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朝的首都在不在河南？为什么一直找不到？

夏朝的都城是在河南吗？为什么找不到？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和边肖一起看看。

长期以来，关于夏朝的争论从未停止过。有人认为这是一个根本不存在的王朝。毕竟到现在证据都不多，对夏朝的了解也很少，甚至连都城在哪里都没有。很多人一直猜测会不会在河南，但河南一直没有发现。会不会是原本寻求的方向已经错了？其实夏朝的都城根本不在河南？

河南二里头应该是夏末遗址，夏初遗址和夏文化源头应该在西北。接下来从几个方面来论证。在此，我强调一下，我不是河南人，也不是西北人，而是站在第三方的角度，基于考古发掘对中华文明的起源进行理性分析，希望大家理性看待。

第一，中国文明的“中原起源”逐渐被考古成果所否定。

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所谓“中原起源论”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论证认为，位于黄河中下游的中原地区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但随着考古学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出土文物向我们展示，黄河上游的西北地区可能是中华文明真正的发源地。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呼吁西北地区正视其在中华文明起源上的重要地位。

最近有两篇重量级的学术文章对此进行了详细的论述，一篇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的《重返夏遗址:社会记忆与经典的发生》，另一篇是北京大学考古与文化学院的教授的《龙山-二里头:青铜时代中国史前文化格局的变迁与全球化的形成》。

根据长期考古发掘的结果，有两位学者指出，在4000多年前的龙山时期，新石器时代的黄河中下游和长江这两个核心地区完全衰落，而“廖燕——沿长城北——西北——川西北”地区迅速崛起，率先发展为青铜文明，直接影响了夏、商、周三代的诞生。

因为这个区域看起来像一个新月，张驰教授称之为“半月形区域”。李玟教授称这个地区为“高原龙山社会”，因为它包括黄土高原、蒙古高原南部、河西走廊和青藏高原东部。在这里，作者综合了这两个概念，称之为“半月高地龙山社会”。

二里头在商朝以前是一个大面积的王权国家。据考古发掘，它以洛阳盆地为核心，东至河南中部，西至陕西关中平原，北至山西中部，南至湖北北部，文化辐射范围较广。根据中国古籍记载，商朝之前的朝代是夏朝，所以二里头很可能是夏朝。

但是夏朝的起止时间大约在4100年到3600年前，而二里头文化的绝对年龄是3700年到3500年前，所以只能是夏朝末期的遗址。夏朝早期遗址和夏天的起源在哪里？

以上两篇文章指出，经过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可以确认，二里头的核心元素几乎全部来自半月高地的龙山社会。

如冶金与青铜铸造，以玉为核心的仪式传统，以牛羊为主体的畜牧业经济，三畜祭祀，文字、兽骨占卜，青铜乐器与石磬组成的仪式与音乐祭祀等。这些文化的雏形最早出现在半月高地的龙山社会，然后进入中原，通过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的传承，成为中国礼乐文明的核心元素。

也就是说，夏朝早期的遗址和文化源头在半月形高原的龙山社会，或者说在西北高原。目前，最有可能的遗址是陶寺遗址和石居遗址，其中一个位于山西，另一个位于陕北。两座大型史前古城建于约4300年前，活跃期一直持续到4000年前，这个时间段正好对应史书上的姚舜禹三代。

陕北石臼遗址是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中国最大的城市遗址，面积惊人，达425万平方米。整个古城的建设使用了非常先进的城市防御技术，是一个高度发达的文明体

陶寺和石矛是4000多年前龙山时代人口最密集的地区。大型安置点的数量超过了当时其他地区同规模安置点的总和。他们的出现表明当时已经形成了一个庞大的政治联盟。如果对应古籍记载，这是夏朝建立前的华夏部落联盟。

目前，许多学者认为石矛位于西北高原，西北是古羌人居住的地方。结合古籍中大禹来自西羌的论述，石矛可能是夏民族早期的政治中心，而陶寺可能是瑶族的首府。考古发掘的结果表明，陶寺最终被石矛征服，这与古籍记载的夏季中联被暴力推翻，建立全国世袭统治是一致的。

第二，判断二里头文化的来源取决于其贵族文化，而不是底层平民文化

就目前的考古发掘结果来看，商人们早、中、晚期出土的炊具都来自高地龙山社会的涛哥，而二里头的炊具则包括中原的深腹罐、西北的蕾丝罐、南方的丁涛。所以很多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是当时各种文化结合的产物，但不能说它的源头是西北。作者认为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逻辑错误，因为炊具之类的东西属于底层平民文化，无法判断这个政权是由谁建立的。

比如我们用这种方法研究没有文献记载的金帐汗国，就会得出错误的结论，这个国家是由白人斯拉夫人建立的。因为斯拉夫人是金帐汗国统治下的普通人，人口占绝对多数。但现实是金帐汗国的统治者是黄种蒙古人，他们征服了东欧平原的斯拉夫人，在欧洲建立了蒙古金帐汗国。以平民文化来正确推导一个国家统治阶级的来源是不可能的。

因此，在寻找二里头文化的源头时，应该依靠对其贵族文化的分析，而不是炊具等日常用具。

确定正确的分析方法后，结果非常明显。二里头贵族文化来自高地龙山社会，二里头政权是西北青铜文化人建立的。

先秦典籍云:“国之大事，在于哀与哀。”“祭祀”指祭祀，依靠青铜礼器；“戎”意为战斗，依靠青铜兵器。二里头遗址出土了大量青铜礼器和兵器，是这种文化的体现。二里头出土的青铜器大多在3600年左右，而西北地区的大规模青铜冶炼则开始于4100多年前，比二里头早四五百年。

关于二里头贵族文化的来源，笔者想结合以下实际案例进行分析。

2017年台北于震秋季拍卖会上出现了一个神秘的拍品:镶嵌在齐家文化中的绿松石青铜盘。这件距今四千多年的高古文物，有着幽绿的光泽，传递着神秘而遥远的魅力。齐家文化分布在我国西北的甘青地区，是上述半月形高原龙山社会的一个组成部分。

这件文物是2008年由瑞典维斯特洛的台北于震国际艺术有限公司购买的。齐家文化最早于1924年由瑞典考古学家安德胜在甘肃广河齐家坪发现并命名，因此该文物很可能是当年在安德胜出土的。

这种精美器皿的制作工艺应该是用青铜铸造一个圆角、腰形的卡身，然后在上面镶嵌不同大小的绿松石片。

很明显，青铜板上有一只野兽，底部有一个凸出的嘴，一双圆眼睛微微向上，又有一个像角和耳朵的图案。绿松石片轻盈细腻，打磨光滑，排列紧密。装饰两侧有两个穿孔的对称环形按钮。这是一件复杂的艺术品，融合了铸铜、滚压加工玉片、镶嵌等多种工艺，展现出高超的水平。4000多年前，古人就能做出如此精美的饰品，真是让人叹为观止。

在甘肃天水博物馆，也有一张类似的镶嵌在齐家文化中的绿松石青铜卡。这件文物的保存不如2017年台北于震秋季拍卖会。许多绿松石碎片已经脱落，但它们的整体形状几乎相同。

这张青铜牌上还有一只嘴向前突出的野兽，上半部也有一个像爪子一样的图案。

事实上，这块绿松石青铜盘不仅见于西北齐家文化，也是中原二里头文化最具代表性的器物。自1959年二里头遗址发掘以来，青铜饰品已出土四次，数量超过齐家文化，制作工艺更加精湛。

二里头文化的嵌绿松石青铜牌比齐家文化的青铜牌图案更复杂，整体设计更精致，可见制作工艺的明显进步。一般来说，任何器物的发展过程，初期都是粗糙的，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细化。因此，齐家文化中镶嵌的绿松石青铜盘应该处于发展的早期阶段，而二里头的青铜盘则处于成熟阶段。

从考古文化断代的角度，也说明齐家文化中镶嵌的绿松石青铜盘的年代比二里头的同类文物要早。齐家文化的时代是4200到3600年前，二里头文化是3700到3500年前。所以二里头文化的青铜品牌应该是齐家文化相关器物的传承和发展。

但也有学者认为，齐家文化中青铜卡的出现是二里头文化的结果，二里头文化是齐家仿制的二里头器物。支持这一观点的依据是，二里头遗址出土的最早绿松石青铜板属于第二阶段，约为3685年至3635年前，而齐家文化的最后一个阶段是3600年前，有几十年的重合期，因此齐家也有可能受到二里头文化的影响。

但今年1月，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公布了2018年石峁遗址新的考古发现，基本否定了齐家文化镶嵌绿松石青铜作为仿二里头类似器物的说法。

2018年，考古学家在陕北石臼遗址核心区皇城台“太极”南挡墙发现了30多件精美石雕。其中，一个石雕上的图案引起了作者的注意。

在这件石雕作品的中间是上帝和人的头，两边是两条细长的龙一样的野兽，石雕的左右两端是上帝的半面。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野兽的形状与镶嵌在绿松石青铜中的野兽非常相似，几乎一模一样。

石臼遗址的绝对年代是4300-3900年前，肯定比中原二里头文化要早。石矛石刻兽纹的出土，证明二里头青铜是支流，西北的齐家、石矛是源头。事实上，中国的青铜制作技术起源于西北地区，所以绿松石青铜板不可能来自其他地方。

我们知道，在二里头的一个贵族墓中出土了一件非常重要的文物，绿松石龙。日本学者认为，这条巨大的绿松石龙可能是象征权力的“龙杖”。这条龙的主人不是“王”就是当时的皇室成员，或者是掌管夏朝图腾祭祀的“皇家龙族”。

令人惊讶的是，在今年公布的2018年新发现的世茂石刻中，有一个双蛇浮雕，形状与二里头绿松石龙非常相似。因为是几百年前的，所以可以判断是绿松石龙的祖先。

李玟教授在他的文章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论述:二里头的很多核心符号和技术都起源于高原龙山社会。比如镶嵌铜牌的绿松石，青铜铃铛，贝类，玉牙等等。三号宫中庭轴线上的早期贵族墓葬中埋藏的贝壳和挂着青铜铃铛的绿松石龙形器物，都体现了二里头贵族文化对高原龙山传统的继承和创新。在二里头贵族墓中，青铜编钟和镶嵌着动物面孔的绿松石的组合反复出现...从民族学的角度来看，青铜编钟、铜壳、铜鼓、圆形铜牌是北亚萨满常用的饰品和乐器。

二里头贵族文化体现了北方萨满文化，明确指出了夏人和夏文化的来源。

还有一个民间传说的例子，就是西方藏人和古代三代人的联系。从二里头、商周时期的文物来看，夏、商、周时期的古人喜爱绿松石作为装饰品，但这一传统在后来的朝代没有继承下来。

目前西方的藏人对中国绿松石的喜爱程度，不亚于古代三代的古人。

我们还注意到一个重要现象，即二里头出土文物中出现了大量的十字形装饰图案。但这种交叉格局在后世朝代并没有继承下来。

时至今日，藏族人依然热爱十字图案。我们可以在建筑和纺织品上看到许多交叉图案。

先秦时期制定的中国服饰礼仪规定，皇帝在正式场合应佩戴十二顶王冠。在中国，除了汉族，只有藏族也有十二冠。

为什么藏族和古代夏商周有那么多联系？很简单，因为藏族和华夏集团的祖先来自中国西北，同源，这就是为什么汉语和藏语属于汉藏语系。学者的结论是，两个民族大约在4000年前分离，一个向东移入中原，一个向西移入青藏高原，几乎就是夏朝。这就是为什么汉族的藏语发音是“夏人”。

其实以上结论并不奇怪，因为无论是炎黄的，还是大禹的西羌传说，无论是穆关于西游的故事，还是流传千年的昆仑，都把中华文明的起源指向了广袤的西北大地。考古的成果只是帮我们清了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