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始文学 正始文学的特点及代表人物?

正始文学的特点和代表？

整个三国文学时期，随着曹植的去世，文学陷入沉寂，之后又分为建安文学和正始文学。整个郑石时期的文学，与建安文学“百家，知吾国”的彬彬盛世相去甚远。主要原因是政治和战争对文人的无情迫害，在玄学理论的指导下，文学风气已经凋零，只剩下小规模的社团，有两大群社团，一群“竹林七贤”，一群“名士初起”。竹林七贤指阮籍、嵇康、单涛、刘玲、阮咸、向秀、王戎；郑氏名人包括王弼、夏侯玄、言和、钟会、荀灿、裴辉和傅逵。他们中的许多人不是文人，而是名人，吹牛专家，还有单涛和王戎，他们甚至不吹牛。阮籍和嵇康是唯一真正代表正始文学的人。

不仅文学人才在消亡，文学的地位和思维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说过，建安时期，文章被视为“治国之大业，长生之大事”，写作的主要目的是积极向上，注重人文自强的文化理念。初期风俗荒淫，风教陵迟，文人没有救国的责任感，不敢回避积极入世的想法。文学也反映了深刻的恐惧、黑暗和消极。

让我们聚焦正始文学中最具代表性和最伟大的两位学者。

1.阮籍

阮籍是正始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也是正始最伟大的学者之一。他从一个弱小的冠军开始就经历了战争的洗礼，他满腔热情，一心一意为国家服务，缔造和平。“一个坚强的人是慷慨的，他想在各个方面都强大...或者他是一个身强力壮的人，为战场工作。忠诚是永恒的荣耀，义成就名”，可以用激昂的文字和昂扬的精神来形容。然而，当他即将为朝廷效力时，著名的高平陵发生了变化，著名的文人墨客被大规模屠杀。当时他没有办法报效国家，只是心灰意冷。他渐渐讨厌自己学的东西没有用，反而产生了隐居的想法。隐居期间，他通过不断打击那些满口仁义理却依附于权贵的虚伪儒生来发泄自己的不满。他在作品中塑造了无数“洪圣”这样的卑劣形象，一个“外与李谈，内灭香，忠言出，再谈义”的虚伪儒生。但这些诗大多写得很隐晦，旨在嘲讽，他却不敢下任何结论，只说“他受世人委屈，他的态度让我担忧”。当然，阮籍也享受着这种隐居般的生活，写下了“咄、荣辱、真味、真信、娱、洁、灵”等隐逸诗。

如果说阮籍此时还年轻，精力还旺盛，还敢在隐居生活中批判缺点，那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突然变了模样。高平陵事变后，王陵、吴、、诸葛诞等人不满司马氏专政，奋起反抗，遭到屠杀。夏侯玄、李锋等名人也曾计划废除司马氏家族。当时的大学者蒋济，曾经委身于司马家，最后吐血而死。惨淡的政治环境让正始士人噤声，他们都得到了同一个下场，无论是高官还是重臣，无论反抗还是顺从。阮籍再也不敢嘲笑任何人。他开始焦虑地过自己的生活。从此他“极其谨慎”、“不藏人”、“说话刻骨铭心”，装疯卖傻度过余生。“生活在平静中，悲伤在泪水中。高鸟飞向山丘，而雀鸟栖息在森林中。青云遮了前庭，苏秦吓了我一跳。崇山有鸣鹤，可以互相追求。”“我这辈子一直如履薄冰，谁知道我心里着急？”“上了年纪，总要吃亏的。”他内心的痛苦和沉重暴露无遗。在阮籍留存的八十二首咏石怀诗中，绝大部分都是对生死的忧思。

但是，灾难不是说躲不掉，而是大树起风。像阮籍这样有才华的人怎么掩盖？所以司马师从来不会忘记定期对他进行检查，用各种手段对他进行测试。司马师虽然可以假装避官，装醉逃避婚姻，但最终还是不会放过他。263年，司马昭登上了他最辉煌的舞台，任命阮籍起草《挟天子以令诸侯》一文，醉态可掬。在司马昭的嚣张跋扈下，阮籍最终没能在半醉的状态下写出《劝晋王为郑冲》。虽然这篇写得醉醺醺的文章被后世视为“魔笔”，但却是阮籍心中最痛苦的事。其实大多数正始文人都和阮籍处于同样的境遇，阮籍是正始文人最典型的代表。

在阮籍的作品中，以诗歌最为著名，而雍石怀则是用五言绝句写成，含蓄自然，雍容华贵。诗不需要雕琢就可以做成文章，自然，朴实自然，影响深远。历代诗评家认为“五言诗在曹植之下，只论阮籍，皆上品”。更夸张的是，正如王夫之所说:步兵的《咏怀》是一部杰作，远离《国风》，接近《十九首》，却有着崇高的胸怀和卓绝的精神，仿佛在离合之间，大如清云，没有确定的品质。总之，阮籍的确是整个正始文学中最耀眼的文学巨星。

大家说了阮籍之后，似乎都觉得既然阮籍的文学成就最高，文学经历也大多和他们差不多，其他的就不值得赘述了。事实上，在开始时期，有一个比阮籍更有名的著名学者。这就是被称为“一代伟人”的嵇康。我们也来简单了解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