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的汪伪“中央党务训练团” 1940年的汪伪“中央党务训练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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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是中华民族全面抗战的第二年，面对日本的疯狂侵略，长期奉行对日妥协的国民党二号人物汪精卫公然叛国投敌。1940年，汪精卫在日本的支持下，建立伪国民政府。为了维护与巩固其统治，汪精卫等人设立“中央党务训练团”，以加强对“干部”的训练。先后举办过三期培训活动的党务训练团，其概貌如何？它对汪伪政权有何作用？笔者有幸找到一份党务训练团一期训练时的《中国国民党中央党务训练团报告》，内容包括：该团一期训练时的总务、教务、军训三处工作报告以及各种章则；书前有团长汪精卫训词，书末有学员成绩表及统计图表。笔者希冀通过对该报告的释读，以期还原该团的概貌。 “中央党务训练团”的设立 在“还都”南京建立伪政权以后，汪精卫有感于多数党务工作人员此前未参加过国民党，因此他主张设立党务训练团，来加强各级党部工作效能，训练党务人才以谋求“党务改进”。1940年7月12日，汪精卫政权召开“中央党部”第十三次常务会议，决定由陈公博、梅思平、林柏生、丁默邨、周学昌五人负责党务训练团的总体设计，以及组织条例和学员调训规则的拟定。相关提议在7月25日举行的党部第十四次常务会议上通过后，筹备工作正式开始。7月27日，汪精卫与陈公博、梅思平、周学昌、刘仰山等人，商议党务训练团成立及入团人选。 经过一番筹划，党务训练团的《组织条例》和《学员调训规则》相继出炉，这意味着该团雏形初现。在组织方面，条例规定党务训练团直属于“中央执行委员会”，训练团下设团长、副团长各1人，主持全团一切事宜，并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兼任团长，副团长则是团长在中央执行委员中选出。为了秉承团长和副团长之命，处理训练团的日常具体事务，训练团设教育长1人，并配有秘书1名。在教育长之下，又分设总务、教务、军训三处，各设处长1人。所有职员都以调用为原则，由团长派任。至于教师，则由团长负责聘任。与此同时，训练团还设有训练委员会作为训练中的研讨机构，并管理小组讨论会以及座谈会的设计和指导，训练委员由团长派任，委员会之下设秘书长1人、指导员若干人，主持小组训练事宜，指导员由训练委员或教师兼任。以党务训练团一期为例，1940年8月23日，党务训练团决定由汪精卫兼任团长，陈公博担任副团长，周学昌任教育长。其他人事安排分别是：戴策任秘书，刘渤、黄大中、刘夷3人则分任总务、教务、军训三处处长，陈公博兼任训练委员会主任委员，训练委员会秘书长由刘仰山担任，梅思平、褚民谊等29人则为教师。至于其余工作人员，一部分向各厅各部会调用，一部分为专任。另据受训学员回忆，全团分为三大队，每队分为三区队，每区队分成一分队；分队长由学员轮值担任。每队有队长1人，区队长2人，队长上有总队长1人。 在学员调训方面，训练团原计划调训学员300名，对象为中央党部工作人员和各省市县区特别党部委员及工作人员，学员年龄要求24岁以上40岁以下，受训期限为2个月。至1940年9月15日中央党务训练团一期正式开班时，实际报到学员292人，分别由中央党部、省党部、市党部、特别党部以及党员通讯处保送，涉及单位25家，约四分之三的学员来自各省市党部，保送学员最多的是江苏省党部，次为南京市党部。学员籍贯方面，江苏77人、安徽38人、河北37人、浙江33人、南京20人、天津17人、河南15人、广东12人、上海10人、山东9人、湖北5人、山西3人、江西3人、福建3人、北平2人、四川2人、热河2人、湖南1人、辽宁1人、察哈尔1人、陕西1人。由上可知，绝大多数学员来自汪伪政权控制的地区，且以其实际管辖区为主。至于学员年龄，21—25岁有44人，26—30岁有79人，31—35岁有85人，36—40岁有82人，41—45岁有2人。这说明学员调训时并未按照年龄要求严格执行。虽说学员调训规则中未对学历作出规定，但据事后统计，受训学员素质普遍较好，在292名学员中，受过高等教育的有128人，占全部学员的44%；有中等教育经历的人数最多，共计161人，占全部学员的55%；另有3人受过特种教育，占全部学员的1%。 相关章则出台的同时，各项先期准备工作也在进行着。譬如隶属于总务处下的庶务股，在团址确定后，便开始整理场地，购置家具，布置办公室，为训练团的开办提供硬件基础。又比如教务股，为了迎接新学员的报到，他们于8月20日开始办公，准备学员入学手续，制定学员入学须知、注册证，以及布置注册地点等工作。除了党务训练团自身的组织系统外，为了保障训练工作的开展，其他单位也给予了不少支持，比如工商部就承担着为党务训练团采购粮食事宜。 在经过这样一番准备后，党务训练团于1940年9月15日成立、9月16日上课。对于这一旨在训练“干部人才”的党务训练团，自然寄予着汪伪政权的“殷切期望”。汪精卫在开学典礼上强调：“各学员要认清楚时代的要求，要能担负时代的使命，要有一致的言论，一致的行动，才能担负这个时代的使命”；而“一致的言论，一致的行动”的获得需要从训练中得来，这正是中央党务训练团设立的原因所在。那么，汪精卫等人在训练内容上是如何规定与要求的？ 训练目标与内容 训练目标是制定训练内容的指南，党务训练团的《训练实施纲要》对训练原则和课程都有明文规定。 具体而言，训练原则有十条，主要包括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孙中山三民主义的“再阐释”，二是“和平反共建国”的主张，三是团训“诚明廉毅”的体现与要求。三者虽各有侧重，但又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具体言之，汪精卫主办的中央党务训练团，与他提出的所谓“和平反共建国”主张建立起关联，从而为自己的投日叛国提供理论依据，并试图训练出一支效忠于自己的干部队伍。在汪派看来，“抗战是没有出路的，只会国亡种灭，只有与日本提携，实现和平，才是出路。因此，必须树立和平运动的信仰，并用于实行”。 在此原则下，党务训练团就八周训练的课程内容作了如下规定：一是基本课程，有党史、总理遗教、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建国大纲、建国方略、知难行易学说、民权初步、大亚洲主义、汪精卫言论、“和平反共建国”重要文件、六全大会宣言、本党政纲等；二是特约演讲，有国际大势、日本现势、中国与日本之关系、党务组织与训练、民运指导、宣传方法、社会政策、社会运动、社会服务工作大纲、合作事业之理论、合作事业之实施、地方行政、农村保甲、人事管理、文书管理、政府会计、本党重要法规、政党分析、中国政治制度、统计学纲要、经济概况、军事训练、精神讲话、体育概论、特务概要等。 虽然在一期训练中，有些课程并未开设；一些课程的课时量，因缺乏讲师而不能保证。但不难发现，课时量排在前三位的课程依次是军事训练，精神讲话等，最后是党务组织与训练。 军事训练所占比例之重，这在学员的回忆中得到了佐证，有学员称，他们自入团后，“完全实行军事训练：每晨五时起身，洗漱毕，整理内务；五时半至七时为早操，参与举行升旗礼；九时半至十时半军训；下午二时至四时军训；晚上六时半至八时半自修。每日缮写笔记，每星期呈缴一次”。归结一点，就是训练团内“一切的生活都是军事化”。党务训练团在全部实行军事化教育的同时，还制订了一操五讲堂以及夜间紧急集合的课程安排，来实现思想的、政治的、体格的、精神的训练。至于授课教师，有学员事后追忆道，“每周一出操后，第一堂课规定为汪精卫的“精神讲话”。第二堂课起听取教习授课，教习为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褚民谊、丁默邨、林柏生、陈璧君等。其中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三人的课时比重最大。 11月9日，学员修完所有课程，准备最后的考试。11月15日，中央党务训练团举行毕业典礼，汪精卫亲自致训。经历了两个月的训练，第一期训练正式结束。 中央党务训练团作为汪伪“政权”干部训练的一个重要机构，整合了战时的汉奸群体，经过其训练培养的所谓“干部”，堕落成中华民族的公敌，充当了日本侵略与统治中国的工具，最终也被历史所唾弃。以上内容由整理发布，部分内容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