。黄先生的《败兵变匪:1949-1952年剿匪往事》对这种情况进行了彻底的修正。

《败兵成匪》全景式地描写了解放初期广西剿匪的过程，惊心动魄。这本书的作者对土匪的生活有着深刻的理解，这似乎把我们带入了土匪的阵营，让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土匪的社会现象，还可以看到土匪本身。从土匪的角度讲述土匪的历史，在中国大陆以往的土匪史乃至民国土匪史研究中都是罕见的。

纵观解放初期的各个战场，我们现在可以看到剿匪的故事，几乎可以用一个模型“克隆”出来:国民党土匪在黑暗中杀人，在大风中放火，犯下各种罪行，人民解放军经过艰苦卓绝的斗争终于取得了胜利。黄先生写的《广西土匪》最终结局不一样。首先，举两个例子:

故事1——意外出生的少将副司令陈善文。陈善文是广西人民抗日救世军第七支队少将副司令员，司令部军医处处长。不过，他不是惯匪。他曾经是治疗摔伤的知名大师。他用祖传秘方和正骨按摩治愈了无数患者，有“飞檐走壁，穿云起死回生”的美誉。家乡玉林解放后，他立刻意识到自己天堂般的生活一去不复返了。在老朋友、广西人民反共救国军司令员甘定谋的劝说下，他背着酒坛加入了土匪的行列。土匪称呼陈副司令为“军中华佗”，说“我们军中有华佗，不怕共产党人猛烈的飞机大炮”！然而，随着反共救国军的歼灭，陈善文很快被俘虏。

陈善文被捕后，榆林干部要求“以血还血，以命还命”。陈善文也知道自己会死。然而，当他被榆林特勤处公安处判刑时，陶铸发出了党中央的指示精神:“对于有本事的罪犯，愿意走法律的可以考虑给他一个赎罪的机会。”因此，陈善文只被判了七年！

宣判当天，陈善文感动得热泪盈眶，感激地跪在地上。七年徒刑期间，陈山公布了祖传秘方——制作驳骨水和木耳精的秘方。它们大量生产，被送往朝鲜战场救治许多受伤的志愿军，并作为中药出口到30多个国家和地区。还款待了董、聂、罗荣桓、贺龙，贺龙还赏了他一些高档香烟。1956年出狱后，陈善文作为特别代表，被增列为广西第一个CPPCC的成员。据说陈善文听到CPPCC会议的掌声后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陈善文已经去世，但根据他的秘方研制的玉林牌“正骨水”仍在国内外销售。

该死的，他没死，但是拿到免死卡的那个死了。这是故事2——钟祖培毁约身亡。

钟祖培是李宗仁在广西陆军小学和陆军速成中学的同学。早年跟随李宗仁，担任广西第七军副军长。七七事变后，李宗仁离开广西，钟祖培失去靠山，不得不回到恭城老家山野生活，在那里担任民团司令和国大代表，成为一名有名望的乡绅。

1949年12月11日，恭城解放，新成立的人民政府照例没收散落在民间的枪支弹药。钟祖培手里有几百支步枪和机枪，还有几万发子弹。对于有枪又是草头王的钟祖培来说，自然要拼命。1950年1月25日，钟祖培领导的恭城人民反共救世军4460余人在恭城发动暴动，震惊广西，短短一两天就彻底摧毁了恭城县新建立的农村基层政权。然而，随着匪军的不断发展，“反共救世军”很快陷入了绝境。围城期间，中共广西平乐县委、恭城县委主要领导通过钟祖培的女儿向他喊话。钟祖培在地委、县委领导绝对保证生命安全的前提下下山投降。后来，他还担任了恭城招抚委员会主任，许多躲在深山里的“反共救国军”重要官员响应他的号召，纷纷下山投降，为尽快平息地方和平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很快，广西省委下令将钟祖培押送到桂林治疗。1951年2月27日，钟祖培和他的秘书在桂林被枪杀。2000年，当年专门安排钟祖培投诚的平乐区委公安厅厅长在接受黄采访时深感遗憾地说:说好就是保证生命安全，怎么能毁约？在处理重典乱世时，当时的统治者可能有他们的全盘考虑，后人只能在这个距离上叹息。

1962年至1968年，本书作者黄在广西军区基层、军区、政治部工作。此后，他接触了广西剿匪的各种材料，并走访了当年参加广西剿匪行动的一些指战员，由此萌发了一部反映新中国成立初期广西剿匪斗争的全景式著作。1980年10月，他带着简单的行李只身前往大瑶山一个月，收集了大量关于如何打土匪的第一手资料。后来，他多次深入广西匪窝最著名的女匪头子韦秀英的家乡和另一个著名的匪窝——四十八巷等匪窝，召开座谈会，寻找知情人士，视察剿匪战场。用他自己的话说，那些年，他好像身上有些“匪气”。

90年代初，黄先生当选为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委员，担任自治区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还参与创办广西政协《文史春秋》杂志的工作。他在政协工作期间，接触到大量的文化史料，以及台湾省国民党安排土匪“闹事”的各种情报；最值得介绍的是解放初期被解放军和人民政府招募或被迫投降，后来在广西担任CPPCC成员的土匪们讲述的故事。这些人包括原国民党第三区专员、反共救世军第十九军军长冯煌和新编的国民党反共救世军第十三军直属独立团团长魏。1950年春广西土匪暴动后，广西大大小小的土匪不是被打死就是投降与人民政府合作，做了一些贡献，最后全部被打死。但是圈内人，尤其是一些中小人物，不可能全部被杀。黄先生有机会与业内人士进行了很多有效的“沟通”，还是有很多收获的。改革开放后，一些漏网之鱼纷纷回家探亲，黄先生也掌握了不少材料。

随着20世纪50年代初大规模剿匪斗争的胜利，中国最后一代土匪已经被消灭。但是，根据笔者的看法，正是因为笔者从土匪那里获得了这些材料，战败的士兵才成为土匪。然而，作者没有指明这些采访的时间和地点，而是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勾勒出来，削弱了史料的价值。此外，这本书只写了广西剿匪，但书名给人的第一印象似乎是一种全国性的剿匪方式。如果我们能分发一些珍贵稀有的剿匪照片和文件，效果会更好。即便如此，《败兵变匪》的历史价值已经非常可观了。可以断言，研究解放初期剿匪史的学者和读者可以观察和思考他们的研究对象——国民党政治土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