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思想史的20世纪出土古书 影响思想史的20世纪出土古书

以下20世纪出土的影响思想史的古籍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20世纪最后几十年，中国思想史研究一方面继续得到西方学术界的滋养，另一方面开始分享大量出土古籍的发现所带来的收获。从70年代的马王堆帛书到90年代的郭店楚墓竹简，每一次重大发现都掀起了思想史上研究古籍的新高潮，影响无穷。

在中国思想史和学术史上，先秦是很难描述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史料。由于历史悠久，世界上留下的古代遗物很少，传世文献的真实性也很难争辩。但是随着古籍的不断发掘，这个问题得到了很大的改善。遗憾的是，由于长期的学科壁垒，考古学和思想史研究各行其是，出土古籍的价值并没有被思想史学者充分利用。——在这方面，国内学者远远落后于欧美和日本的同行。当然，迅速充分利用考古成果，是思想史研究者的一项长期任务。然而，当务之急可能是清理现有的发现。本文是一种尝试。在研究出土文献的过程中，笔者综合前人的成果，对20世纪出土的古籍进行了初步梳理。现在读书笔记呈现给学术界，其中的错误和疏漏还有待专家学者的指正。

敦煌汉简

马王堆帛书的地域特色

银阙山汉墓竹简博物馆仿竹简

1.有哪些出土的古籍？

在报道20世纪出土的古籍之前，我们先定义一下什么是出土的古籍，顺便回顾一下古籍的发展史。作为背景知识，我觉得这个是必不可少的。

老历史学家主要依靠传世文献甚至神话传说来研究古人。而传世文献只占古人原著总数的一小部分，更多的已经失传。即使是这几份传世文献，经过几番波折也很难失去原貌，有时甚至被谣言和谬误所传播，把人引向迷宫。所以，“辨别假货”就成了一项很重要的工作；古代伪书介绍，可参考的《古书通例》、张新成的《伪书通鉴》、郑的《续书通鉴》。)。自王国维提出“地上史料”和“地下资料”发明的“双证据法”以来，考古学作为一种辅助手段开始进入历史研究。但王国维的“地下资料”主要是殷墟和商周金文的甲骨，他写的《论殷周制度》。就思想史的研究而言，甲骨文和金文除了作为《诗》、《书》等传世文献外，还可以作为商代和西周的史料。毕竟十几万甲骨上的铭文自然能反映出商朝的一部分知识和思想状况，周人青铜器上的铭文也能窥见周人思想的演变。至少甲骨文和骨头上的铭文可以用来指证传世文献。比如，人们怀疑《尚书》中的《尚书》是赝品，但在甲骨文中却发现了“王若岳:强如……”，可见当时有一种“诰”的体例，《尚书》中的“王若岳”、“魏子若岳”并非如此，但甲骨文有其局限性。他们的文字比较简单，主要用于占卜和纪念。所以不可能记录很多东西。也就是说，他们只涉及到当时社会生活的一小部分，不能认为当时的甲骨文里什么都没有。甲骨文属于金石学或者古物的范畴，不是我们要讲的出土古籍。

我们知道，根据书写材料的不同，古代汉字可以分为三种:“书是竹丝做的，石是雕的，盘是雕的”，但并不是所有有文字的东西都叫书。古人云:“竹帛为书”。简帛分为作为档案的书和作为经典的书。第二部分论述了“书籍的三种不同含义”中的观点。)。前者是古代文献，如姬叔、季书雁、寿其、余旭等。保山楚简中，睡虎地、龙岗出土的秦代法律文书，江陵张家山出土的法律文书，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汉晋军事文书，银湾汉简、走马楼三国简牍等。主要在社会史研究领域。与思想史和学术史关系最密切的是后者，即史书《文艺志》和《经籍志》中记载的“书”，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古文献”。本文对这些出土古籍进行了探讨。

韩愈山屋的失落之书

中国古书史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战国秦汉时期的帛书，魏晋隋唐时期的纸本手稿，宋元以来的刻板印刷。现代人能看到的古籍很少，只有古籍锻炼中的最新部分——也就是这些古籍在一般图书馆也作为“珍本”收藏，妥善珍藏。在现代考古学建立之前，人们通过“编佚故事”的形式获得了对秦汉以前古籍的零碎认识。所谓“编佚故事”，就是搜集古籍语录和佚文。在这方面，清代学者做了大量的工作，收集了各种精编、集大成的书籍。)。而秦汉时期的很多古籍出土后又被复原，其价值自然在“佚事编”之上。

西汉孔壁藏书是汉武帝末年在废孔庙中获得的，包括《中国古代史》、《礼记》、《礼记》、《论语》、《孝经》、《春秋左氏传》。

西晋竹书。晋太康二年，蓟县人从魏襄王墓中盗走了几十本竹书，其中有《十三志》、《易经》、《易经阴阳卦》、《卦下易经》、《公孙段》、《国语》、《人名》、《十春》各一本

然而发现最多的是20世纪。下面，我们就来介绍一下20世纪出土的古籍。

二、20世纪出土的古籍

20世纪简帛的发现可分为四个时期，20个批次，200多种。《出土文献与学术渊源》第四讲“简帛的埋藏与发现”。):

第一期以西北汉晋简牍为主，除楚帛书外，都是简牍中零散的断句。共5批:

妮娅东汉魏晋竹简，斯坦因1901年、1907年获得；

楼兰东汉魏晋竹简，1901年斯文和定，1909年橙瑞超得；

敦煌汉简由史坦于1907年和1915年获得，周秉南于1920年获得，夏乃和严文如于1944年获得。

居延汉简中的古籍，1908年由科斯洛夫获得，1930-1931年由贝格曼获得；

子弹头古楚帛书，1942，73长子M1。

到了第二个时期，古籍开始出现，但战国时期的古籍只是长泰关楚简的残迹，汉代的古籍只有墨子汉简中的伊犁和舒悦。总共两批:

长泰关楚简，1957年，M1；

M6墨水子汉简，1959年。

第三时期，西汉古籍的发现以貘子山和马王堆的发现为标志。总共12批:

寒山竹简《貘貘》，1972，M1，2，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角子》、《晏子》、《刘涛》、《奉公守法》、《奉公守法》等。，以及《失落的书》、《蚕丛》、《三剑》、《元光历》

1972年旱滩坡汉竹简；

马王堆帛书竹简，文物，1984年第3期。)，1973年，M3。包括:《老子》第一版、《老子》第二版、《老子》第一版、《老子》第二版、《春秋诗雨》、《战国纵横家书》、《足臂十二脉灸经》、《阴阳十一脉灸经》、《脉法》等。阴阳合璧，杂方，谈天下之道，周易，桑府图，刑事道德，三书A、B、C，五行战，天文气象杂战，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穆仁赞，傅

八角廊中的中国竹简。)，1973年M40，竹书有:《论语》、《儒言》、《哀五义》、《富宝》、《太公》、《文子》、《书与卜》；

新居延汉简。)，包括《互利善剑》、《算术书》、《九九书》、《药方》、《仓颉书》、《论语》，以及历书、干部支表、通志等；

卧虎地秦简，云梦卧虎地秦墓。)，M11，1975。竹书有:《为官之道》、《舒悦》A、B；

双古堆汉简。)，1977年，M1。包括竹书:《仓颉》、《诗经》、《周易》、《编年史》、《大事记》、《杂方》、《左武功成》、《齐星》、《相国经》、《辞赋》、《刑事道德》、《日本书》、《干志表》、、

亲敦煌汉简，1977，1979，1981，1986-1988；

九甸楚简，1981，M56；

张家山汉简。)，1983-1984，M247，249，258。竹书有:盖禄、脉书、引书、算术书、日书、历书。

方马潭秦简与何双泉天水方马潭秦墓出土古地图初探。)，1986，m1；

石坂村楚简。)，1987，M36。

第四时期，战国时期发现楚简，以郭店简和尚波简为标志。共3批:

银湾汉简。)，1993年，M6；

郭店楚简，郭店楚墓竹简，兴门店博物馆。)，1993年，M1。竹书2种4种:老子A、B、C、太乙圣水，儒家书11种14种:伏羲、鲁穆公问子思、穷时、五行、道、仲辛之道、程

上海博物馆1993年从香港购买的楚简。还在整理中。

这些是20世纪出土的竹帛古籍。以上，我们是根据发现列出来的。下面，我们尝试对这些古籍进行分类，这将有助于我们看到出土古籍对思想史的影响。

三、出土古籍的分类

如果将上述竹简按年代划分，可以分为:

战国中期至战国后期初期，包括子弹头图书馆帛书、长泰关帛书、九店帛书、石坂村帛书、郭店楚简、尚波楚简；

战国末至秦朝，包括方马潭、睡虎地秦简；

西汉，包括马王堆帛书和汉简、张家山汉简、貘子山汉简、双谷堆汉简、芭蕉郎汉简、墨子汉简、银湾汉简、寒天坡汉简；

汉武帝末年到东汉中期，包括敦煌竹简、居延竹简中的古籍；

东汉魏晋，包括楼兰竹简和尼雅竹简中的古籍。

可以看出，在目前发现的简牍帛书中，有许多战国西汉时期的古籍，这对我们了解战国秦汉时期的思想史和学术史具有重要意义。

从内容上看，上述简牍帛书几乎涵盖了所有类别的古籍。众所周知，关于古籍的分类，“志”是六分法，即六艺、、诗赋、兵书、命理、，而“经籍志”是四分法:经、史、子、纪。两者有一个交集，比如前者的六艺相当于后者的经典和历史，哲学家相当于后者的分科，诗赋相当于后者的集科，孙子兵法、数学、季芳进入后者的分科。然而，现实却大不相同。历史系独立于“六艺”春秋范畴，私人文集不等同于诗赋。兵法、数学、方纪仓都是从属于分科的。

儒家经典除了《尚书》没有出土过，其他经典几乎都出土过。比如双谷堆汉简有《诗经》，墨子汉简有《仪礼》；至于“夷”的范畴，有马王堆帛书《周易》、双谷堆汉简、楚简、《江陵王家台秦简》中的归藏:“是归藏，马王堆帛书有系词、异志夷、尧、苗)，还有“二三子问”。)。楼兰汉简中有《左传》残迹。在“小学”一类中，有双汉简的“仓颉”。)，仓颉与敦煌汉简、居延汉简、尼雅汉简、楼兰汉简中的急章。

出土了许多史书古籍，虽然出版的不多，但有《双谷堆汉简编年史》、《敦煌汉简大事记》、《马王堆帛书十六经》、《貘子山汉简地典》、《郭店楚简唐瑜之道》、《马王堆帛书战国纵横家书》等。

各种类都属于儒家，如《论语》、《八边廊汉竹简中的儒家词》、《郭店楚简中的儒家著作11种》等；属于道教的，比如马王堆帛书里的老子，郭店楚简里的4部道教著作等等；属于墨家的材料有信阳长泰关楚简中的《申屠娣》。

诗与赋，如汉简《貘子山》“唐勒”，李成《唐勒研究》。)、银湾汉简中的《神武赋》。)。

中国貘山汉简中有许多军事文字。

九甸楚简、方马潭秦简、睡虎地秦简、张家山汉简、双谷堆汉简、墨竹子汉简中广泛出现了泥书等命理学。此外，天文学还包括马王堆帛书《天文气象杂著》，以及张家山汉简、敦煌汉简、居延汉简中的历书、算术、算术。杂点有马王堆帛书《避兵记》、马王堆帛书《相马静》、双谷堆汉简《相沟经》、貘貘寒山简《相沟方》、居延汉简《包厢剑道》。

在方剂学领域，马王堆医书内容极其丰富，包括魏、胡向华的《马王堆医书注释》、李陵的《马王堆房书研究》。) 。

以上是对相关事实的报道。下面我们将集中讨论这些出土古籍对思想史研究的影响。

四、出土古籍对思想史的影响

竹帛古籍的发现不是孤立的事件。随着古籍的不断发现、出版和研究，我们以前关于思想史的知识也必须相应地得到提高，因此有必要重写整个思想史。这是任何一个管理古代思想史的人今天必须意识到的一个重要事实。

其实重写中国古代史是先行一步的，比如剑桥中国古代史。可惜由于出版周期的原因，这本书没能收录很多90年代的重要考古发现。重写学术史和思想史逐渐被一些中国学者提上日程。例如，李雪芹在《简氏佚书与学术史》一书的第一篇《通论》中提出“我国古代学术史必须因这些发现而改写。”他自己的书给出了许多关于重写的有用建议。李陵的《验方》侧重于数学的手法——“另一种形式的思想史”。至于葛，他试图用自己的努力来展开一部完整的中国思想史。目前，《七世纪前中国的知识、思想和信仰世界》第一卷已经出版，第二卷已经完成，应该很快就会出版。葛对古代思想世界的重构，除了传统文学和现代理论之外，还自觉地充分利用考古发现。

我们还不能完全估计出土发现对思想史的意义。正如李雪芹所说，要看到这些新发现的影响，需要很长时间。今天，我们无法评价这种影响。就目前的研究成果而言，出土古籍至少在以下几个方面改变了我们对古代思想史的认识。

《走出怀疑的时代》

近代史上有一个重要的思潮，就是晚清以来的古风思潮。其学术渊源可以追溯到宋代，并延续到清代姚继恒、崔东壁、现代经学家的发展。以《古史辨》为主要依据的怀疑古史的现代思潮，也是一种世界性的思潮，与近代西方文学批评和日本抹杀古史的理论相契合。“疑古”是史学现代化的重要一步，其贡献不容置疑。“疑古”的重要内容之一是提出对古籍的普遍怀疑，可以说是对传世文献的综合反映，直接影响人们对古代思想乃至整个古代文明的认识。在“疑古”的筛子下，很多古籍被过滤掉，使思想史缩短了很多，变得比以前更薄。疑古辩伪的主要手段是文体分析，原则上属于逻辑推演和理论论证的范畴，“事实胜于雄辩”，所以考古发现比文字分析更有说服力。当考古发现出来后，我们有必要对那些被古代怀疑论者所反映的古籍进行第二次反思。20世纪90年代以来，学者们不断提出“走出疑古时代”的思想，反映了这一要求。

首先，一些考古学家已经注意到考古发现对怀疑古代的想法的反应。比如李雪芹写的《中国古代文明重估》、《古籍时代反思》、《走出疑古时代》；李陵著《出土古书年代的发现与再认识》，《考古发现与神话传说》，第3卷第1期，1988年，第105 ~ 136页；后来发表在《儒林外史》第五辑，江苏文艺出版社1994年版，第115 ~ 150页。)。

考古学对疑古思想的影响表现在很多方面，简帛佚书的发现对疑古的方法和基本观念构成了威胁。比如古籍的真伪和年代问题，这是古代文献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古代怀疑论者的观点是把古籍的年代和古籍的年代混为一谈，只在晚期而不是早期才走漫长的形成过程，这对于古籍的体例来说是不合理的，也是沿袭了当前儒家经典学派的偏见。他们一度认为《左传》、《李周》等古代经典是假货。古怀疑论学派重镇顾颉刚曾提出著名的“中国古代史层层致”的观点，但当古怀疑论学派判断古籍的形成过程时，所谓“层层致”就变成了“层层造假”。

另外，前人在考察真伪时往往是从作者入手，但古籍往往没有题写，也没有现代性等明确的作者概念。出土的简牍帛不仅不曾镌刻，而且像貘子山汉简中的《孙子兵法》和《孙膑兵法》。简牍中出现了“孙子曰”将军，“孙武”、“孙膑”的名字从未见过。现在发现的竹帛书都没有大问题，只有小问题。貘子山汉简中有五方木简，马王堆帛书附目录，其中未发现图书问题。出土的许多竹帛书籍都是单篇，尤其是数学和季芳方面的书籍。早期的古籍多由“碎片”组成，即零章断句，可以随时制作，所以有很多排列组合的可能，有很多新的修改的成分，使得其年代构成非常复杂。另外古籍分布不广，私藏和官藏一直是两个渠道。如果只靠史书记载真伪，难免会出错。比如太公、，有三书:牟、颜、冰。中国貘中的山本和芭蕉画廊与今天大不相同。隋志、唐智也有《阴谋》、《金匮要略》、《孙子兵法》三部书，舒群姚智前辈用纯证伪和文风来判断古籍真伪。但后世在古籍中加福利、加饰是常事，不能斥之为伪。比如貘子山汉简《孙子兵法》里有“燕子高兴，苏秦在齐”这种说法，当然是后人加上去的。如果断定《孙子兵法》全是伪书，那自然是不对的。另外，比较一下简帛古籍和现在的，会发现现在的往往是把古籍中的疑难词语改成通俗易懂的词语，喜欢加虚词、助词，把古代发掘的散文改成对句，可见以文风来判断真伪是很危险的。

总之，在出土古籍的观照下，疑古派乃至传统辩伪论的真伪判定标准大多无法成立。在这种情况下，“走出怀疑”不仅是必要的，也是现实的。

展示中国文化的另一条线索

以往学术界对中国古代文化的认识，往往注重从百家争鸣到儒家一尊定的过程，很少考虑先秦诸子之前或之下以数学、技能、技艺为核心的实践文化。人们往往把中国文化理解为纯粹的人文文化。但是随着考古发现的增多，人们越来越觉得这种认识是片面的。

对比之，我们可以发现实用技术的后三种策略是最常见的，即军事技能、数学技能和方术，而出土的古籍中充满了这些方面最大的策略。例如，寒山竹简多为军事技能，而马王堆帛书多为数学技能和方术。这些出土的古籍提醒我们，中国文化中其实还有另一条线索，那就是继承原始思维，启蒙阴阳家、道家、道家文化的线索，以数学的手法为代表。李陵《验方考辨》和《续验方考辨》以详实的考古资料为基础，初步梳理了这条线索。《中药方剂概述》系列收集了大量这方面的资料，以供参考。

在哲学领域，有一种印象，中国古代思想缺乏本体论研究，因此缺乏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其实想了解一下中国古代这方面的情况，不难发现阴阳家和道家讨论的东西都和这个很像，而且这两个学派和数学技能的学习关系非常明显。因此，在书写中国古代哲学史时，我们不能忽视方术这个领域。然而，不幸的是，以前的哲学史和思想史并没有基于某种偏见对艺术给予足够的重视。事实上，方术的思想内容相当丰富。其中，数学涉及天文、历法、算术、地理、物候；方剂学涉及到医学、药学、室内外科、养生与植物学、动物学、矿物学、化学等与药学相关的知识，不仅涵盖了中国古代自然科学的所有“基础学科”，而且影响着农学、技术、军事技术的发展。所以方术是中国古代科技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以著名的“四大发明”为例。指南针起源于施湛，火药起源于炼丹，造纸术起源于浮絮，活字印刷术的灵感来源于冶金铸造法、喜阴法和拓印术，这些都与古代的实用文化有关，尤其是前两者。指南针原本是数学家的工具，而炼金术士是这样做的，直接来源于数学技术的研究。总之，方术研究可以弥补现有古代思想史研究在“知识体系”上的不足，纠正由此引起的一些误解。比如过去学术界在讨论“道”、“德”这类范畴时，往往是用现代哲学概念机械照搬，而不考虑学术流派和古人自身的理解。其实先秦道家是一个派别，与其知识背景有关。道教不同于阴阳家。阴阳家讲“天”，即天地四季、阴阳五行，道家讲“仁”，即养生延年、与神相通。前者主要与数学有关，后者主要与平方技能有关。老子讲“道”，重点不是天的实现，而是天地万物的生化。虽然它所指的“天”是人以外的东西，但它不是宇宙本身，而是万物的本源，是无为的原初创造力。

占卜、文体、择日、惩德、风角、占梦、累崩、相术等一些数学问题的考证和溯源，告诉我们，在思想史上，古人并不是只关注玄学或道德，他们的思想并不都是老子、孔子、庄子、孟子等哲学家所表达的。我们的祖先信仰鱼卜、占卜、避讳、望气，也信仰它。对炼丹术、助佑克、行气导术、房中艺术的梳理分析告诉我们，在思想史上，古人并不都是那么严肃认真的，古代的博思想也并不都表现在哲学、政治、伦理道德上。我们的祖先相信可以通鸟神，服食养气，也相信玉器可以生肌，朱砂保鲜，补脑益精，吃米饭。据他们说，

出土古籍的发现令人振奋，历史学家没有理由忽视其影响。但是，必须注意的是，出土古籍的研究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学术工作，匆忙得出一些结论是轻率的，应该采取审慎的态度。最后，对郭店楚简研究的兴起进行了反思。

5.对郭店楚简研究现状的思考

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于1993年出土，考古简报于1997年发表于《文物》第七期。郭店楚墓竹简由文物出版社于1998年5月出版。1998年以来，郭店简牍研究成为热潮，势头至今未减。可以说，郭店楚简是20世纪出土古籍中最壮观的研究。到目前为止，已经举办了几次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如1998年5月在美国达姆斯大学举办的“郭店老子国际研讨会”、1999年10月在武汉大学举办的“郭店楚简国际研讨会”和2000年8月在北京大学举办的国际研讨会。出现了大量的研究理论。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郭店竹简的意义非常重大，这是毋庸置疑的。然而，一些学者不成熟的观点通过相关媒体传播开来，在社会上形成了颇有影响的舆论，这实际上不利于郭店楚简的研究，我们不得不对此进行反思。

比如有评论者声称郭店楚简的发现填补了孔孟之间的空白，改变了人们以往对先秦时期儒道关系的看法，会导致先秦时期儒道的重新定位，甚至中国哲学史也要重写等等。其实，这些论证或多或少都是建立在一些尚未完全证实的前提之上的，也有评论者自己承认其假设性质。必须指出，到目前为止，学者们对郭店楚简的一些基本问题没有统一的看法。在这种情况下，任何推论都只是家庭理论，要听。

首先，一般称之为“郭店楚简”，但“楚简”的提法不准确，应称之为“楚墓竹简”。因为“楚简”是指战国时期用楚文字书写的简牍，郭店楚墓出土的简牍也不全是用楚文字书写的。

其次，简书的断代和研究离不开郭店一号楚墓的断代和共识。然而，郭店一号楚墓的断代并不是一个解决的问题。目前，大多数学者接受郭店一号楚墓埋于公元前4世纪的观点，从而推断所有简书都应在该墓之前制作。然而，一些学者提出了强烈的反对意见。至于墓主人的身份，有学者推断他是楚王的老师，主要是根据墓中出土的一只漆耳杯底部的铭文为“东宫币”。有学者指出证据相当单薄，甚至这一主要证据，也有学者认为碑文第四个字更容易被解释为“不”；认为无论是“太子老师”还是“东宫工程师”，都无助于判断墓主的身份或墓中出土书籍与墓主的关系。

第三，对简牍所反映的思想的研究是建立在对简牍现有的整理、解读和阅读的基础上的。目前的研究多采用荆门博物馆编的郭店楚墓竹简。但是，排序也不是没有问题。一些外国专家从诠释学原理出发，对中国学者的解释方法进行了批评。关于简牍的编联，有学者指出了编释版本中的个别错误，也有学者试图对简牍进行重新编联。这方面有几个版本。关于简牍的解释有很多讨论。例如，1999年10月，在武汉举行的“郭店楚简国际研讨会”上，简牍的官方书写、训诂和注释成为交流的焦点。我举个例子:有评论者根据竹简《老子》开头的解读:“不懂得弃辩，民有百益；偏巧弃利，贼无有；绝对弃诈，民以孝。”随着这本书的一段话，“神圣而被抛弃的智慧，使人民受益百倍；仁弃义，孝民；偏巧弃利，无贼。”区别。推断当时儒道关系没有后来那么紧张。)。然而，“绝对放弃欺诈”这个关键词在解释上并不确定。

第四，关于简牍临摹形式和版本的研究，有一些流行的观点，如《老子》是最早的临摹本，最接近原作；简牍中儒家书籍的主体是子、等。然而，关于郭店老子，一些学者认为它是邹琪儒学的一个版本或受邹琪儒学影响的一个改编本。关于郭店儒家典籍的性质，有学者对目前的观点深表怀疑，认为应充分重视战国早中期儒家学派的复杂性，尤其是郭店竹简与当时南方儒生的关系。现有文献和考古文献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不能在此基础上仓促下结论。

以上，我们简单介绍一下目前郭店简牍研究中的一些不同观点，以说明郭店楚墓简牍的一些基本问题还在讨论中，仅仅做出最后的结论并对外公布是不够的。我们相信，通过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努力，这一天应该不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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