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伯达书法 揭秘：陈伯达因被保护才免遭“四人帮”的毒手

1970年，陈伯达兴高采烈地去了庐山，不久就愁眉苦脸地下了庐山。当然，在中共九届二中全会上，陈伯达为了帮助林彪夺取阶级和政权而鼓吹人才论，主张建立国家主席，这是毛泽东赞成的。

就是在那次会议上，毛泽东写了《我的意见》，把矛头指向陈伯达，把陈伯达比作一个自称认识马克思，实际上根本不认识马克思的人，说他“欺骗了很多同志”，把陈伯达在庐山的活动说成是“搞突然袭击，煽风点火，使世界不乱”。中共九届二中全会宣布对陈伯达进行审查。从那以后，中央在全党开展了“批评陈整风”的运动。庐山会议让陈伯达从人生巅峰跌落，前中共四大领导人不再露面。

但是，毛泽东一开始只承认陈伯达是“假马克思主义者，野心勃勃，阴谋家”。“批判陈整风”的目的，也是为了使全党明白什么是唯物主义，什么是唯心主义。当时，毛泽东想保护自延安以来一直担任他的头号政治秘书的“老夫子”。正是基于这种想法，毛泽东在庐山遇到了陈伯达，并应陈伯达的要求与他谈了一次话。

谈话的气氛很轻松。毛泽东看到陈伯达的脸，先是批评陈伯达，说你这两年一直躲着我，没来看过我。你是陈伯达的大官，有架子。你不再自己写文章了。你总是动动嘴，让你的人写。再这样下去，能搞修正主义吗？说这些话的出发点和真实意图是为了批评和保护陈伯达，是为了善待陈伯达。谈话中，陈伯达视察了毛泽东，说宣传人才理论是错误的，主张立总统也是错误的。他不听总统的话，犯了一个大错误，所以他必须仔细检查一下。

当时，毛泽东非常清楚，陈伯达和林彪都牵涉其中。他希望陈伯达从此“刹车”，不再和林彪搞小团体活动。因此，毛泽东对陈伯达说，你应该和康生、江青谈谈，接受他们的批评，并和他们“团结一致”。毛泽东还要求他的秘书给康生打电话，谈了他的意见，并让康生向江青汇报。毛泽东想起了陈伯达，很想帮他一把。对此，陈伯达也感觉到了。

陈伯达从内心里不愿与康生和江青交谈。但是为了通过这个“关口”，他们第二天不得不去江青的住处。江青看到陈伯达，就对他冷嘲热讽。然后领着陈伯达去找康生。张春桥和姚一直在康生等着陈伯达。他们看上去是沫沫，而康生是“一脸原则”。陈伯达一坐下，他们就一个接一个地说话，一个接一个地轰炸陈伯达。陈伯达对他们进行了检查，说要写书面检查，交给全体中央委员批评。康生帮陈伯达写了检查稿。这个检查稿里的“大纲”很高，问题很严重。康生对毛泽东、毛泽东不满意，认为没有必要如此高的“提纲”。

陈伯达写了检查，但江青和康生还是不放过陈伯达。他们在背后又做了一个关于陈伯达的历史和现实的素材。他们的意图是要扳倒陈伯达，将其处死。在这些材料的历史部分，陈伯达被确定为国民党特务、叛徒、托洛茨基主义者。这些材料被报告给了毛泽东。

很快，陈伯达的问题升级了。1971年上半年，陈伯达的问题被“扩大和传达”到全国基层党组织，陈伯达也被定性为国民党的反共分子，是党内的秘密特工，一直跟随王明和刘少奇反共。1971年9·13事件后，陈伯达的问题进一步升级。他被认定为反共分子、托洛茨基分子、叛徒、间谍和国民党修正主义者。原来，陈伯达被关在家里。9·13事件后，陈伯达被押送至秦城监狱。陈伯达看到牢房里的情形，知道自己凶多吉少。他对看守人喊道:“我不是国民党特务。我在阜平做了一件好事。请告诉毛主席。”

当时在场的人都不知道陈伯达说这些话是什么意思，于是一步一步向毛泽东报告。原来，1948年，毛泽东住在河北省阜平县的一个小村庄里。国民党特务发现了毛泽东的行踪，国民党飞机轰炸了陈伯达发现的毛泽东住处。他赶到毛泽东的住处，要求将毛泽东转移，这救了毛泽东的命。1971年，陈伯达向毛泽东高喊，就是向毛泽东提及历史上的这件事。他相信，毛泽东听到这个报告后，会回忆起过去的事情，心里明白，如果陈伯达是国民党特务，他当时肯定救不了自己。

陈伯达说得对。他匆忙呼喊，不仅救了他一命，也改变了他余生的命运。后来，全国政治运动由“批判陈整风”转向“批判林整风”。全国性报纸批评陈伯达的文章比较少。陈伯达虽然还在秦城监狱，但是生活条件很好。在监狱里，陈伯达一个人住在一栋楼的整个三楼，在那里他可以自由行动。给他安排的伙食很好，有书报可以看，工作人员还被允许从家里带一些书去秦城监狱给陈伯达看。外面批评陈伯达的风气渐渐平息，陈伯达的情绪也平静下来。事实上，他正处于隐居状态。

陈伯达一直认为，批判他的人才论，在全国掀起“批判陈整风”运动的，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他还说，我会永远记住毛主席。就个人关系而言，毛泽东发现了他，把他调去当了三十多年的一号政治秘书长；毛泽东曾经非常信任他，给了他沉重的工作负担，给了他掌管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力；是毛泽东把他从学者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保外就医后的老年生活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央决定重新审理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案件。在再审过程中，党中央对如何处理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成员采取了谨慎的态度。当时党内有三种意见。一个是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主要成员中犯罪最多的人应该被判处死刑；一种是把他们当政治犯，不审判；一是因为他们违反了国家法律，应该公开审判，但应该采取不杀他们的政策。当时党中央领导采纳了最后的意见。

在这两种情况下，陈伯达是一个特殊的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诬陷一些人，参加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活动，是这个集团的主犯。然而他是个学者，1970年被隔离审查。他没有参与林彪集团的政变和谋杀活动。林彪自爆后，一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没有参加过“四人帮”的反革命活动。所以，他的问题比较特殊。但他毕竟是林彪集团的主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犯罪。而且林彪、叶群死后，陈伯达成为林彪集团第一主犯，当然要受审。

1980年，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公开审理，陈伯达被判处有期徒刑18年。判决执行前的拘留日期减为一天监禁。因此，自陈伯达于1970年10月被拘留以来，他实际上已被监禁8年。

当时主管中央的邓小平、胡耀邦，了解到毛泽东对陈伯达的态度，认为毛泽东的处理是对的，他的接班人也应该这样做。因此，他们继续采取毛泽东对陈伯达的优待政策，不仅维持了陈伯达与以前一样的良好生活待遇，而且在判决后的第二年即1981年8月允许陈伯达保外就医。

陈伯达获保外就医后，政府将他安置在一栋新楼顶楼的三居室，并把他原来在河北省工作的儿子一家三口转移到北京与陈伯达同住，照顾陈伯达。陈伯达的卧室大概十平米左右，整洁简约，地上铺着地毯，两个大书柜，里面放满了书。他订阅《人民日报》、《参考新闻》、《北京晚报》等报纸。他每天都仔细阅读，这表明他非常关注国内外的情况。陈伯达7岁的孙子经常去陈伯达的房间，给陈伯达后来的生活带来了欢乐和安慰。陈伯达晚年的视力和耳朵还可以。他每天晚上必须看电视新闻节目，也看电视上播放的京剧或古装故事片。陈伯达几乎从不出门，而是闭门苦读。他锻炼身体的唯一方法就是练字。陈伯达晚年生活节俭，一直穿着铁灰色中山装，戴着海军蓝干部帽。冬天家里有暖气，他还要穿厚衣服。工作人员经常来看他，问他需要什么，但陈伯达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

保外就医后，党和政府不仅优待了陈伯达的生活，还要求他做一些调研工作。当时的中共中央领导人胡耀邦曾经指出，陈伯达已经保外就医，知识好，研究能力强，要充分发挥他的专长，安排他为中央做一些研究工作。我国目前的改革和建设中存在许多问题，需要研究。让陈伯达做一些研究，可以参考研究成果。当时中央领导都同意这个意见。所以胡耀邦对邓力群说:你以前和陈伯达一起工作，很了解他。可以代表中央找陈伯达谈话，征求陈伯达的意见。几天后，邓丽群和几个人一起约陈伯达，谈了中央的意见。陈伯达欣然接受了任务。

此后，陈伯达对国内外的一些重大问题给予了更多的关注，他的著作大多是新出版的中外政治理论书籍，思考的重点是实际问题。陈伯达爱读书，爱研究。之后每天起床，吃完饭就看书，研究资料，写作。他像机器一样又转了一圈。过去，陈伯达具有思维严谨、文笔缜密、文笔老练的特点。现在他写的时候还保留着这个特点。当时陈伯达身体状况还可以，思路清晰，研究问题更深。他勤于写作，把自己的研究成果写成文字，由工作人员交给中央政府。这些研究成果，中央政府印了十几份，有的用8号纸印，有的用16号纸印，有的用作者姓名陈伯达印，有的不用作者姓名印，送中央领导参考。

晚年，陈伯达向中央提交了他的研究成果，包括:《论日本的生产力运动》、《论社会主义农业的若干问题》、《美日垄断资本之争与两国“精神危机”》、《论日本垄断资本主义》、《美国人的两本书——《大趋势》、《第三波》、《农业合作》

在这些研究成果中，“电子革命”问题早在1958年就被陈伯达认真研究过。毛泽东也肯定了陈伯达当时的这一研究成果。80年代初，陈伯达拿起这个课题继续研究，西方高科技革命已经发展起来，信息技术、生物技术、空技术突飞猛进，而中国在这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陈伯达在他的新研究成果中指出，中国要加强研究力度和投入，吸引西方先进技术，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在高新技术方面赶上西方发达国家，使中国在生产力和经济实力上不至于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他的观点在21世纪也很有价值。陈伯达的这些研究成果大多已经送中央领导参考。

1988年10月，已经保外就医的陈伯达刑满释放，公安部一位副部长专门为陈伯达举行了释放仪式。当时陈伯达因前列腺增生住院，仪式在医院举行。公安部副部长向他宣布:今天是你18年刑期的最后一天……那一年，陈伯达88岁。

陈伯达一直认为，批判他的人才论，在全国掀起“批判陈整风”运动的，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他还说，我会永远记住毛主席。就个人关系而言，毛泽东发现了他，把他调去当了三十多年的一号政治秘书长；毛泽东曾经非常信任他，给了他沉重的工作负担，给了他掌管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力；是毛泽东把他从学者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

“我为自己的过去自责。”

晚年的陈伯达非常钦佩毛泽东。他经常说毛主席真的英明伟大，他是民族英雄，他在中国历史上的贡献是前所未有的。陈伯达一直认为，批判他的人才论，在全国掀起“批判陈整风”运动的，是一个伟大的天才。他还说，我会永远记住毛主席。就个人关系而言，毛泽东发现了他，把他调去当了三十多年的一号政治秘书长；毛泽东曾经非常信任他，给了他沉重的工作负担，给了他掌管国家意识形态的权力；是毛泽东把他从学者提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30多年里，毛泽东给了他很好的教育；是毛泽东带领他研究中国现实政治问题，才写出《中国命运论》、《公敌蒋介石》、《中国四大家族》；正是毛泽东的教导使他明白了中国革命的一些真相。在毛泽东的帮助下，他有了一些研究条件和成果。他认为自己是毛泽东的“小学生”。他说，我这个“小学生”，后来犯了大罪，没有走好路。我不能责怪我丈夫。他非常感谢毛泽东和周恩来在林彪自爆后保护他，使他得以保全生命，避免被“四人帮”杀害。他说如果没有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保护，我可能早就死了。

晚年的陈伯达对自己的人生进行了深刻的反思，总结了自己的教训。他经常真诚地说:我是一个犯了大罪的人，我为自己的过去自责。他衷心感谢党和政府在他晚年给他更好的生活条件。晚年的陈伯达曾写过一句话:“过去的事不能谏，来的人还可以追”。这个词充分反映了陈伯达80年代的心态。

1982年5月，陈伯达写了《求知难》一文，放在《读书》杂志上。陈伯达以笔名“纪迅”发表了这篇文章，意思是吸取教训。那一年，《读书》杂志发表了《求知难》。陈伯达的这篇文章是他总结人生教训的作品。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人比作检察官，寻求知识是非常困难的。他以西游记的故事为例，谈谈自己的理解。从他对求知者必须经历的诸多艰辛的理解来看，他仍然在认真反省自己的罪行。此外，虽然他已经暮年，但他努力改过自新，把自己视为知识的寻求者。

1989年9月，陈伯达在北京去世。香港和台湾省的报纸首先报道了陈伯达的死讯。陈伯达的尸体被送到八宝山火化。据陈伯达在现场的一些过往部下说，火化时没有讣告，也没有悼词，但有趣的是，他的遗体被安放在传统上只安放已故大酋长遗体的第一个送别室，他的遗像就挂在那里。他的40多位亲戚、老朋友、老部下和学生前来安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