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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简介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的背景介绍

导语: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屠杀了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革命遭到严重破坏,标

1927年4月12日,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上海发动了反对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的武装政变,屠杀了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革命群众。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中国大革命遭到严重破坏,标志着大革命的部分失败,是大革命由胜利走向失败的转折点。同时也宣告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失败。4月12日政变后,国民党基层组织基本瘫痪,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迅速扩大。经过深刻的训练和严峻的考验,共产党初步积累了两方面的经验,为领导中国人民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创造了条件。

庐山情节

1926年,蒋介石夺取国民党党政军大权后,实行军事独裁的野心日益暴露。随着北伐战争的胜利,蒋介石变得更加反动。11月9日,他在南昌设立总指挥部,决心清党反共,并开始积极准备。为了进行反共计划,他首先从广州吸收了戴、、等一大批国民党右派分子。

戴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原中宣部部长。孙中山去世后,积极推动“不同于帝国主义和官僚军阀的反红运动”。1925年5月,他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在上海萨帕塞路钱力设立专门从事反共著作的“戴办事处”,先后印制了《孙文主义的哲学基础》和《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宣扬所谓“孔孟之道”,企图歪曲孙中山的思想,曲解三大政策,用孔孟之道阉割他的革命内容。戴主义一出,立即成为国民党右派反动活动的理论“旗帜”。江到达南昌后,立即邀请他北上,共同策划清党和反共事务。

和戴一起来的还有。曾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也是国民党著名右派。据吴铁城自己回忆,早在中山舰事件之前,他就建议蒋介石制裁共产党,说他可以“立即用我们公安局现有的特殊户籍登记材料,逮捕十几名共产党领导成员,然后把他们运送到中山县附近的一个小岛上,或者送到上海。给小分子暂时拘留”。江说“考虑一下”。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以包庇为由将他革职。为了进行反共,蒋介石邀请他到南昌,不久又派他到日本联系。

另一个被蒋介石招去的是隐居天津的黄福。皇甫去北京是因为反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三项革命政策。先后担任北洋政府外交大臣、教育总长,曾任内阁总理。蒋介石进南昌后,两次发函邀他南下,后又派张群钦到天津邀他。年底,黄福来到南昌。

12月31日,被蒋介石称为“好教师”的、陈、随同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来到南昌。张静江是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的成员。二中全会后,他成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因为是个废人,他把主席的位子让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在北伐战争中充当他的代理人。他利用职权,与组织部长陈合作,强行解散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广州党部,到处安插亲信窃取权力。与此同时,广东的工农运动受到极大的镇压,农会干部被杀害,流氓被派去烧毁省港罢工委员会。

这些人拥挤在南昌,形成一个围绕蒋介石的反动核心。1927年1月20日至25日,蒋介石等人冒着大雪登庐山,成立了仙岩饭店,并开始密谋。经过几天的密谈,主要是黄原促成的,决定如下:一是必须明确“退俄清党”政策,安抚人心;第二,北伐军要“定东南底,联络士绅商贾”;第三,在外交上,一定要“抛弃俄罗斯联邦日”;第四,要在军事上团结阎锡山和冯玉祥。

舆论造势

蒋介石按照庐山定下的方针,立即采取了积极行动。他一从武汉回到南昌,就袭击了苏联顾问鲍罗廷。他致电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称鲍罗廷在武汉公开侮辱他,要求解除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他还公开提出开除鲍罗廷。蒋介石集中攻击鲍罗廷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觉得武汉的国民党领导人,除了鲍罗廷以外,都是政治无能的。...而只要鲍罗廷在,他就无法获得统治地位”;第二,他试图把自己的反苏活动说成是对某个人不满,以此来掩盖自己反苏的真实目的。

当时,蒋介石被指责“爱惜俄国,亲日”。对此,蒋介石说:“统一俄国的政策是总理遗留下来的。虽然其代表长期嚣张跋扈,多方面压迫党的领导人,但中正认可这是他的个人行为,与苏联一视同仁的精神无关。不管他个人态度如何,我们永远不会改变与日本的关系。”另一方面,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和俄罗斯联合?就是俄罗斯可以平等对待中国,俄罗斯也不会放弃以平等的精神对待我,所以我们可以放弃统一俄罗斯的政策。...不仅是日本,无论哪个国家,如果能平等对待中国,那么一开始就不能和他们联合,就像苏俄一样。”他还说:“我们联合苏俄在中国寻求自由和平等,站在平等对待我民族的意义上。所以一定要团结苏俄。如果苏俄不平等对待我,用同样的方式压迫我们,我们也用同样的方式反对他们。这句话我已经说过了。”

至于共产党,蒋介石自己说:“我在广州的时候,总是注意共产党的行动。”“我抱着推翻共产党的想法,想在广州实行。不是今天我有这个决心。可是我在广州苦苦说,又怕国民党死在江手里,所以忍了这么久的痛。”北伐开始后,行军很顺利,但蒋介石悲叹:“我军虽大获全胜,但前后隐忧剧增,共产党等做了特殊之事,不仅分裂我党,瓦解全军。到处都是荆棘,很痛苦。”庐山阴谋后,蒋介石公开叫嚣制裁共产党,说:“现在有谣言说,蒋介石现在不信任和疏远共产党的同志,并倾向于反对他们。其实这个不能说。蒋介石不会反对共产党,但蒋介石一直帮助共产党...但我也加了一句话,就是共产党以后会变强。如果它的成员有自大的事实,那我一定要。.....目前很多共产党员实际上给国民党成员加了一种压迫,表现出很强的态度,有排挤国民党成员的倾向,使国民党成员很尴尬,以至于我不能像以前一样优待共产党员。如果我还是和以前一样的态度,那我就不会站在国民党成员的立场上,也不会成为国民党成员。”他还说:“虽然我不是共产党员,但就革命地位而言,我对共产党的成败负有责任!我是中国革命的领袖。我不仅是国民党的领袖,共产党也是中国革命力量的一部分。所以共产党员有错,有强有力的行动。我有责任和权力去干涉和制裁。”

在李烈钧就任江西省主席的仪式上,蒋介石再次发表讲话,说共产主义只是经济发展的方法之一,在几个国家都可以适用,但如果中国采用共产主义制度,危害很大,只会使中国发生颠覆和革命。

国际支持

1月26日至27日,蒋介石在庐山会见了日本海上财务省代表次郎。他也是蒋介石的老师,他们谈了很久。江向他强调:“我理解满洲和日本之间巨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日俄战争中日本人流过血,有感情问题。我认为满洲问题必须得到特别考虑。”他还说:“我赞赏袁媛外长的讲话。如果日本正确评价我们的主义和斗争,我愿意和日本握手。”

1月下旬,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驻九江总领事江户森太郎,再次表示:他不仅不打算废除不平等条约,而且尽可能尊重现有条件;确保外国贷款得到承认并按期偿还;外国人投资的企业将得到充分保护。

不久,蒋介石会见了日本军方代表长野曾辉和松石梁潇。这两个人带着戴的介绍信来见蒋。江说得更清楚:“总司令已经下定决心,发誓要与共产党和平相处,愿意支持中日两国共同保卫共产党。”蒋介石还会见了日本政治家山本佐太郎。会谈结束后,山本回到北京,向记者宣布蒋介石是最好的军事领导人。后来,蒋介石派郭璜去上海联系日本驻上海总领事安田太郎。他告诉安田,他已经下定决心整顿国民政府内部。

蒋介石与日本帝国主义密切勾结,同时通过两个渠道与美国建立联系。先去上海通过王联系美国。1927年1月26日,王在上海与美国驻上海总领事举行秘密会谈。王告诉美国,国民政府的控制权没有完全落入极左势力手中,国民党军队不是布尔什维克;汉口事件不会在上海重演;国民党军队可能不会进驻上海,以免与外军发生冲突。他还透露,他试图收买上海的军阀,上海可能不战而降。那时,可以成立一个委员会来进行统治,必要时,警察和一些“志愿者”将被用来“维持秩序”。

蒋介石还通过孔祥熙与美国驻广州总领事詹金斯建立了联系。广东省财政局长孔祥熙通过英国考汉联系了詹金斯,后者曾担任蒋介石的私人保镖。詹金斯和美国驻华大使约翰·范·安特卫普·麦克默里向国务院报告:根据科尔汉的情报,“如果大国想把俄罗斯人赶出中国,现在就应该与江将军建立直接联系”,并表示:“江讨厌俄罗斯人,只是因为苏联政府向他提供武器弹药,他才勉强与鲍罗廷合作。”“如果英国和其他大国愿意做俄国人正在做的事,江将军将立即同鲍罗廷决裂,停止其反对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暴力活动。”3月初,蒋介石通过他的美国朋友诺曼向美国官员发表了同样的声明。

蒋介石还派工作人员到英、美、日、法、意领事馆,对南京事件表示“遗憾”,表示要“迅速解决南京事件”,并“解除上海工人武装”,防止租界被“用武力和暴动”收复。帝国主义者清楚地看到,蒋介石是“唯一有力量打击激烈分子,维持这里局势的人”,并允许他带着卫兵自由出入租界,并答应用驻守上海的侵略军帮助他镇压革命。他们鼓励蒋介石“迅速果断地采取行动”,“挽救长江以南地区不致落入共产党手中”。蒋介石通过与帝国主义的勾结和帝国主义的支持,下定决心清党反共。

联系财阀

蒋介石为了清党反共,还和南北财阀,特别是江浙财阀接触。江浙财阀经济实力雄厚,蒋介石与他们有历史关系。江浙财阀的很多领导人物都是蒋介石的朋友。1927年1月中旬,蒋介石去武汉时,在宁波会馆召集江浙资本家等商界领袖秘密聚会。江在会上明确表示反对武汉政府和工人运动的财政经济政策,受到与会者的赞赏。

蒋介石回到南昌后,虞洽卿还专程到南昌,与蒋介石进行了秘密谈话。双方达成了协议。蒋希望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支持他。他希望江明确地表明他的反共反人民的立场,并迅速采取行动镇压迅速发展的工人运动。虞洽卿也参与了庐山阴谋。江浙资产阶级回到上海后,抛开原来支持孙的上海商会,成立了又一个支持蒋介石的上海商业联合会,由余任会长。

3月初,蒋介石派张静江到上海,加强与江浙资产阶级的联系。这时江浙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给蒋介石提供了巨额资金。第一,钱昕和陈光甫根据蒋介石的信的要求,支持蒋介石50万元,帮助他解决年底的燃眉之急。3月29日,上海市工商联认捐500万元,4月1日又垫付300万元。上海棉纺业的荣拍着胸脯说:“你要铜钱,我有。工作作风请联系青和小兰。你要多少,我就出多少。”蒋介石曾感激地说:“革命成功了,工商界暗中帮助,这是大事,还援助了很久。就劳资问题来说,南昌有过讨论,上海永远不会有武汉的态度。”

吉纳公会

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黄得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是他的徒弟时,非常得意。三月中旬,蒋介石的特别代表、杨虎、陈群先后赴沪,秘密执行任务,首先会见了黄。随后,黄召集和杜秘密商讨合作反共清党事宜,并负责统一指挥。于是,杨和陈又到杜府密谈。杨虎在回忆录中曾写道,在上海反共高潮的关键时刻,“对、黄、、、王、、杜等当地被炮轰派深表同情,并请他们帮助”。在“三巨头”中,杜对蒋介石的支持最为坚决。他相信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只有参加反共活动,他才有未来的政治地位。于是,上海帮决定投靠国民党。在历史选择上,最活跃的是杜,他的反共热情高于黄。所以这伙人首先拒绝了汪寿华的各种支持和要求;其次,监视中纪委和纠察;重新恢复“中国共产党进步党”,召集旧部,集结武装力量,决定必要时对纠察队“铁拳出击”,“一举解决”。黄、、杜也对蒋介石说,他们愿意承担反共的具体工作,“毫不犹豫地给以全力援助”,“我们愿意不惜一切代价”。不久,他们又带领一批“中共进步党”匪徒来犯上海总工会,与工人纠察队发生冲突,从而为蒋介石的412反革命大屠杀找到了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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