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克实 口述：我所接触的胡耀邦

偶然遇见胡耀邦

那是在1971年。1965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学制四年，应该是1969年毕业。能赶上“文化大革命”，而在1971年，它还在学校“停课闹革命”。1969年，根据毛主席“五·七”指示，一部分学生到“东方红炼油厂”工作，一部分学生随“第二外国语”教职员工下到河南明港办“五·七”干校。

我先去了“东联”，然后去了明港，在那里我真正像农民一样参加了农业劳动，同时参加了无休止的政治运动。直到1971年底，我们才回到北京上学。然而，由于林彪事件，此时的学生不仅失去了政治热情，而且对所谓的政治产生了怀疑和厌恶，因此消极和回避成为了当时许多学生的选择。我也是。

解放时，父亲龙潜在湖南革命大学任过一段时间教务长，胡时任副教务长。他们算是同事。后来，我父亲和胡被调到北京工作，彼此没有多少联系。“文化大革命”期间，作为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也未能幸免，退居二线。当时没事干，在湖南的时候就很了解他，所以就去看望他。他住在北京付强胡同6号，这是一个小平房和四合院。我不记得当时具体的会议，只记得我和他说话的时候，我从一个房间出来。我明白了，这不是胡耀邦吗？胡耀邦以前住在胡隔壁，也是平房四合院，但比胡大。“文化大革命”初期，胡耀邦一家被赶过来，和胡挤在一个院子里。

胡耀邦身材矮小，但很英姿飒爽，给人一种亲切的感觉。他坐在我们旁边，漫不经心地聊天。当他得知龙茜是我父亲时，甚至说“我认识龙茜”，胡耀邦就是这样认识我的。从此，我跑到付强胡同，把它当成了“解放区”。

我和胡耀邦渐渐认识了。去找他的年轻人、干部、孩子很多。有的去找他是为了他父母的政治“问题”，有的去聊天。他对每个人都很好，就像长辈对待晚辈一样，大家也把他当成父亲的长辈，都叫他耀邦大叔。他总是叫我“贝克汉姆”。有时候，吃饭聊天的时候，很多人起身离开。他总是留住每一个人，但是因为人太多，大部分都离开了。我经常留下来和他的家人一起吃饭，所以我对他的孩子很熟悉，比如大儿子胡德平和二儿子刘虎。

给我介绍个人

雅班大叔遇到我的时候，我还没有男朋友。有一次我去他们家，开始和亚邦叔叔和凯希叔叔的孩子聊天，有两三个年轻人。他们一个个都走了，只留下一个年轻人。他很高，但看起来像个洋娃娃。我以为他是中学生。这个年轻人很健谈，很健谈，有点炫耀，我也没在意。

半个多小时后，胡德平走过来，把我叫到一边，问道:“你觉得那个人怎么样？”我漫不经心地说:“不太好。”胡德平说:“这是我爸给你介绍的男朋友。”我大吃一惊，进屋问雅班大叔是不是这样。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我说:“耀邦叔叔，你在干什么？你认识他吗？”他说:“郭华若是个好同志。”郭华若是这个年轻人的父亲。我又问:“你很了解他吗？”他还是说:“郭华若是个好同志，很有才华，但他和同行、上级的关系往往不是很好。不过，多年来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我说，“我是说，你认识他儿子吗？”他笑着说:“郭华若是个好同志；至于他儿子，自己去找，自己去看。”我当时真的有点哭笑不得。然而，这个年轻人真的成了我的丈夫。我们的媒人是胡耀邦。我儿子出生后，他叫耀邦叔叔“红爷爷”。

后来听婆婆说，耀邦叔曾经邀请过我，包括我的公公婆婆莫文骅，还有一个外交部的老副部长。席间，婆婆对雅班大叔说:“谢谢你给我们找了这么好的老婆。”莫文骅和另一对夫妇笑着对胡耀邦说:“你还是关心这件事。嗯，我们正好有两个还没有家庭的孩子。请帮忙介绍一个。”。耀邦叔叔说，好吧，你们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可以做亲家。其实女生比男生大几岁，一点都不适合。胡德平事后抱怨父亲的笑话。耀邦叔叔后来告诉我，“中央文革”指责他开婚介所。他说只有我们在他的介绍中是成功的。

我在北京上学工作后，母亲一直在长沙工作生活，所以我不时回长沙。耀邦叔叔是湖南人。当我回到北京时，我经常给他带一些我家乡的东西。耀邦叔叔不收礼物。通常他拒绝别人给他的一切，但他接受我带给他的。

记得有一次我从湖南给他带了一篮子橘子，很好吃。他很高兴，说:“你开橘子店了吗？”我说我想以你的名义。他很惊讶:你怎么打我的旗号？我解释说:“我跟长沙的同学说，回去北京看他的时候，弄点好橘子给耀邦叔叔。他们都很开心，所以找到了最好的。”他听说是我同学，就放心了。他立即给胡家的孩子打电话——分橘子。

当时我妈在长沙轻工业部工作。有一次回长沙，我让妈妈给我弄了一套72瓷餐具，回北京看望耀邦叔叔和凯希叔叔的时候带着。耀邦大叔说:小贝，你在干什么？看那个，会被拒绝的。我说，以后你请我吃饭，就用这个。他只是说:好，好。在他眼里，我还是个孩子，从来没有向他要求过什么，所以他也没有接受我给他的东西。他把这套餐具的大部分给了凯希叔叔家。

“没有反动的学术权威”

1972年，我终于大学毕业，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去耀邦叔家的时候，经常会聊一些科学院的科学方面的事情。耀邦大叔很关心科学。他经常问去他家的年轻人最近有什么新的发明和发现，他愿意听。他说:虽然我现在没有工作，但不能脱离时代。中国科技落后，近年来差距更大。他给文盲下了一个新的定义:“不懂科技，就是文盲”。年轻人爱聊“八卦”，他有时候会带领大家聊科技而不是这些。

记得陈景润刚出名的时候，有很多地方和普通人不一样，甚至对普通人来说很可笑。一个美国代表团访问中国，要求见陈景润。科学院给他做了新衣服，提前检查了身体，送他去酒店接他。似乎他出丑了，所以有人认为他有“缺点”。他没有参加任何会议，这在当时是不允许的，但因为他有“缺点”，他是个例外。有一次，他突然去参加一个学习会议。会上，有人批评“苏修”和赫鲁晓夫，但他认为有问题。相反，他向领导报告说“如何批评CPSU第一书记”，大家都哭笑不得。

我们正在说陈景润的笑话，耀邦大叔听到了，说:“你笑什么？”科学家就是这样，所以要有这种奉献精神。再说一遍:科学家，你开这么多会干什么？也怪我们:你们这些孩子学不全别人，至少应该学一部分。

当时有一个荷兰科技展，是一个小型展览，以仪器为主。没有多少人对这个展览感兴趣。我买了两张票，寄给了胡德平。第二天，胡德平打来电话，“小贝，我爸爸也想看。那司机要走了，我该怎么办？”我说，我在门口等你，然后告诉展览负责人胡耀邦要来看展览。

虽然当时耀邦大叔还没有出来工作，但是他们很开心，邀请了最好的讲师来讲解。雅班大叔来了之后，看得非常仔细认真。他能说出一些我不知道的乐器。我看了两个多小时。展会的领导非常高兴，告诉胡耀邦，以后只要有展会，都会给你送票。雅班大叔还为他们写下了家庭住址，说可以寄，也可以不寄。

邓小平复出后，把胡耀邦送到科学院，正是胡耀邦的胃口。他先去找科学院的历任领导，向他们请教。然后，很多科学家被要求去调查，所有需要找到的人都找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在突破重重障碍后从国外回来报效祖国，但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贴上了“分子”的标签，被批评为所谓的“反动学术权威”。胡耀邦说:没有反动的学术权威。你是我们国家的宝贵财富。我们希望你们的权威带领我们进入科学领域。这时，他作了关于进军“四个现代化”的报告，并给出了答案。会议充满了激动，许多科学家当场感动得热泪盈眶。当时我在科学院的时候，几乎听到了一片对胡耀邦的赞美。不幸的是，不久之后，胡耀邦连同所谓的“反击右翼定罪”再次遭到批评。

对领导的态度

去耀邦叔家的年轻人对文革不满。大家坐在一起，除了传播“流言蜚语”，就是发泄对“文革”的愤怒。当然会提到中央文革和江青。有冷嘲热讽，无话不说，还有骂人。看来雅班大叔的家是一个自由的世界，只有在这里他才能发表不负责任的言论。大家说这话的时候，如果雅班大叔在场，他会听，从来不管，更别说停下来了。然而，当有人谈到毛泽东并表达一些不满时，他经常停下来说:你应该注意并将“中央文化大革命”与毛主席分开。

大家尊重他，也不说。我觉得他不怕惹麻烦，因为允许大家骂江青也会惹麻烦；不要说毛泽东，而是出于对毛的崇敬。这可以说是他们这一代人和经历过的人所共有的情结。

具体时间记不清了。有一次去雅班大叔家，看到他和大儿子胡德平长得很丑，好像刚吵了一架。我问，怎么了？耀邦大叔没说话，胡德平却生气地说:听爸爸说的！他说毛主席知道他和胡挤在这个小院子里，很快就会请他出来工作！现在，他怎么还能这么想！他们这些人，怎么还这样！正是因为他们，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局面！

我当然不能说什么。耀邦大叔见我来了，就改口尴尬地说:开玩笑！我怪胡德平:耀邦大叔是个受人尊敬的人。你怎么能这样和爸爸说话？德平什么都不会说。

胡耀邦被邓小平任命为科学院院长，那是科学院最热闹的时期；但是美好的时光并没有持续多久。仅仅过了半年，我就下来了。我去看他，他心情不好。我把从科学院群众那里听到的肯定和赞扬告诉了他。他默默地听着，说:我相信群众，我相信群众。然后他用手指着上面说，但是我不知道他在想什么。可见他最看重的是“神”对他的看法。

助人为乐的原则

大约在1972年，我还在北京外国语大学，该学院副院长唐凯是著名的法国专家。他完成了《毛泽东选集》的法文译本。有一天，他在校园里遇见了我——这给了我一种他在专门等我的感觉。他问我:听说你是高倩的孩子。我谈到了我的父母，主要是我的父亲。

他说:我不想在学校工作，我想去国际联络部。你能通过高倩告诉你认识的人吗？

迪安·唐凯是我尊敬的人。“文革”以来，学生“造反”，几个医院领导被批。在那种情况下，其他领导人不得不低头弯腰。他趾高气扬，与学生作对。有一次，冬天，他又和他的学生吵架了。他太激动了，他的毡帽掉了下来。真是“怒不可遏”。有些人因此讨厌他，但许多人因此钦佩他。

我当然愿意为他跑腿，就说经常去胡耀邦家。他很高兴，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耀邦叔叔看了信说，唐凯，我知道，我很了解他。他是我们党内最好的法国专家。他在国际联络部工作，很不错。但是他笑着说:他想去国际联络部，可以直接联系我。他怎么能找到你，一个小女孩？

我回去告诉唐凯这个消息。他很高兴，直接去找胡耀邦。不久，他被调到国际联络部担任一个部门的主任。后来，我在报纸上看到许多新闻报道，说他陪同周总理会见外宾。

我分配到科学院的时候，科学院有很多下属单位。不想去下属单位，想去美院工作。我让雅班大叔跟科学院相关领导说一句话，他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让我很疑惑。旁边的胡德平说:我父亲有一个助人为乐的原则，就是困难时帮扶，雪中送炭；但是如果他想让事情变得更好，他不会帮忙的。我意识到了他微笑的意义。

当时，大学生不是通过考试，而是通过推荐被称为“工农兵学生”。耀邦叔叔只有一个女儿满妹，她是几个孩子中最小的。耀邦叔叔也很爱自己的女儿。他想办法让女儿上大学很容易，但他没有做到。

无助的日子

周总理去世的第二天，我去了耀邦叔叔家，到处都是黑纱。我一看到他，眼泪就滚了下来。他家里的人都哭了，脸色阴沉。有年轻人说，总理走了，天就塌了。他不知道是安慰自己还是安慰大家，也自言自语:不，不。

当时，他名义上主持科学院的工作，但他一直受到批评。科学院为周总理举行了追悼会，由他主持。会议结束后，大家都散了，我站在那里默默地看着他。他也站了很长时间，看起来又瘦又老，茫然地用缺席的眼神环顾四周。有一段时间，我觉得他像一个被孤立的孩子，像一个孤儿一样无助。我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只是为了周总理，现在是为了他。他只是站了很久，直到有人叫他，然后慢慢地走着。我一直在他身后，不让他看到我——我怕他对当时的一切视而不见。

在批判所谓“右翼定罪作风”的时候，科学院“革命委员会”的领导来找我，逼胡耀邦告诉我什么？我说，他说我理论水平不高，要我学习马列主义。那些人说:“现在你还画他！”！他们怒不可遏，说我这么年轻，就采取这样的立场。威胁我科学院是绝密单位，我不能以我的职务留在科学院。

我不再在乎了。如果我不能留下来，我必须给一碗饭。两天后，我去了雅班叔叔家。我在路上四处看了看，然后转身进去了。结果第二天领导来找我，说你又去胡耀邦家了，可还是有特务盯着我。相反，我因此而出名。不时有人来告诉我当时运动的一些内幕和群众的反应，希望我能告诉胡耀邦。

接下来，胡耀邦依次被科学院各局批评。到了我所在的外事局，领导也提前找我谈话，让我发言，说我和胡耀邦接触很多，知道他的“右倾言行”，要我揭发。我当然不会发言，但当时我忍不住参加了会议。另外，我也想认识一下雅班大叔。我去了，在一根柱子后面找到了一个不容易被看见的地方。过了一会儿，雅班大叔来了，这时他还能坐在舞台下面。我从后面看他，他好像瘦了很多，看起来很憔悴，完全是个老人。我的眼睛又湿了。

在批评时，他不时被要求回答一些问题。有人问邓小平对他说了什么。他总是说他要为他在科学院所做的一切负责，而他对邓小平只字未提。别人追问他，谁向你反映过问题？他说:别人反映情况是正当的，因为我在做这个工作，我听了。这是我的责任，不能怪别人。他从不上下推搡。

后来，胡耀邦的批判会在红塔礼堂举行。这一次，胡耀邦和李畅在舞台上受到了批评。我很早就去了，在前面找了个位置，想看看他现在怎么样。批判会中间时不时喊口号，喊“文化大革命万岁”，喊毛主席，我就举手；当我喊倒邓小平和“胡耀邦不投降必死”的口号时，我没有出声，也没有举手。旁边没人认识我。

粉碎“四人帮”后，我去了耀邦叔叔家。一家人其乐融融，周总理去世时的气氛真的是两个世界。耀邦大叔也精神一振，赞赏地对我说:“小贝，我被批评的时候在舞台上看到的。你喊小平和我口号的时候没有举手。我当时真的很高兴，我没有白白伤害你！”我当时没想到他会看到这一幕。我觉得这是对我最好的评价。

在背包上阅读

耀邦大叔爱读书，主要看三种书:一种是马列主义、毛主席的书，一种是古籍，一种是科技类的书。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批判，我回家，洗漱，看书，做不同类别的读书笔记。当我去他家的时候，他花更多的时间在他的房间里看书，所以我和其他人聊天。他读腻了，出来参加我们的谈话前不得不休息。

他曾经跟我说，他参加革命的时候，还是一个十四五岁的孩子，学历低，基础弱，要好好学习，好好学习。他规定，如果累了，努力了，每天至少要认10个字。当时他经常行军打仗，就把自己想认的10个字贴在前面战友的背包上，边走边记笔记。他说，我个子矮，我把它贴在我面前的背包上，就在我眼前。偶尔我发现一本书，看到一个认不出来的字，圈起来，写下来，行军的时候贴在别人的背包上。这是他读书的主要方式。

耀邦叔叔的二儿子是刘虎。人们好奇他的姓是怎么刘的，有人取他母亲的姓，但的母亲姓是李昭。原来，刘出生后不久，蒋介石就派兵攻打延安。他们不能把孩子带走，所以他们把孩子委托给别人收养。姓刘，也姓刘。的“湖”原本是一个“胡”，意思是他是胡家的孩子。后来，他又加了三滴水，叫刘虎。解放后，许多干部把在普通人家寄养的孩子带回来，但耀邦叔叔没有。他告诉刘虎的养父母，既然你把他养得这么大，那就是你的孩子。

初中毕业后，刘虎的养父带他来北京见耀邦叔叔，说为了孩子的未来，他要送孩子去北京。耀邦叔叔拒绝了，说有困难我可以帮忙。养父坚持要我留下孩子才走。耀邦叔叔留下了孩子，但还是让他随养父姓。刘虎非常爱他的养父母，每个假期都会去陕北看望养父母。后来找到女朋友，有一个条件就是回养父母家结婚，以后一定要尊重养父母。养父母来北京时，耀邦叔叔总是热情接待。

我最后一次见到雅邦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上台，耀邦叔复工，先是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又任中共中央总书记。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后，他搬回了原来的院子。这个院子与胡的院子相通。有些来看耀邦叔的人，先去胡家，再去看耀邦叔。胡可能觉得这样不好。而且他还去地震局任职，工作很忙，所以堵了同一扇门。耀邦大叔当上总书记后，搬到了北长街惠济寺胡同25号。随着他的升职，他的工作越来越忙，我再也没有打扰过他。

1986年，耀邦大叔从总书记的位置上退了下来。我想见他，但不敢预约。我问胡凯希是否可以。胡说八道是可以的，但是不要说你是找胡耀邦，说你是找他的孩子。我去了，门卫问找谁。我说找胡德平，我们是好朋友，这才让我进去。

这是一个大院子，他的四个孩子都住在这里。德平看到我来了很惊讶，然后和我聊了起来。他问:有什么事吗？我说:没什么。过了一会儿，他又问:怎么了？我只是说:你能看到你爸爸吗？他深深叹了口气，说:“算了吧。”我不得不说:那请代我向他问好。德平说:谢谢。我心里想，我来的好不容易，也不知道来不来，就走了，又不甘心，就又去看刘虎了。刘虎当时是外经贸部科技司司长，很健谈，我们就聊了起来。该吃午饭了。我起身要走了。他说在这里吃饭。当然，我想留下来吃饭，这样我就能看到耀邦叔叔，但我说:不方便吗？刘虎高兴地说:“有什么不方便的？不是说你过去没吃过。你今天怎么能“打包”呢？

终于又见到了雅班大叔。他好像瘦了，整个精神状态和我在电视上看到他主持中央工作的时候完全不一样。我说:你好耀邦叔叔！我们都非常想念你。他说:我相信，我相信。我也想告诉他一些外界的消息。他的妻子李昭说:吃饭，不谈政治，不谈政治。我不得不停止说话。耀邦大叔的孙子孙女原本就很调皮，都默默吃着，不说话。

耀邦叔叔吃了盘子里的一块肉，但他看着李昭。出于身体原因，李昭限制他吃肉。李昭看了一眼，轻声说:吃，吃。他刚抓到另一块。我当时真的很想哭，忍住了。餐桌上什么都没有。刘虎正要对我说些什么。李昭再次表示不谈国家大事。刘虎也闭上了嘴。当然我也不能多说什么，就默默地吃完饭，大家都去了院子。我问:耀邦叔叔，身体怎么样？他说:好，好。我说:“没有别的希望了，但是耀邦叔叔要照顾好自己。”。他说:谢谢，谢谢。它给我的感觉是他在那里。这时，孩子拿出围棋，和孩子下棋。我也看了一下。似乎所有的孩子都故意让他赢。

回来后，我告诉了一些朋友关于耀邦叔叔的事情。许多人想见他，但没有一个人被允许。据说亚邦叔叔小心翼翼不让他的客人进来。

今年春节，我又去看了一次耀邦大叔。告诉门卫去找胡德平，回答他不在；他说他在找刘虎，但他也说他不在那里；谁都不是，去了远郊疗养。后来从德平那里得知，雅班大叔不想那么多人来看他，就躲了出去。我记得“文化大革命”期间去看望他，我们谈到“文化大革命”的各种缺点时，他不时插嘴。当然没有我们这么激烈，但是我们可以看到他的态度。这一次，他什么也没说，甚至没有一句怨言。

我心里一直想他。记得他刚下台的时候，有人习惯性的批评他。据说胡耀邦遇到一些日本人，扣子都扣不上，有人批评胡耀邦，甚至说这是对权力和国家的羞辱。我当时就生气了，说:“这是什么？”即使是，也是礼宾部的事。怎么扣这么大的帽子！很多人出来调和，指责这个人帽子大，不讲道理。后来有领导问我:你和胡耀邦是什么关系？我说没关系。他甚至不说是对的，是错的，如果没关系，就没有这么大的火。

我在考虑什么时候再见到他。

永远的遗憾

然而，我再也没有这个机会了。1989年4月15日上午，胡耀邦去世。第二天一早，我赶到他家。到了大厅，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哭了。这是我一生中唯一一次为此哭泣。我心想:耀邦叔叔，我们对不起你。当我们遇到困难时，你给了我们很多帮助。我们在你身上找到了光明、温暖、勇气和信心。但是当你有困难的时候，我们不能给你任何帮助！

现在想想，我是一个普通公民。我能给胡耀邦什么帮助？这不是我能帮忙的，但那是我当时的想法。

我的哭声惊动了德平，德平出来拉我起来劝我:别这样，别这样，有什么用？刘虎的爱人也哭着说:“爸爸，告诉我你有什么。你为什么不告诉你的亲戚和医生？你没办法。”刘虎的爱人是一名医生，他知道耀邦叔叔的身体因为心脏病很快就垮了。

胡耀邦的追悼会用8张票分发给国家计委，我有一张。我和我丈夫写了一副挽联。上联为“山止，先锋总险”，下联为“瓢甘，饮水总源”。我想有人写，但他们说最好自己写。我的字写得不好，但是练字之后，我自己写的，送到了灵堂。后来很多文章都引用了这个对联。

时光飞逝。30多年前，我遇到了雅班大叔。他去世已经19年了。在他去世后的前两三年，我的情绪一直无法平静下来。一想起他，我就忍不住哭，尽管我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规律。现在，虽然我的心情已经平静，但我仍然深深地想念他。奇怪的是，我对胡耀邦的感情比我父亲还要深。

为什么会这样，我说不清楚。我和胡耀邦有那么多接触，却没有一张照片。现在想他的时候，只能回忆起和他互动中的一个又一个画面和镜头，回忆起他当时的声音和笑容。这是永远的遗憾。

北陆英，女，1945年出生，1965年考入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他曾为方毅、朱镕基和李鹏做翻译，接待外宾。父亲龙潜，20世纪30年代参加革命，曾任全国政协常委、国家出版局副局长；母亲贝海燕1936年参加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