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入官场：下僚十余年 鲁迅曾入官场：下僚十余年 试图扮好"公务员"

鲁迅曾经进入官场:他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试图扮演“公务员”的角色。以下文字资料是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的。让我们快速看看！

从1912年到1926年，鲁迅在教育部工作了14年多，这一经历被他的对手兼批评家陈西滢当成了他的“污点”。尽管鲁迅为此与陈西滢进行了辩论，但他仍然无法摆脱背后的批评。鲁迅经历了一段官场，成为研究者有意无意回避的一段历史。

在人们的心目中，鲁迅和耿介作为文坛的旗手，是固执的，既不宽容也不妥协的。他的文章是矛，是匕首，就像他一样。你可能想象不到，同一个鲁迅，从1912年到1926年，花了十几年的时间，试图扮演一个尽职尽责的公务员的角色。而且，这一切真的发生了。

在很多人熟悉的中学语文藤野先生身上，普遍认为弃医从文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的一次飞跃，体现了青年鲁迅的爱国思想。但是，爱国主义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它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具体内容，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特殊的表现。所以弃医从文只是鲁迅早期思想发展链条中的一环。

1906年，鲁迅在日本仙台医学院读书时，因为幻灯片事件的刺激，决定弃医从文。这是鲁迅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回国后，1918年至1926年，鲁迅创作出版了《狂人日记》、《阿q正传》、《呐喊》、《彷徨》、《随笔集坟》、《散文诗集野草》、《散文集晨花》、《杂集热风》、《盖华集》、《盖华集续编》

公务员生活美好的一面

辛亥革命后，临时政府初步成立，一切收编。鲁迅先生为教育部推荐的人是徐寿堂，他在当时的首席教育官蔡元培手下工作。

来自南京的邀请，海归鲁迅出公差。他先去南京工作，然后南北和谈后政府迁到北京。经证实，在南京短暂的几个月里，鲁迅至少承担了以下任务: (一)推动各省大力开展革命形势和政策的宣传讲话；大力搜索各类图书，准备建立“大规模”的“中央图书馆”；计划出版《文化与教育》杂志。

在北京的第一天，鲁迅显然是精力充沛的，从参加临时教育会议到在夏季艺术研讨会上讲课。此后，他被任命主持国徽设计，这是鲁迅在教育部承担的第一项部级和全国性活动。在钱道森和徐守堂的配合下，任务圆满完成。在承担这个任务期间，鲁迅被任命为教育部，大致相当于现在的部门级别，必须由校长任命，直接服从社会教育司。

公务员的生活让他看到了美好的一面。鲁迅赴天津出差考察戏剧，参与首都图书馆和大众图书馆的建设，筹备历史博物馆，参加语音统一会议，推广采用音标，举办儿童艺术展，协办专科及以上学校成果展。有时候，我又累又忙。比如1913年10月29日，鲁迅奉命补齐社会教育司明年的年度预算，当天还提出了改组首都图书馆。他整天在办公室里埋头苦干，却又忍不住“介意岑岑参然”。岑岑，脑痛之意也。

“难过”的另一面

鲁迅在公务员的日常事务中并不如鱼得水。比如教育部和内务部的职责重叠，让鲁迅很难做人，因为在一些具体的事务管理上，两个部门撞了。1914年初，热河避暑山庄金文馆四库全书到京，鲁迅闻讯赶到北大联系，但被内务部截获。经过多次谈判，1915年9月1日，鲁迅“同意将《四库全书》与戴鹿原一起移交内务部”。10月12日，将《四库全书》搬进史静图书馆成功。但《图书馆藏书简明目录》被内务部扣押，仍“由古物展保存”。这意味着想查阅《四库全书》的人应该先去古物展览中心查看书目，然后再去图书馆跟着地图走。

然后在1915年，为了帮助袁世凯恢复和制造舆论，教育总长唐华龙奉命改组民间社会的普及教育研究会，教育部的部分成员以行政命令的方式加入，由鲁迅担任小说单位的主任。不久，为了加大复辟的宣传力度，张酋长明确指示小说要“体现忠孝”，并亲自召见鲁迅。但鲁迅坚持自己的立场，实行多党抵抗，即使复辟帝制后，也无视袁世昌的监督。不久，鲁迅小说部兼职主任被免职。袁世凯死后，一切恢复正常。但鲁迅的“违和论”式的强势影响了他在官场的生存。1916年，鲁迅与同事朋友联名上书，批驳“尊孔读经”的荒谬，这是当时的教育总长范元廉特别忌讳的，鲁迅的职业生态进一步恶化。

教育部的领导经常被调动起来。1926年鲁迅离职前，教育部更换了38名教育局长和24名教育副部长。除了蔡局长是“学德不可啰嗦”之外，鲁迅从来没有看得顺眼过，除了董述时教育副部长。范远连校长致辞，“字很怪”；海军总长兼教育总长刘冠雄，得了“水桶总长”的绰号；梁山记“不能”...

同时期的鲁迅，很久没有升职。最尴尬的是，比鲁迅大三岁的唐·赫尔在1922年成为首席教育官。唐和鲁迅是老朋友。鲁迅先生刚出道时，唐赫尔只是一所医学院的校长。1914年1月5日，唐还在教育部看望鲁迅，这“似乎有拜年之意”。我当初也没巴结他的朋友，反过来成了教育部的最高领导。

在业余时间，在官场失意的鲁迅经常写一些小说杂文。1925年“三·一八”惨案期间，鲁迅写了《纪念刘和珍君》，谣传政府把鲁迅列入黑名单。一瞬间，狂风大作，鲁迅四处避难。政府越来越不讲理，与许广平爱情的进步也要求鲁迅改变环境。偏偏林语堂先去厦门大学教书，成了鲁迅南征的先锋。去，8月26日，鲁迅和许广平同车离开北京，开始了新的生活。由于鲁迅没有明确辞职，直到三个月后，教育总长任克诚才发布“周树人不应是暂时问题”的部级命令，从而结束了鲁迅的仕途。

“官方课程”与衣食住行

教育部虽然有些忙闲，但也不是白来的，总有一些公务需要用不同的方式处理。这些都可以归为鲁迅戏称的“官办课程”。

1.看官方文件。

2.开会。

3.开会。鲁迅参加了1913年2月的“语音统一大会”，与会代表意见不一。鲁迅作为本质上的会议组织者，不得不从中斡旋，想出了一套解决方案，幸运地通过了，促成了会议的成功闭幕。

4.出去调研。承担起筹建国家图书馆、博物馆的重任，鲁迅与各位馆长、同仁一起，到实地考察，选址布局，都需要具体的指示。

5.部门陈述。鲁迅与内务部多次交涉，一是归还《四库全书》，二是借用中央公园大众图书馆旧址。所有这些人都需要帮助。我怕内务联系人的脸色不好看。

6.娱乐和仪式。1913年2月13日“下午来部的美国人很多”，被董慈昌接待，“聊到六点”，让在一边等着的鲁迅“坐在一起很累”。

7.领导交办的其他任务。比如陪夏董事去琉璃厂买书，或者出去交通银行取公款。

教育部建立了考勤制度，规定下班后必须签“到”字，监督部员按时上班。但是这些规章制度最后都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当时的情况是:哪天去书上补个“道”就行了。

工资和费用

在北京的前七年半，鲁迅待在宣武门外南半巷的绍兴县馆。从这里到西单南街的教育部，大概有三英里远。平日里，鲁迅更多地把人力车作为按时上下班的交通工具。他非常守时，当路边的商店看到他的车经过时，他们可以“做饭”，简单地把他当成一个自鸣得意的铃铛。

进入北京之初，鲁迅曾经装过一辆铁轮洋车，“上下班”，但时间不长。租61砖塔胡同的时候，鲁迅还是没有包车。成名之后，他还是临时叫了辆车。

鲁迅不吃早饭的习惯是在日本留学期间养成的。鲁迅熬夜学习后，通常起得很晚，接近中午才醒，所以一起吃早饭和午饭。当公务员可以满足鲁迅保持学校作息的需要:工作到很晚，有时午休，可以睡懒觉，起得很晚，下班后可以自由支配时间。

教育部有食堂，但是伙食不好。临近中午，空鲁迅在街上到处都是“游击队员”，今天在这屋里吃饭，明天在那吃饭。鲁迅和他的同事们试图在餐馆里打包饭菜，但餐馆里的饭菜质量总是由好变坏，令人无法忍受，不得不放弃。

午休时间有限，爱吃蛋糕的鲁迅有时很容易就用馒头、蛋糕饵等方便食品打发一顿午餐。

1912年鲁迅去北京后，5月至7月每月津贴60元，但比他在南京任职期间的30元“军饷券”灵活得多。直到11月份，我才正式领到了220元的全额工资。到1925年8月，鲁迅的月薪已达到360元。

当时国家不太平，社会保障机制脆弱。各种社会捐赠不仅是政府机构集体发起的，也有个人发起的，公务员也没有跑路。比如1912年10月8日“为北通州赈灾捐一元钱”；1916年2月26日，捐四元给吴雷传的景教读书中心，等等。

因为《日记》不全，1922年被忽略。在离开北京之前，鲁迅得到的正式工资约为3.3万元，主要是银元，这占了他当时收入的大部分。如果一个银元相当于现在的40元，平均年薪11万左右。当时，一公斤大米相当于一元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