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战时期日本对女性的不忍行径令人发指，讲述一个白人女孩的亲生经历

用“不尊重”这个词来形容日本军人对女性的态度是不够的。在她们心里，女人只有一个作用——让日本军人开心。本质上，日本人安慰士兵的方式不仅是非法的，而且是极其野蛮和残忍的。在日军占领的土地上，强奸当地妇女在日本士兵中非常常见。在几乎所有战场上，日本高级军官都默许甚至支持他们的群体暴力和性侵犯。

除了默许士兵强奸他们在全亚洲的城镇和村庄中随机遇到的妇女之外，日本军方还建立了一个完整的妓院或性奴制度来满足士兵的性需求。被迫成为军妓的女性被称为“慰安妇”。他们的国籍不同，参与这种性交易的渠道也不同。在日本占领的荷属东印度群岛，荷兰女性被迫像其他混血女性一样成为性奴，但细节直到21世纪初才浮出水面，其中的辛酸、谩骂和屈辱令人发指。

二战在上个世纪中叶结束，但深受日本侵略战争伤害的“慰安妇”却得不到尊重甚至道歉，她们的抗战还在继续。

1942年1月，日本人在荷属东印度群岛首府所在的爪哇岛发动登陆行动，入侵婆罗洲、西里伯斯岛等岛屿。此时，英国在新加坡的抵抗接近尾声，美国在菲律宾阻止日本袭击的努力也告失败。日本人聚集了被解除武装的荷兰士兵和盟军士兵，把他们送到战俘营。在那里，成千上万的战俘将死于疾病、饥饿、肉体折磨和残酷屠杀。到1942年下半年，日本军队将生活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盟军平民关押在条件与战俘营一样恶劣的拘留营中，男女老少都幸免于难。

爪哇被远至新加坡的第7军司令部控制的日军第16军占领。东京大本营和第七集团军司令部都没有向爪哇的宪兵发布开设军妓的命令。是第16军的军官主动命令当地宪兵成立了慰安所。该部参谋长授权第16军军需官负责发放慰安所的执照，条件是“妓女”在自愿为军队从事性工作的文件上签字。实际上，宪兵经常通过恐吓或暴力获得这些签名，然后逐步向巴达维亚的第16军司令部报告。

最臭名昭著的招募慰安妇事件发生在马吉隆附近的蒙蒂兰拘留营。1943年11月，马迹岭妓院的皮条客与当地宪兵军官一起列了一份名单，所有被关押在蒙蒂兰拘留营的妇女都写在上面。随后，宪兵军官与拘留营的囚犯领袖联系，要求他们说服名单上的妇女在马迹岭当“酒吧女招待”。虽然这份工作听起来很令人满意，但它仍然引起了年长母亲的怀疑。他们要求看一看名单。看完之后，他们发现名单上有年轻女孩甚至小女孩的名字，马上就觉得不对劲。

1944年1月25日，一群日本宪兵手里拿着名单乘公共汽车来到拘留营，迅速组织营内人员骂人，并把名单上的人全部带进教堂接受检查。囚犯领袖和拘留营的医生向日本军官大声抗议，在跟随他们的同时，他们也进入了教堂。他们身后是一大群妇女和青少年。教堂门打开后，日本宪兵开始把选中的女孩推上车，此时骚乱爆发。被拘留者愤怒地向日本人投掷大量泥土和石头，日本人立即表现出凶残的一面，军官甚至用军刀砍伤手无寸铁的囚犯。一片混乱之后，日本人粗暴地把女生推上车，开走了。

1944年2月，宪兵队访问了爪哇的七个拘留营。其中3个因为遭到犯人和领导的激烈反抗，没能带走一个女孩，另外4个在日本皮条客的配合下带走了一部分。那些自愿顶替他人，或者违心被强行带走的女生，再一次被粗暴的考核，然后被强奸，被殴打，被逼去见客户。有人企图自杀，有人装疯卖傻被送进精神病院，还有人后来被迫流产。荷兰女孩Jan O'Herne的经历，真实地反映了日本宪兵队对慰安妇的肮脏、卑鄙、不人道的行为。1923年出生于爪哇万隆，简·奥娜美丽迷人。日本入侵后，她、母亲和两个姐妹被安置在安巴拉瓦一个废弃的军营里。“我在那里呆了两年，”何娜回忆道。“突然有一天，日本人命令所有17岁以上的女孩在院子里排队。那些军衔高的军官走近我们，上下打量我们，检查我们的手指和大腿。很明显，正在进行什么样的选择程序。”

被选中的女孩被一辆敞篷卡车抓住，然后“驾车离去”...我们就像马车里的动物，每个人都很害怕。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紧紧抱着小行李箱，互相挤在一起”。七名女孩被送往塞马朗外的一栋殖民建筑，距离拘留营40公里。“我们被带进屋后，被告知我们是来满足日本士兵的性欲的...你知道，那时我们脚下的世界崩溃了。我们立即开始抗议，说我们是被逼的，他们不能这样对待我们，也没有权利这样对待我们，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我们不会做这些事情。但他们只是嘲笑我们，你知道，只是嘲笑我们。他们说他们可以对我们做任何他们想做的事情。”

同一天，日本人给女孩们拍了照片，挂在走廊里让士兵们挑选。这家妓院被宪兵队称为“七海之家”。“我们每个人都以一朵花的名字挂在门上，”何娜说。“他们开始把我们一个个拖走，然后卧室里传来尖叫声。你知道，你能做的就是等轮到你...在我面前，一个胖脑袋，长相粗鲁的日本军官看着我，对我微笑。我激烈反抗，他却拽着我，把我拽进卧室。”

奥赫娜和其他几个女孩被袭击时都是处女。“我哭了，‘我不想这么做。’他说，‘我不做就杀了你。如果你不听我的，我就杀了你。他真的拔出了军刀。我跪在地上祈祷，感觉上帝从未如此靠近过我。我不怕死。“日本军官当然不想杀大娜奥米。”他只是吓了我一跳，然后把我扔到床上，抓着我的手和脚把我扔到床上，撕掉我所有的衣服，用最野蛮的方式强奸我。我认为他没有停下来。这真是最可怕的经历...我从没想过疼痛会如此可怕。“日本军官走了。”我心想，‘我要去洗澡，洗掉这一切，洗掉所有的耻辱，所有的污秽，洗掉，洗掉！’"

欧亨娜走进浴室，发现其他女孩已经在里面了。“我们都在浴室里，你知道，每个人都在歇斯底里地哭泣，试图洗掉污秽和耻辱。一夜之间，我们失去了青春。我们是多么可怜的一群小女孩啊。我们只能互相拥抱，没有人能记得那天晚上我们被强奸了多少次。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天晚上，我们是如此无助。从此以后，类似的场景一次又一次，一夜又一夜。”

这些荷兰女孩被日本人折磨了四个月，恐惧一直伴随着她们。“我永远不会忘记那种恐惧，”Ohna说。“你知道，这就像电流通过我的身体。那种感觉永远不会离开我，会萦绕我的一生。我会在夜里的某个时刻感受到它们...因为到了晚上，就意味着我会一次次被强奸。”在恐惧的支配下，Ohna在1944年做出了极端行为。“你已经到了这样的境地，你会想，‘我已经尽了我所有的努力，我还能做什么呢？“接下来我能做什么？”于是我剪掉了头发，觉得如果自己长得越丑越好，就不会再受到伤害了……但结果证明我错了。来找我的日本人比平时多，就因为我变成了一个剪了头发的女生……‘我们都想尝尝光头女生的味道。’"

安慰站的女生每周都要接受日本军医的性病检查。欧亨娜觉得每个医生都发过誓要帮助别人，所以她可能会给他们一些帮助。“当我看到医生来的时候，我走近他说，‘我希望你能知道我们是被迫来这里的。帮帮我们，向最高当局举报这件事，说我们是被逼的。”“医生的反应出乎奥赫娜和其他女孩的意料。“他只是咧嘴笑了一会儿，然后强奸了我。从此以后，每次他来给我们例行检查，都会第一个强奸我。”

荷兰女孩不仅被强奸，还被殴打。如果有人怀孕了，日本人会踢她的肚子或者把她推下楼梯，试图让她流产。日本士兵喜欢羞辱这些女孩。对女孩来说，虐待只是她们遭受的性侵犯的一部分。“一周又一周，一个月又一个月，一切都在继续。我们已经成了行尸走肉，我已经记不清被打了多少次了。”

突然有一天，强奸停止了，女孩们又被送回原来的拘留营和家人住在一起。宪兵警告他们不要对发生在他们身上的事情说一句话，否则他们和他们的家人将承担无法忍受的后果。1944年4月的最后一周，日本关闭了使用欧洲女性的妓院。据说这是东京大本营一名上校视察爪哇战俘营和平民拘留营的结果。“安原9号拘留营的领导人设法见到了上校，并告诉了他所发生的事情，他的女儿被日本人带走了。上校听后，向巴达维亚、新加坡和东京作了报告，建议立即关闭塞马朗的妓院。巴达维亚总部立即作出回应，向负责塞马朗防卫的将军下达了关闭妓院的命令。”

但是后来很多妓院重新开张，却没有用欧洲女人，而是用混血女孩做慰安妇。欧和她的同伴们终于可以留在拘留营和他们的母亲团聚了:

回到看守所的第一个晚上，我什么也不能说，什么也不能告诉她。我只是躺在她的怀里，她的双臂紧紧地抱着我...第二天，我把发生在我身上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其他女孩也告诉了她们的妈妈。每个人都在拥抱妈妈……妈妈们无法想象女儿发生了什么，对她们来说太沉重，超出了她们的承受能力。这些事情我们只跟我妈说过一次，只有一次，再也没有提起过。对他们来说太重了。

战后，负责为日本军妓强行招募欧洲妇女的宪兵邵佐因战争罪被判处死刑，其他人被投入监狱，一名日本军官在审判前自杀。然而，荷兰女孩遭受的伤害是终身无法弥补的。1945年日本投降后，Ohna嫁给了一名负责保护拘留营免受印度尼西亚民族主义者攻击的英国士兵。他们后来搬到了澳大利亚，一直住在那里。她和其他几名幸存的荷兰慰安妇，特别是一名名叫埃伦·范·德·普洛格的妇女，一直要求日本政府向她自己和数千名被迫成为妓女的亚洲妇女道歉，但日本政府拒绝承认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声称所谓的“慰安妇”只是一群自愿为皇军服务的妓女。虽然这是赤裸裸的谎言，但谁也不能强迫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民为日本皇军在战争期间在整个亚太地区犯下的无数罪行道歉。面对要求赔偿和道歉的受害者，他们的脸上仍然挂着嘲笑。

最近的研究表明，约有200至300名欧洲妇女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担任日本慰安妇，其中至少有65名像Ohna这样的人被日本宪兵强行带走。“这个数字令人震惊，”Ohna在2007年说。“这么多年过去了，有这么多证据，日本人还是承担不了这段历史的责任，很愤怒。”到目前为止，日本政府和日本人是否能承担起这个责任还不得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