井田制和西欧封建庄园制有何异同 欧洲历史有证明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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井田制和西欧封建庄园制有何异同中国古代井田制与西方庄园制的不同 井田制是否存在，史学家一直存在争论。按照《春秋公羊传》所说，所谓“井田”，井是灌溉单位，八家公用一井。一口井之水量可用来灌溉一井的田地所需。一井的土地，即中间一格100亩属“公田”外，其他每家100亩，共九格。
中国的西周时期，可以大致理解为目前学术界在划分欧洲历史时的阶段术语：封建社会。《左传·宣公十五年》云：“初税亩。”此条说明首次向农民收取农田税，却也说明了不征收田税时的贵族必有别的生活来源，此实乃井田制度。初税亩以前的井田制度，即私田由封建主借给佃农，但佃农得替封建主种“公田”，平心而论，这种制度，比罗马的奴隶制度平等多了。
在井田制度时代，由贵族，即当时之封建地主派农业指导员负责协助扶植农民，在管教上之态度不能称为主人与奴隶间之从属关系，故有说私田收成坏责备官吏，公田收成坏则责备农民。当时之井田制，“私田”由每家佃农各自耕作，“公田”则由八家合耕之。
总而言之，土地所有权观念之改变，乃由赋税制度之改变而来。孟子有云：“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十一也。”这里所提到的贡、助和彻是古代三种征税方法。贡法是取数年来收成平均数照收十分之一。由于收成之好坏每年不同，收成好时有盈余，但荒年连肥料费都不足，故“贡”法不好。助法是随年岁好坏而收税，对农民有利。彻法是永远固定收取十分之一，不过每年调查田亩。后来贡彻二法并用。 后来商鞅在秦孝公时废井田制。
《史记》载曰：“为田开阡陌封疆，而赋税平。”此项记载，至南宋朱子作《开阡陌辨》从此800年遂成定论。按照朱子的解释，有阡陌时即是当时有井田制度。农民所耕种之田地仍得归还封建主。但废除阡陌后，农民不论种多少田地，只缴纳赋税，土地已经变成私有，民生便安定了。由此可证明井田制度是有的，历来以朱子的解释最为适当。这都说明古代井田制度确实存在。
但商鞅废掉井田制度的原因却有很多。 表面原因有几种。首先是当时的农民多耕少报，挖少田岸。当时封建制度已经改变为郡县制，自然可以把阡陌破坏，化成大块农田。其次，有些地区土地狭小而人口密集，比如郑国。所以子产将井田格子线予以打破。 除了表面原因外，还有技术原因。当时铁器已经可以耕田。《孟子》记载了“许子以铁耕”之事实。因有铁器耕田，农民便有能力和可能耕种大面积的土地。
又如春秋晚期已经有牛耕，《国策》记载“秦以牛田，水通粮”，孔子弟子中有名司马耕字牛者，亦为一旁证。进入战国时期，牛耕更盛。另外，战国时期水利专家人才辈出。如魏文侯有西门豹，魏惠王有白圭，秦孝文王有李冰，秦始皇有郑国。都江堰使用了几千年仍在延续。灌溉工程的兴建完毕，灌溉比以前更加方便，因而得以耕种更广阔的耕地。 除了表面原因和技术原因外，还有更深远的制度原因。即财税制度的改变使得井田制不得持续。
井田制是一种公田制度。一块大约一方里的土地，划成井字形般900亩田，中间的100亩为“公田”，由八家共耕；其余800亩“私田”配给八户人耕种，公田的收成归封建主，私田则归农户自享。直到“履亩而税”开始，税收改为视田亩之实际收成所得而抽取固定之比率。
此即《孟子》书中所说之彻法。井田制度完全被破坏。春秋末年，固定比率的税收制度的出现，使得井田制存在的土壤逐步消失。 在这个意义上讲，井田制度是伴随封建制度整个政治制度中的一环，同时也与伴随的财税制度“助”法一致。当“助”法向“彻”法转变时，相应的土地制度也发生了变化。
中国古代的井田制与西方的庄园不同，伴随着相应的政治制度不同。西方的庄园制度，大块的耕地由农民合作公耕，农民附属于土地，所以是农奴，也就是奴隶制。土地拥有者即是贵族。中国的井田制是把土地划分为井字形，农民并不附属于土地；土地所有权虽是贵族的，但农民并非农奴，所以中国和西方的政治制度自然也不同。所以严格意义上讲，中国古代并无严格意义上的奴隶社会，也没有原始共产主义社会，而是拥有短暂的封建社会。从商鞅废除井田制度之后，中国实行的政治制度实际上是建立在郡县制基础上的中央集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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