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武帝征匈奴是怎么搞钱的？为什么汉朝没因此垮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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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从来不是简单的军事竞争。萧何在刘邦心中的分量比韩信重，李善长在朱元璋心中的分量比徐达重。如果说韩信和徐达是拳脚，那么萧何和李善长就是供血之心，他们赚钱和做事的能力才是根本的决定因素。汉朝初期，疆域只有200万平方公里左右。半个多世纪以来，贫弱的汉政权大部分时间都面临着周边四夷人的侵扰。
汉武帝即位后，对外改变了汉朝温柔敦厚的形象，大规模出兵征服福建、越南、匈奴、南越、朝鲜、大宛、西南夷。甚至战无不胜，在国家东南西北又增加了婺源、武威、台儿山、文山、乐浪等30余个边境县，使汉朝疆域飙升至1000万平方公里左右。
一开始虽然有前皇帝积累的财力，但是经过几年的战乱，国库很快就很着急了。特别是与强大的敌人匈奴的战斗，在密集的大规模战役前后持续了15年，期间累计动用兵力达100多万，数次深入匈奴腹地对敌作战，是对国家财力的巨大考验。
这种大规模的军需筹措，长长的补给线的转运，几十年的连续作战，显然是农业经济手段所不能及的。因此，人们不禁要问，为什么西汉没有像秦始皇灭清、杨迪灭隋那样，在汉武帝手中覆灭呢？
这个问题可以换个方式问:汉武帝和秦始皇、杨迪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军政能力可能无法区分，但财政能力绝对比汉武帝强。汉武帝没有把战争的重担全部放在农民身上。他的赚钱策略可以概括为三大法宝:征收工商税、盐铁官营、收回铸币权。
当时的西汉是典型的穷国富民。在几代皇帝休养生息的政策下，商人是最重要的既得利益者。《史记·货殖列传》描述了当时商业繁荣的景象:“汉兴，国货一家，开关梁，封禁池山泽，因为富商大驾遍天下，他交易的东西得不到他想要的”。
汉朝的都城长安，坐落在“关中之地三分之一天下，人口不超过三，但其财富之多连六”。关中以三分之一的土地和30%的人口占据了60%的财富。“一千个女儿的家胜过一个都城的国王，巨人和国王在一起是幸福的”。因为富商太多了，只有一辆车一百骑，一条船一千尺的，才称得上大商人。
结果，因为战争而缺钱的汉武帝牺牲了他的第一个法宝:开征工商税。
公元前129年，汉武帝下令“商用车初算”，对商人征收“车船税”，规定“商人算两车，五尺以上的船只算一车”。一辆车要交税240元，五尺以上的船要交税120元。车船是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汉武帝的这种税收秩序可以说是商业活动的死胡同。
公元前119年，汉武帝下令“初算货币”，这是一种资产税，是对商人积累的现金征税。它规定商人的财产每两次清点，工匠的财产每四次清点，后来，为了打击那些不申报隐藏财产而谎报的人，汉武帝发布了“讣告令”，要求商人申报资产，并鼓励那些申报虚假财产的人。一经查实，造假者将被没收全部钱财，并处以一年的罚款；而举报者会得到一半被没收的钱。
此外，汉武帝还下令对马和牛羊征税，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征收屠宰税。
自古以来，盐和铁一直是民生最重要的产业。西汉时期没有盐铁官营。所以当时很多行业中，盐铁商是最有钱的，积累了一亿多，都是以富为敌。如果实行盐铁官营，这些盐铁商的财富应该都是国家的收入。
公元前117年，汉武帝终于喝了一口这种肥肉。他献上了第二件法宝:盐和铁被送回官营。
在财政大师桑弘羊的谋划下，汉武帝下令建立盐铁城，并任命当时著名的盐商和铁商为第一盐铁官，将盐铁的生产和销售牢牢控制在政府手中，充分利用盐铁的好处。当时汉武帝除了盐铁，还实行酒专卖制度，酒利润由政府垄断。
这三项民生的官营，让汉武帝颇为自豪。他曾高兴地说“民不益傅，天下用饶”。在我加税之前，国家已经够用了。
汉初，由于经济衰落，朝廷对铸币采取放任的态度，诸侯郡县自行铸币。随着汉武帝开征工商税和盐铁官营的实施，各地乱铸钱币对财政经济的影响更大。
所以汉武帝牺牲了他的第三个法宝:收回铸币权。
公元前115年，汉武帝下令禁止郡县和民间铸造钱币，并指定上林三官为唯一造币机构。他们在造币过程中负责铸鼓、雕刻和原材料，把新硬币作为国家的唯一货币，废除过去铸造的所有硬币，并命令那些偷钱的人去死。
汉武帝收回铸币权后，终于赢得了与商人和地方诸侯的财富之争，解决了财政上的后顾之忧，展开了一系列大规模有效的军事行动。强大的匈奴被汉军赶到漠北，汉朝迎来了鼎盛时期。值得一提的是，汉武帝原来铸造的新币是三铢，经过三次改革，终于确定了著名的五铢，一直流通到700年后的隋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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