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变法的失败 透出中国封建王朝2000余年更替的一个重要原因

王安石变法的失败，揭示了中国2000多年封建王朝更替的重要原因。以下文字资料由边肖为大家收集出版。让我们快速看看他们！

北宋王朝历经167年而灭亡，由其根深蒂固的体制缺陷而引发的三冗之患，自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制定的右文抑武国策开始，至宋钦宗靖康之难为止，大宋「 ”积贫积弱”的状态始终不变，无法有效解决，最终积重难返，战败亡国。 而大宋在覆灭之前，面对自身严重的积弊问题，还是做过补救措施的。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王安石变法。不过最终却宣告失败，虽然没能改变北宋走向灭亡的命运，但是却将大宋王朝中深层次的、难以有效解决的核心问题揭露出来。而这一核心问题，不仅仅是赵宋一家的特殊问题，更是中国封建社会，历代王朝始终都要面对的战略问题——党争。 其本质上就是就是吏治出现了问题，就是约束和规制官僚队伍的管理事业出了问题。这一问题在人治的封建社会里就会被异常放大。人是社会的核心枢纽，那么官僚队伍就是国家机器运作的核心枢纽，加之崇尚右文抑武的理念，文官在经济、政治、军事等领域就会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北宋三冗之患的关键，也就在于此处。 可惜，北宋官僚队伍大面积腐化，在王安石推行理财措施时、在宋军并夏战争中，其起到的阻碍作用远大于积极作用，文官集团得不到削减、地主阶级利益得不到重新洗牌，北宋的三冗之患就不可能彻底解决，在战场上亦无法高效发挥宋军战斗力，城破亡国则是指日可待。 而北宋所面临的党争这一吏治问题，从更高的维度上讲，则是以儒家思想为治世指导的封建大一统王朝，在统治思想上天然的缺失法治精神。其以仁义为核心的礼治思维，对封建王朝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建设都有着天然的阻碍性。官僚队伍腐化堕落的问题始终难以有效规制，每每遇到经济危机，阶级矛盾就难以转移，农民起义频繁。 随着危机的异变，负面影响也就愈加深刻，社会弊病积重难返，政权随之灭亡而新政权顺势建立，新政权建立又一次采用儒家思想治世，前代遇到的根本性亡国之原因仍旧得不到解决，政权再次破灭，又一个新政权崛起重新洗牌，继续采用儒家思想治世……这种相继更迭循环往复的政权变化现象都有一个共同问题那就是党争，基于这一普遍问题，中华历代大一统王朝皆不过300年的现象就不难解释了。 可以说，儒家思想毒害中华两千余年，其罪过不可掩盖更不可以美化，有就是有，错误之责，难辞其咎。然而也不能片面的将一切弊端全部推给儒家，今天不是过去，我们可以更加客观理性的去认知儒学的功过，其能被历代统治者不遗余力的支持，定是有一定的历史现实原因的。 因为儒家思想相比法家思想，有一定的君权约束能力，在落后的封建时代，法家的弊端被放大，而儒家克己复礼的优势就得以发挥出来。 中国的封建社会之所以长期采用儒家思想作为统治之术，除了为避免法家亡秦的后果再次产生之外，最关键的还是儒家知识分子所主张的礼治，拥有法家所欠缺的君权约束能力，儒家以其克己复礼的核心思想直达治世的关键所在—人自身之上，使得君主以仁义之德约束自身言行，百姓以忠孝之礼指导自身立世。进而达到社会上下，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秩序井然，安定团结，人人怡然自得，国运长久，天下大治。 且儒家的这种礼教治世方式，相比于秦朝对于君主无上权力的放纵，和严密控制百姓生产的法治来说，更具宽容和人道精神，不仅鼓励知识分子积极投身国家建设事业，还倡导政府对百姓轻徭薄赋、劝课农桑。更加为地主阶级和底层群众所支持，同时又顺应历史趋势，符合社会秩序的变革需求。 而为了达到上述天下大治的目的，儒家知识分子们，提出了君主仁政的理想形态，正如孟子所言：「 ”域民不以封疆之界，固国不以山溪之险，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若要达到如此强盛的治世效果，君主只须顺应天道，取仁义之法，行仁义之政，使之纵行于世，进而获得臣民拥戴，臣民拥戴则令四方万邦视之而无不顺从，万邦顺从，则必无敌于天下。天下无敌，则世之秩序井然，社会蒸蒸日上、百业兴隆。对于当时之帝王而言就已经达到仁政的理想状态，君主则可以垂拱而治。 故而君主若有安定天下之心，则须修身养性，以儒家思想克制自己言行情欲，影响自己为政为仁。古之大唐贤臣魏征就曾向太宗李世民进谏《十思疏》，强调为上者若想成就垂拱而治、国运长久之功业，必须居安思危、戒骄戒躁、赏罚分明，进而「 ”简能而任之，择善而从之”，使「 ”智者尽其谋，勇者竭其力，仁者播其惠，信者效其忠”，令朝中「 ”文武争驰，君臣无事”。君臣和谐则盛世必开，盛世开方能使得万国衣冠朝拜大唐，归顺中华。 如果仅仅以仁义之道约束帝王行为就想达到治世，那么这肯定是幼稚且妄想的。儒家既然坚持礼治，那么治人才是相较于制约君权更为重要的关键环节所在。而治人就要直达关键之中的关键—知识分子。《中庸》曰：「 ”君子动而为天下道，行而为天下法，言而为天下则。”只有将知识分子培养成社会的骨干精英，即君子，才能将仁义之德、圣贤之道传播并影响统治者，才能将忠孝之义、荣辱之礼教化全民，最终才能保证社会兴隆天下昌盛，治世不请自来。如王安石《王霸论》所言：「 ”以仁义礼信修其身而移之政，则天下莫不化之也。” 所以，培养人才至关重要。在这一任务上，儒家强调士人要有理想、有抱负、有追求，敏而好学、见贤思齐，修身养性。既能于平凡之中安贫乐道，又能于非凡之中守中从礼，任人生起伏，不坠青云之志，始终保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高尚精神。使士人尽己所能谋立「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伟大功业。 试想，社会的核心若是被大量的圣贤君子所治理，那天下世人之品行何能不端正，君主又何能不奉仁义之道，诸产百业何愁不繁荣？故培养一帮持正义、行正道、事正业的人才，成为士之君子非常必要。不仅为世人提供学习榜样，又能为国家提供贤能精英。 儒家知识分子的这笔账算的确实精妙绝伦，可惜在当下时代都难以做到的君子要求，在封建社会之中，尤其是缺乏全面法治认知的封建社会之中，就更难以做到了。 儒家思想谋求王道天下，依仗圣贤君子，单纯认为士人读圣贤之书便可受教化而克己复礼达到人才标准，此实为幻想。殊不知达成君子的标杆要求，必须通过自身实践以及师者指导才能将圣人智慧融会贯通。明朝大儒王守仁对此也十分认同，其言「 ”圣学只是一个功夫，知行不可分作两事”，必须「 ”知行合一”。读书更要配合身体力行，若孟子所言「 ”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使自身的实践与头脑中的圣贤之道进行碰撞，如此方能成圣贤之道为君子之人。 奈何古来圣贤皆少数，士人群体又岂能百分百成为君子，君子比例甚小又怎能完成大规模批量化的精英培养？且世之践行之法各不相同，心与力之所成亦有高低，在思维意识之上如何做到人人认同圣贤、人人践行仁义？君子少数，士族与官僚内部就无法秩序井然，对于君主的约束和指导就不能保证路线方针一以贯之始终执行。 向下教化同样就无法达到秩序井然，社会各阶层各家庭的天然力量参差不齐，如何保证人人成为遵纪守法、知足常乐的臣民？士族都做不到，更别提老百姓了。所以千古以来，儒学始终是被作为统治之术的一个辅助工具而已。官僚体系到底无法得到强有力的约束。 而到了北宋，儒家思想的治世弊端日益凸显，对于皇权和官吏体系的约束效力逐渐式微，终其一朝，党争乱象不止。 中唐以后，门阀士族在藩镇割据、互相混战的形势下走向没落，儒家知识分子逐渐失去了保持强大优势的基础力量。大宋建立后，赵家削弱宰相，弱化地方，压制武将，集军、政、财大权于一身。除此之外，北宋在统一中国的进程中对于其他割据政权的旧臣予以招降，甚至不削其官位田禄，与赵氏一族共享天下，皇权开始占据主导地位。加之宋廷右文抑武、广泛取士、不抑兼并，寒门庶士阶层逐渐崛起，稀释着门阀士族在官场上的比例。士族约束君权的能力进一步遭到削弱。 随着对外战争的结束，对于国家和社会的管理，庶士出身的地主阶级力量超越了士族力量，达到了空前强大。文官渗透到各主流领域。庞大的官僚队伍臃肿低效，内部裙带关系交错，贪污腐败、行贿受贿，对外软弱、败多胜少，与底层百姓的阶级矛盾日益加重。此时的儒家思想在治世这一方面上，其短板异常凸显。 在这种国家体制的弊端面前，原本就无法达到大规模批量化培养君子的儒家，此时此刻，对于解决北宋的吏治问题，就更显得苍白无力。但是，大宋的仁人志士仍旧迎难而上，积极努力，以范仲淹为首的改革派和以王安石为首的改革派先后发动两次变法，力求解决三冗之患带来的积弊问题，以拯救于水火之中的大宋王朝。 可惜阻力巨大，勋贵朝臣、皇亲国戚、寒门庶士不同立场却同样以现有体制为生存的保守派百般阻挠。庆历新政中，范仲淹直击要害，整顿吏治，对于官僚队伍的职田进行重新划分调配，对于贡举人才严格审查，对于官吏升迁的磨勘进行严格筛选，尤其是官吏特权的恩荫制更是严加限制、防止垄断。朝廷颁布的命令若有违抗和怠慢，严惩不贷，他这样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在没有率先得到广大知识分子的拥护下，其政策实行变的愈发被动，朝中守旧派大肆攻击和造谣。甚至连仁宗都要躺枪，最终朝廷不得不停止改革。 到了王安石变法之时，其以范仲淹为诫，将矛头避开官吏，而是在财政改革上入手。寄希望于经济的变化，在满足庞大官僚队伍的利益上，再进一步满足朝廷、皇家、百姓、军队的钱粮需求。不得不说，这种思路非常大胆、超前。可结果是，步子迈得太大，引发的反对浪潮数倍于之前的庆历新政。而原本就存在的官僚队伍治理问题，在这一个改革的运动中，极尽其所能，不断借题发挥，党争更加剧烈。最终在神宗的驾崩后，新法再也无法继续下去。 而实际上，北宋的积弊问题，在庆历新政中就已经找对了解决方向，虽然两次变法的侧重点不同，但都无法避开解决官僚队伍建设这一问题。他们或多或少的也在入手处理，却对于近在眼前的解决办法视而不见，仿佛是远在天边一样。 尽管这样，宋人仍旧要强于前朝历代知识分子。他们对于儒家理想的且不切实际的君子治世方式认识的更加深刻。因为儒家大规模培养君子的理想目标，历代以来从未达到，反而党争不断。而理想目标的不可及性，亦从侧面上表明士人在能力上具有参差不齐的天然性，而这种天然性又肯定了士人朋党斗争的不可改变性。且春秋时代的孔子也毫不避讳，其言「 ”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虽然没有正面指出党争的客观性存在，但从侧面也反映了朋党古已有之、不可消除的必然性。 在面对儒家思想的朋党思维这种弊端上，宋代的士人拥有不同以往的新视野，欧阳修曾正面表示：「 ”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党争问题在宋代得到了相对客观的认知。同时他还认为自古「 ”兴亡治乱之迹”亦因于此，基于党争的客观性，他进一步提出「 ”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党争既然天然存在，何不因势利导，为正义所用。 他这一观点，足以代表同时代主流知识分子对于党争的看法，并且表明党争不可怕，党争不受控制、不加选择、乱象丛生、影响国家政治生活才是最可怕的。 而这一客观问题，之所以历代都不去正面且积极的认知，却在宋代得到了解释，主要是宋代的官僚体系之庞大、吏治问题之严重是前所未有，朋党斗争的扩大化也是史无前例，已经到了无法回避的地步。北宋时期，赵家崇文抑武的既定政策将中国的传统文人推到了顶峰，恩逮于百官唯恐其不足，对于文臣优待有加。地主阶级文官和士人充斥在政治、经济、军事等主流领域，其吏治问题，自然就使得宋代成为宋以前以及宋之后均不可比拟的最强状态。 且庞大的官僚队伍也未必百分百都是坏事，对于社会的发展来说，庞大的精英库，使得新思想有了孕育的可能。当时的的文艺复兴运动也相继爆发，深刻影响着这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用新的眼光看待世界。对于官吏管理的建设，也就有了前所未有的进步和飞跃性的提升。 值得思考的是，他们虽然认识到了官僚体系中，不同政见、不同利益、不同处世之道的士人产生相吸或相斥，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天然现象，但是并没有进一步深入阐释，又止步于义利之辩前，认为朋党有君子与小人，义与利的「 ”本质”区别，未能正确发展朋党组织，优化朋党组织。 使得宋廷官僚仍未突破儒家思想的局限，其朋党斗争不过是对义利问题的延伸发展，朋党组织也没有发生质变。当时中国积累的一千多年来的士大夫斗争，从私争到政争，再从政争到私争，始终没有步入到政党之路上。官僚队伍的本质问题即吏治就不能有效的解决，北宋灭亡的历史命运成为了既定。 北宋党争的天然缺陷阻碍着大宋吏治事业的积极建设，吏治的混乱，在两次变法中愈发强大，弱小的君子力量上不能始终如一指导皇帝并约束君权，下不能引导官僚队伍走向正轨，最终腐败和乱政取得了胜利，靖康二年，赵家亡于女真。 儒家思想对于经济发展和对外战争不具有优势。相比于法家难以做到兵农合一、耕战合一，本质上缺乏「 ”一切皆决于法”的精神。 在王安石变法之时，反对派对于中国的经济危机，竟然仍旧沿用一千多年前的与民让利、休养生息之政策。如司马光所主张的「 ”损上益下”原则。对上要「 ”养之有道，用之有节”，要求皇室节约钱粮，减少对官员的赏赐，减少公室大兴土木、豪华活动的费用支出；对下则要「 ”安民勿扰，使之自富”，要求朝廷轻徭薄赋、缓刑舍禁减轻百姓课税负担。以达到固本正源，使「 ”农工商贾皆乐其业而安其富”，国家财政税收就可以取得丰厚收获。 但是这种原始的经济思想，在「 ”势官富姓占田无限，兼并伪冒习以成俗”的神宗时代，既不能阻止地主阶级和士大夫继续巧取豪夺，又不能解决商业中假冒伪劣扰乱市场的商业乱象，阶级矛盾根本就不能得到缓解，经济危机毫不受影响的大步前行。 而改革派在主导朝政期间，又不能放弃所谓的王道之政，采用耕战主义。将国内一切力量动员起来，削减官僚队伍、再分配土地和粮食、精简军队，使得宋朝摇身一变激情洋溢，对外扩张如饥似渴。儒家思想治世本身具有的局限性不仅使得大宋灭亡的命运无法扭转，亦令中华错失了改变文明走向下行的历史窗口。 两千年以来，自秦亡之后，中原很少抵挡得住北方草原的侵袭，也无法突破不过300年的怪异兴亡周期，甚至在科技发展与产业升级上愈发落后，固步自封。儒家于乱世不能除暴安良，于治世不能解决经济危机，于历代王朝之中又无法从上到下规制皇权与官僚体系。 再上一层来说，不采用法治思想统治国家，就无法趋近科学治国的正确路线，在对外战争时，在面对经济危机时，在处理朋党斗争时，在生产技术与科学文化创新上，就无法正面的、有效的、持续向前的推行解决问题的措施。尤其是在政治上对于吏治缺乏有效规制，无法将其通过法制进行引导。不能产生政党组织和议会机构，进而有制度有规则的使用权力。 汉朝因为不坚持法治，最终无法稳定住皇权、无法规制住外戚和宦官，致使皇权旁落，被曹魏灭亡。 唐朝同样的不坚持法治，无法稳住皇权、规制不了官僚党争、官宦专政，最终皇权旁落、军阀割据，被朱温一举灭亡。 到了宋朝就是无法压制皇权、规制不了官僚党争、最终君主与官僚腐败无能，被蒙元灭亡。 明朝仍旧是不坚持法治，中后期税收管理紊乱、阉党专政、东林党争，政治腐败一塌糊涂，对外作战与对内镇压上战斗意志不彻底，终被金人入关灭亡。 清朝同宋朝一样，无法压制皇权，无法规制党争，清廷与其官僚队伍腐败无能，亡于革命党人。 而今步入共和时代，讲民主讲科学，法治已成为人类共识。然从本质上讲，官场的权力制约，仍旧缺失不了人治。只要有人在，约束人的行为，自律克己任何时代都不落时，在任何时代亦都有积极意义，不受时空和阶级限制，古往今来，始终不变。过去的封建社会有其历史的局限性，单纯依靠人治，自然的其弊端也是非常明显。 我们没必要跟落后的时代较劲抬杠，之所以今天发达，就是因为我们可以以更加理性客观的认知，全面深刻的建设现代社会，法治是必须，而人治同样需要，人治若不发达，法治的强大能力也就不能发挥出来，二者是相辅相成，辩证统一的关系。如果人不持正义、谋正道、事正产，试问，法治社会还有什么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