齐国为什么不能统一中国？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

历史学家周曾在《齐国一统天下》一文中提出一个有趣的反历史假说:如果战国末期齐国统一中国而不是秦，可能会带来一个完全不同的中国文化。

与当时的中原国家相比，齐国无疑是另一种，但就国力而言却是强大的:春秋五霸中，是第一个称霸的。战国时，任用孙膑，在公元前352年的桂陵战争中，打败了骄横的魏军，“于是齐强于诸侯，自称为王，以制天下”。长期以来，齐国一直是东方国力最强的国家之一。周认为:“秦国统一有其必然性，但东方六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可能性并非不存在。魏、齐、楚一度强盛，尤其是齐，一直是秦国统一的最大障碍。”他假设如果齐在统一世界的过程中获胜，那么“中国似乎走了另一条路”

当然，这是一个吸引人的假设，但仔细考察后会发现，齐国的这种社会制度并不能帮助其在战国末期的国与国的激烈竞争中取胜，以其统一天下的可能性基本不存在。

建造战争机器

自西周初年在东方建立齐国以来，他被授权专门治理不服从国王命令的国家。这种特殊的权力成为齐国日后扩张疆域的法律依据。所以西汉末年，刘向在《说苑》中说“鲁有王绩者，仁厚大度，有霸业者，亦武也。”到战国中期的数百年间，齐国作为一个东方大国，很少受到能够威胁其生存的强大敌人的逼迫，其战败也很少被迫围都，甚至迁都。既然足以应对国外的挑战，恐怕也不会被迫改革。恐怕晏子“两桃杀三士”的行动更多的是着眼于消除不稳定因素，重建国内政治秩序。

但如果要一统天下，战国时期的政治演变已经呈现出一个残酷的现实:无论学者如何想象理想的“天下”，最终都会“安分守己”，实际上还是要建立一个高效的战争机器。此时的战争格局与春秋时期的贵族武士大相径庭，需要对国力和资源进行总动员，但齐国的军事组织很难及时适应这种挑战和变化。

在齐国，有一件事乍一看似乎相当矛盾:被公认为中国军事史上两大军事理论著作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的作者都是齐人，但齐军的整体战斗力在同时代人中评价并不高。孙膑在围攻魏国救赵时，明确承认:“三晋之兵，勇而轻，数而尴尬。”到了战国末期，荀子作为一个曾在齐国稷下学宫担任过三次饮酒秀才的学者，对齐军的了解很多，但对齐军的评价却极低，认为是“亡国之兵”，因为齐军太重个人技能，太在乎物质奖励，遇弱敌仍有用，遇大敌则走神。在他眼里，秦军战斗力最强，其次是魏军，齐军最差；但是，兵法的水平恰恰相反。齐最发达，三晋、秦次之，兵法由东向西流传。

荀子所描述的齐军在某种程度上还是有两三百年前田开江等三位学者对个人英雄主义的尊重，但整体协同作战较差。这种勇敢的单兵作战模式是典型的武士文化。这种民俗一直顽强地保存到西汉初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还评论说，齐国的风俗是“怯战勇持刺”，即对群殴是消极的，对个别士兵却是非常勇敢的，这与齐人的好武功和功利性密切相关。管子等政治家的传统治国之道也注重根据情况引导人们的私欲，主张顺应人民的需要。直到西汉末年，龚遂为渤海太守，他还发现“齐俗奢，末善技，无田工”，以至于官方花了很大力气“鞠躬节衣缩食，劝民种地桑”，看到“拿刀的人使其卖刀买牛，卖刀买犊”。

由于这个原因，齐被迫从军事理论特别是军事战略入手，以弥补其整体战斗力弱的弱点，从而导致了像孙子这样的军事家的崛起。张在《齐长城》一书中指出:“齐国对外战争有输有赢，但发达的工商业文化等各种背景和因素，使齐国的军事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先秦时期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军事战术家大多来自齐国。以孙吴、孙膑为代表的齐兵家，其核心内容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胜利战略。他们强调第一是防守，战无不胜，然后通过‘切’和‘切’的手段取胜。”

这种注重单兵作战技巧的军队，在面对较弱敌人的决战时往往表现出色，其最大的弱点是难以适应战国中后期旷日持久、惨烈的群殴。《孙子兵法》虽然讲究谋略，但也强调军纪，这大概是因为他生活的时代是在“二桃杀三士”之后，弱化个人战技，强调高纪律的新作战模式。春秋时期的车战还有个人勇敢的空间，但是公元前541年，晋国大夫魏献子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独立的步兵方阵。战国初期魏主政时，步兵作战恐怕就靠这种高强度的军纪了。这种军事模式由晋国首创，推动了社会向中央集权制的结构调整。所以战国时期法家和纵横诸子最发达，主要法家和著作基本都是三晋的。

军事历史学者李硕认为，自春秋末期步兵成为战场的主要兵种以来，“严格的纪律一直是步兵作战的基本原则，战术列在密集的队形中，与敌军面对面的砍杀和肉搏。”到了战国时期，中原各国已经建立了中央集权政治下的军事模式:“军队是国家财政支持的军事机器，战争行为是为了贯彻统治者的意志。军事指挥官对士兵有绝对的权力，即使他们死了，也可以命令他们投资。相比之下，汉朝的匈奴从来没有和中原军队的主力进行过正面的、大规模的决战，也从来没有和城市、要塞进行过大规模的决战，这和匈奴游牧社会的权力结构有直接的关系，因为匈奴单于并不是一个能把士兵逼入这种决战的绝对君主。另一方面，名将李广虽然骑射技艺高超，但他在多次抗击匈奴的战斗中未能做出巨大贡献的原因是他依靠的是个人的勇敢而不是严格的军纪。直到东汉末年骑兵成为主力，才出现了指挥官亲自披甲上阵，与敌人肉搏的英雄时代。

战国时期，在密集步兵编队和长期作战的模式下，齐军的弱点暴露无遗。以足球为例。中国男子国家队前外籍主教练霍顿表示:“中国球员不是缺乏技术和体能，而是缺乏整体意识。足球是一个集体工程，不整体发挥作用就消耗技术和体力。”2002年世界杯，中国队首次进入前32名。结果三场都打输了，净亏损9球却没进一球。在看了中国队0:3输给土耳其队后，亚足联秘书长韦拉潘在接受采访时说:“足球是一项集体运动，但中国队员显然不喜欢依靠集体力量。大部分时间在场上，他们都是单打独斗，最终丢球。”

战斗中也是如此。古罗马的日耳曼勇士虽然勇猛，但缺乏纪律性，各奔东西，最终无法抵抗罗马军团。由于我国春秋战国时期关于军事编队的记载很少，罗马军团可以给我们启发这种步兵作战模式的特点:关键在于纪律下的战斗耐力强，因为“罗马的军事制度可以使其部队的基本构成具有内在的可替代性，所以更容易混搭”。这样一来，即使前面的士兵倒下了，后面的多排阵也可以像传送带一样被替换掉，所以“这种阵型在正面进攻中很难被击败。”战国末期的秦军也是如此。它的战斗力不是来自于出色的个人技能，而是来自于“秦冰对艰苦工作的抵抗”。坚韧不拔，顽强拼搏，就是靠消耗，靠循序渐进。在军队没有重大武器缺口的情况下，战斗的数量和耐力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以自己的方式作战的勇士很难对抗这样的战争机器。

这个战争机器需要社会结构的整体转型，因为这意味着有可能与社会系统形成一个功能性的、相互联系的复合体。我们知道，在古希腊罗马共和国的统治下，这样一支纪律严明的步兵方阵也是可以产生的，但在当时的中国，唯一可以锻造的战争机器，就是实行郡县制下君主意志的军国主义国家。因为战国时期以步兵为核心的新军是建立在社会全面征兵的基础上的，不可能像春秋时期那样把军队看成是少数贵族武士的专属事务；其次，如何培养这些被征召的农民士兵遵守纪律，也是当时政治思想家无法回避的问题。这些都促使战国时期的政治家们对“民”的关注——不同于以前“士”与“民”以血缘相结合的共同体，封建制度解体后，人的动员机制主要依靠县乡行政体系来发挥作用。

根据杜的《造户造民:传统政治社会结构的形成》一书，县制在远离都城的新开辟领地上开始萌芽。“秦汉大一统政府的地方行政体制，可能是由中央直接管辖的封建帝王或王公的行政组织演变而来。”后来逐渐衰落的封建氏族采邑逐渐纳入中央管辖，属于中央设立的郡县。“从春秋中后期到战国时期，首都以外的乡镇逐渐完成，城邦意义上的‘国家’被郡所取代。”“县”的本义是“挂制”，意思是其土地不与中央直接统治的地区接壤，如与首都以一线之隔。战争越激烈，内外合并的土地越多，君主直接领导的郡县越普遍；而县或者特别大的县，大多是从边疆军区设立的。春秋以前，分散、碎片化的政治地理格局逐渐转变为中央权力垂直隶属的严格行政体制。

众所周知，这个制度在秦实行得最为彻底。这不仅保证了秦军人力的持续调配，也让举报坐庄制度更难临阵脱逃——因为逃回老家肯定会被发现，长辈也不敢冒险隐瞒。同时，秦实行了最严格的金字塔等级制度——军功爵制，根据士兵在战争中的表现来决定士兵一生的荣辱，用外在的纪律来阻挡他们的退路，为庄稼人提供内在的激励。杜一针见血:“只有采用秦国的彻底鼓励等封爵制度，才能授予功勋，而农战结合的阶层，才具有长远的眼光和生命力。但是，在山东的农村，我们根本闻不到贵族制度的气息。根本原因是军功和奖励无法塑造身份体系。”在魏国，当兵的极致不过是免除赋税和徭役，前途不可期。在齐国，士兵只能获得功勋奖励，这符合齐国发达的功利文化，但不能因军事功勋而获得奖励。

这恐怕就是齐的战争机器的问题:它不能拥有绝对的权威，像秦那样强迫士卒投入漫长而艰苦的生死战斗，不能为他们提供足够的进取力量。结果齐保守多于发达，只有外敌入侵才能充分激发战斗力。

齐国的悲剧

公元前284年，齐国灭宋，贸然打破了各国长期以来的权力平衡，引起诸侯震惊。结果五国联军斩断齐国，暂时只剩下即墨和莒安。值得注意的是，它们都是齐国“五都”之一，本来就有相对独立的政治基础。虽然齐国的国力在田单复辟统治下迅速恢复，但作为当时东方的强国，却是那么容易被攻破——战国七雄中，除了最弱的燕国，没有哪一个像齐国这样的大国在一两次决战失败后陷入近乎亡国的危险境地，这意味着其军政制度存在严重的结构性漏洞。

齐采用五都制而不是郡县制，所以编户入民并不彻底。七十二城易被燕军攻陷，说明其社会组织结构不够强大，在最后一战失利后无法进行顽强持久的抵抗。本来管仲为齐桓公治理国家的策略是“分画而中央集权，赏农而富庶，修军而扩权”，但还是利用了旧制度:整理赋税，发展农民，在国家财力充足的基础上送到你的传说中去内政，通过保甲制度获得稳定的军事力量。不仅如此，管仲还将齐国划分为21个乡，其中6个乡不必服兵役，而是作为工匠和商人为国家生产。结果，齐国首都临淄成为战国时期最强大的城市。然而，战国时期齐国采用新制度的速度比其他六大国慢。为什么？它现在做得很好，多元化和权力下放的社会结构本身阻止了它进行如此激进的变革。

这里再一次表明了齐政治文化的保守性:普通士兵无法通过服兵役获得社会地位的向上流动，这大概是由于名门的强大。在当时的楚国，郡主被称为“公”，大部分是由有权势的宗族任命，但不能世袭，也有非贵族的人。县虽然高度自治，但好像还是要向中央交税；这种直接属于君主的“郡”，在性质上与秦朝的郡不同，但相比较而言，实行五都制的齐国，连楚国那么高的郡都没有，可见其中央集权程度有限。

对于活跃的经济和学术自由，齐国这个政权有其不可替代的优势，所以在这些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但在战国激烈的战争中，相对分散保守的政治结构使齐国无法有效调动其全部潜能。既然对于齐国的士卒来说，日常生活比较安逸，战时积累的战功只是一些经济利益，那么自然没有人愿意冒着生命危险去做这样的事情。二战时期日军战斗力最差的第四师，大多来自大阪商人，为人圆滑，不愿硬战，但善于经商。抗倭名将戚继光曾在《战记·舒心》中明确提出征兵“第一，不能在城市里游泳、溜的人不要用，看脸白眼、动头的人也要用”，他甚至说，这样的士兵即使受到韩信、白起的惩戒，也不能把他们带好。在这种情况下，齐国不仅战斗力不顽强，而且缺乏对外扩张的内在动力。

这也可以解释另一个历史之谜:战国七雄中，与其他六国相比，为什么齐国表现出相对消极的领土扩张？苏秦游说时，说齐国富强，其实是“即使有兵役制，也不会比泰山强，但绝不会比青河强，还会牵扯到渤海”。恐怕这不仅仅是因为齐国在政治上没有得到提升，还因为齐国比其他大国更加依赖工商业，所以对领土扩张带来的农业产出收入重视不够；不仅如此，由于各国新吞并领土的做法是直接归君主所有，对于齐国分权政治的内在动力并不强，因为大贵族大概不希望看到君主的权力继续扩大。

当然，齐国在领土扩张上也有短期的辉煌:前314年，齐军30天内攻燕，占领两年；前284年齐军再次灭宋，但这两次扩建都未能维持有效占领，第二次甚至差点带来亡国之祸。可以说，这两次对外扩张是两代君主、齐王父子大喜功的结果。他们的军事实力恐怕是君权扩张的结果，但缺乏秦国稳健的军事推进和行政体制管理推动的有效占领。结果，他们白白招致了所有国家的敌意，埋下了自己衰落的种子。在此之前，齐国曾多次组织联合反秦，但正如《齐国史》所说:“齐国在战略运用上有致命弱点。每次都耗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并没有给阿沁以实质性的打击，在兼并土地上几乎一无所获。”这些都表明，齐的军事政治体制已不能适应对外战争的新形势。这些战争非但没有增强自己的实力，反而消耗了自己的国力，暴露了自己的弱点。

外敌把齐人逼到绝境，才能真正爆发。燕军围攻即墨时，拷打俘虏，掘坟。即墨人说“皆哭欲战，怒十倍”，正好说明重视宗族的齐人，经刺激后，可以化为强大的战斗力。总的来说，齐的政治体系很难产生持久的内驱力来对外扩张。燕、宋两次外战，都只是军事君主的一时兴起，最终并没有增强而是削弱了齐国的实力。尤其是战国末期，面对秦国越来越高效运转的强大军事机器，很难想象齐国有什么统一天下的希望，最多也就指望自保，因为两次亡国复辟的历史事件已经清楚地表明，齐国力量的源泉就在当地农村，这才是真正能激励齐人为之奋斗的。

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这段历史真的很感性:齐国的政治制度看似保守过时，但从现代的角度来看，却比秦制度更“先进”，尤其是它能保证社会经济、文化、学术的生动性和多样性。但面对激烈的战争迫害，使齐国无法有效调动自己的全部力量，最终战败。这不仅是齐国的悲剧，也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又一次出现的情况:经济文化更加繁荣的复杂社会，如宋朝、明朝，无法用更简单的组织与外敌抗衡。结果直到近代，中国社会发展到更为繁荣的阶段，却找不到有效的机制将其转化为自身的力量，成为自身的软肋，最终趋于向内崩溃。我们不必后悔为什么齐不能一统天下，因为那是不可能的。真正值得我们思考的是，齐的悲剧是中国传统国家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