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监狱 探访高官服刑地："中国第一监狱"秦城监狱

全球人物封面2009030

凤凰周刊等媒体报道了陈希同、陈良宇的监狱生活。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所有战俘。图为特赦释放大会现场。

秦城监狱的人和事

改造过去的高级战犯？现在监禁腐败的高级官员

秦城监狱被称为“中国第一监狱”，因为它关押着中国级别最高的囚犯；

它被称为“最神秘的监狱”，因为它的硬件和软件不同于其他监狱。

改造教育国民党战犯，利用林彪、“四人帮”迫害革命干部，审讯拘留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的主要罪犯...高墙里的那些人和事充满了传奇；

现在，秦城监狱引起了公众的关注，因为它已经成为一些腐败官员的“最终目的地”。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探访秦城监狱，破译高墙50年变迁。

参观“中国第一监狱”

11月11日上午，一场大雪过后，《环球人物》杂志记者驱车前往北京市昌平区，探访小汤山镇附近的秦城监狱。

在热心群众的指导下，记者的车沿着一条老路行驶到燕山脚下。在路的尽头，有一座高大的暗红色牌楼大门，四周是高约5米的灰色围栏，墙顶有探头。大门上没有标志，但一名戴着白色口罩的武装警察站岗。当地村民告诉我们，这里是秦城监狱。

监狱的门禁严格，有三个“岗”——外面有几道铁路护栏，里面有一扇电动不锈钢伸缩门，然后是大门。大门是两个封闭的铁栅栏门，高3米，旁边有一个侧门。离大门不远，有一排房子，挡住了外人的视线。

执勤的武警不允许外人在门前停留，记者只好沿着监狱外的一条路向东走。马路对面有两个居民村:右边是秦城村，左边是香坊村。

在香坊村村委会，60多岁的村主任王占仁饶有兴趣地向记者介绍了秦城监狱和他们的村子。

秦城村和香坊村在1960年以前是一个村，叫做秦城香坊村。王占仁曾经听老人们说过，这里曾经是一个四面高墙的军营。这个军营可能是秦朝留下的，所以叫秦城。军营废弃后，人们在此居住并饲养大象，故称秦城香坊村。现在秦城监狱就是以它命名的。村后的广大土地一直是公安部直属的劳改农场。

此前，记者从有关方面了解到，秦城监狱是全国唯一一所公安部管辖的监狱。这座监狱建于1958年，得到了苏联的援助。20世纪50年代，中苏缔结的援建项目有157个，其中之一就是秦城监狱。但由于秦城监狱是保密工程，不对外开放，外人一般不知道。

秦城监狱是苏联专家设计的。最初，监狱里有四栋白色建筑，编号为A、B、C和D，都有审讯室。所有的建筑都有三层，砖墙和斜坡。每栋楼隔成一个院落，楼前有一大片空供犯人遮挡。“文化大革命”期间，高级“犯人”的数量突然增加。1967年，秦城监狱增加了6栋楼，6个院子。六所新建监狱的等级顺序为:戊、乙、庚、辛、任、桂。

根据羁押对象的不同，秦城监狱50多年的历史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阶段，五六十年代，主要羁押对象为满族官员、日本战俘和国民党战犯，军衔至少在少将以上；第二阶段，“文化大革命”期间，拘留的主要对象是右派和所谓“反革命领袖”；第三阶段，七八十年代，拘留的主要对象是林彪、“四人帮”成员；第四阶段，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监禁的主要对象是省部级贪官。

村主任王占仁告诉《环球人物》杂志，父亲当了多年村长，他们与秦城监狱的联系从未断过，见证了监狱50多年的发展历史。但50年来，王占仁只在秦城监狱呆过一次。那是上世纪80年代末，秦城监狱的一名副监狱长找到他，请他帮忙为监狱制作一些办公家具。运送家具时，经过特别许可，他才被允许进入。他说，当时秦城监狱有三个门，他进入第二个门，是监狱管理人员的办公区，再往下是犯人所在的监区。按照监狱的要求，王占仁不敢四处张望或多问问题。他所记得的是，他严格地登记入住和退房，而且不允许他随身携带任何东西。他没有在里面呆很长时间。他收拾完家具出来了，但他总觉得有人在盯着他。

外人进不了监狱，但有机会见到秦城监狱的犯人。一个机会是当囚犯在农场工作时。秦城监狱旁边，有一个大型劳改农场。囚犯由士兵护送到农场工作，村民可以从远处看到他们，但不允许他们打招呼。另一个机会是当囚犯从监狱释放时。在监狱门口，你有时可以看到一些车和人聚集在那里接囚犯。大多数刑满释放人员都比较低调，通常会选择悄悄离开。

王占仁说，虽然秦城监狱近在咫尺，但对他和村民来说，“高墙里的那些人和事，还是很神秘的”。

腐败官员服刑的地方

环球人物杂志特约记者张工

收监改造贪官是秦城监狱新时期的主要职责。

在我国，对普通罪犯执行刑罚，无论是判处有期徒刑、无期徒刑还是死缓，一般都是就近执行，即判决在哪里，就在哪里执行。至于省部级贪官，无论在哪里判刑，大部分都会集中在秦城监狱服刑。

不是每个人都能进秦城监狱

改革开放后第一个被送进秦城监狱的贪官是谁？但统计数据显示，近10年来，已有100多名副省级以上高官被查处。其中，除8人被执行外，11%被判处死缓，8%被判处无期徒刑，21%被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15%被判处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他们大多被关押在秦城监狱，或者在这里服刑。如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原国土资源部部长田凤山，原云南省委副书记、省长李佳廷，原公安部副部长刘，原国家统计局局长，原建行董事长张恩照，原北京市副市长刘志华等。

在秦城监狱，特殊囚犯的生活条件将优于普通监狱。

据近年来进入或接触过秦城监狱的人士介绍，秦城监狱部分关押高官的牢房除了面积较大外，还配备了写字台、厕所、坐便器和洗衣机。据《凤凰周刊》报道，除了读书看报，一些被拘留的官员每天还可以看一段时间的电视，通常是晚上7点到9点。一些身体不好的特殊囚犯一天可以吃四顿饭。伙食费的标准和费用由国家规定和支付，家属可以私下照顾。衣服、日用品等基本生活用品可以由家庭成员提供。虽然监狱有统一的囚服，但这里的犯人一般不需要穿。

除了贪官之外，近年来，秦城监狱还放入了一些其他的“特殊”罪犯，如危害国家安全罪、外国罪犯、明知故犯、国际间谍等。在社会上广为流传:一些文艺界的知名违法人物也曾被关在秦城监狱，如中央电视台文艺部原主任赵安，著名词人张俊以，著名演员刘晓庆等。然而，根据环球人物杂志记者的调查，这些人实际上并没有去过秦城监狱。

2002年，北京市公安局看守所将一批重要犯罪嫌疑人移送至秦城监狱第一看守所，其中包括因涉嫌偷税被羁押的刘晓庆。张俊以等人出狱后还声称“出狱时见过刘晓庆”，这表明他并没有被关押在秦城监狱。至于刘晓庆后来说的“秦城监狱怎么样？”有专家说:“就是打着秦城监狱的名义提价而已。不是每个人都能进秦城监狱。”

陈希同在监狱外忙着治病

正是秦城监狱的特殊性，使得贪官的信息一旦进入高墙，就进入了不透明阶段。公众没有办法知道他们的刑期和生活条件，只有一些零星的报道出现在报纸上。

据《新周刊》等媒体报道，陈希同是“四人帮”后被关押的最高级别官员之一。历任北京市市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国务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98年2月27日，陈希同因贪污罪、贪污罪、非法利益罪、严重失职罪被逮捕。1998年7月31日，经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审理，陈希同因贪污罪、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6年。同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最终裁定驳回陈希同的上诉，维持原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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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周刊等媒体报道了陈希同、陈良宇的监狱生活。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所有战俘。图为特赦释放大会现场。

陈希同的案子当年轰动一时，但很快就淡出了公众视野。

1995年陈希同背黑锅辞职时，在“双规”下住在北戴河，后转入内蒙古呼和浩特监狱，后转入北京良乡，正式判刑后被送至秦城监狱服刑。陈希同的刑期从被捕之日起计算，根据原判，他要到2014年2月才能获释。

在监狱里，有时候，因为他的要求被看守拒绝，陈希同会大喊大叫，称自己为“北京大罪犯老陈”。

2004年，陈希同因健康问题被紧急送往北京复兴医院。突然发病后，陈希同给相关部门领导写了一封信，以“心跳异常、心血管供血不足等老年病”为由，要求“保外就医”。经协调，自2006年8月下旬起，陈希同获得有条件保外就医。

2007年6月，有爆料称陈希同在北京某高级酒店与某人共进午餐。

据此人说，陈希同当时看起来很好，头发花白，走路时需要帮助。在场的人不敢问他在监狱里的情况，但陈希同自己谈了一些事情:监狱条件没有问题，他可以一个人做点什么；我一天24小时被监控，但后来习惯了；他还会下棋和打网球，这是他多年来的习惯。监狱会派小战士陪他玩。

在保外就医期间，陈希同主要住在北京郊区的一个小四合院里，在那里他被允许会见一些老朋友。2008年起，陈希同病重，不再见外人。他主要在家休养，有时去医院治疗。但据说陈希同在住院名单上用了化名。

今年4月中旬以来，79岁的陈希同住进北京医院高倩病房治疗，医院多次发布危重通知。陈锡彤直肠癌晚期，心脏病复杂，基本只能靠药物维持生命。

陈良宇过着有规律的生活

在秦城监狱，还有一个和陈希同级别的人。他就是陈良宇，原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上海市委书记。

2007年7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了《中央纪委关于陈良宇严重问题的审查报告》，决定开除陈良宇的党籍和公职，并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司法机关依法处理。陈良宇当天被正式逮捕，随后被关押在秦城监狱。

2008年4月11日，陈良宇因受贿罪、滥用职权罪被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18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30万元。与陈希同等高官不同，一审判决后陈良宇并未上诉。

秦城监狱陈良玉的编号为“0702”，07为年份，02为当年移送秦城监狱的重要嫌疑人编号。对于高官等重要罪犯，秦城监狱实际上承担着看守所和监狱的双重职能。

今年6月，有港媒报道“陈良宇在狱中享受了近200平方米的大套房，每天的餐费达到200元”。一时间，关于秦城监狱高官待遇的消息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之后，凤凰卫视就此事做了专题报道。主持人杨锦麟援引大陆媒体的报道称，事实上，陈良宇被拘留在一间接近20平方米的公寓里。这是秦城监狱重要犯人的单间，有独立卫生间和坐便器。监狱大门是一扇用铁皮包裹的木门，门上和厕所里有“窥视孔”，供哨兵24小时监视。

陈良宇的设施只有一张离地一尺左右的矮床。写材料时，警卫会送一张书桌给小学生临时使用。没有凳子，床就是他平日坐的地方。墙壁也经过特殊处理，以防止他们自杀。

值得一提的是，像陈良宇这样的重要犯人基本都住在一楼，房间里所有的永久性设施都被切断打磨成一个圆圈。

陈良宇的监室配备了三名哨兵，并有独立单位负责严密看守。除了缺乏自由，他还可以看报，看内容有限的电视，看书，写材料。

服刑期间，陈良宇不得穿囚服。他大部分时间仍然穿着西装，但他不打领带。他通常可以在正常的生活中打发时间。比如每天9点到10点的单独户外时间，陈良宇通常是从监室门口开始打太极拳，回到户外场所门口，或者散步。但是无论他走到哪里，两个卫兵都跟着他。

据《凤凰周刊》报道，“刑满释放后，陈良宇提出用个人资金改善伙食，列出所需食物，如红酒、桃仁等，但遭到拒绝。”据陈良宇的辩护律师高子程介绍，今年上半年，他和家人一起探望了陈良宇。他说，63岁的陈良宇现在两鬓斑白，但精神状态比“双调节”时好多了。

神秘的“反腐教育基地”

与秦城监狱繁琐的生活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高墙之外的世界依然多姿多彩，处处充满诱惑。

身居高位、有权力的官员，因为抵挡不住一些诱惑，纷纷进入秦城监狱。

或许正是基于这一点，秦城监狱成为了一个实用的反腐倡廉教育基地。一些中央部委和地方公安机关经常来秦城监狱参加反腐倡廉教育等活动。

2005年9月，审计署组织50多名司级干部到秦城监狱考察。参观过程中，秦城监狱负责人介绍了监狱的发展历史和基本情况，以及经济犯罪的主要类型，还重点分析了部分在押官员堕落犯罪的主客观原因及其供述。据一些参与活动的干部事后回忆:“身在秦城监狱的高墙里，真的被那些曾经和自己同为国家干部的高官感动了。”审计署网站也对此次活动进行了专题总结，认为“参观秦城监狱是加强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活动，是一次生动、现实的人生观、世界观、权力观教育，对增强领导干部廉政意识，促进廉洁奉公，严格执行审计纪律‘八不准’”。

今年国庆前夕，湖北省专门组织公安监管系统民警赴秦城监狱培训学习。一位自称“警察老歌”的参与者在自己的博客中详细记录了此次培训学习。《环球人物》杂志的一位记者曾经联系过这位警察，他说，除了受过深入的教育，秦城监狱的“神秘”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老宋”和他们中的70多人在秦城监狱招待所住了10多天，在此期间，他们有机会参观了“秦城监狱大犯区”。他在博客中写道:“组织者在我们进去之前警告我们:永远不要拍照。实际上，我们没有带任何摄像机。进入监狱区域要排队。我们没进去的时候，大门口只有一个武警在执勤。我们来的时候，增加了两个武警哨所。惯犯的监区是两栋四层的监狱房屋，从高高的窗户只能看到里面的灯光。有一种说法是省级以上的前高级官员。当我们绕着这两栋大楼走的时候，我们完成了参观。里面的结构，如何管理，有什么设施等等。都是未知的。也许人们不打算让外人知道。”

尽管如此，回到住处后，“老宋”还是写了一首诗，写下了自己的观后感:“浓云寒，雾寒，铁门寒，人尚孤，日暮灯灭。休道原是龙卷水，西风吹尽。”

全球人物封面2009030

凤凰周刊等媒体报道了陈希同、陈良宇的监狱生活。

1975年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宣布特赦释放所有战俘。图为特赦释放大会现场。

国民党战犯的“学校”

环球人物杂志记者许

时间回到50年前。

秦城监狱的第一批“房客”是国民党战犯。他们在这里进行了改造，告别过去，欢迎新生，写下有趣或感人的故事。

农场里的“体育学院”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国民党高级战犯被关押在北京德胜门外的宽德古海监狱。1958年10月，公安部战犯管理处组织有实力、有能力的战犯到北京郊区小汤山秦城农场工作。国民党军统局北区原中将文强回忆，他们到达农场时，发现一片土地上围着一堵高墙，电网被拉，里面正在盖房子。一些战犯好奇地问带队的公安干部:“这是哪里？”答案是:“这里正在建造一所‘体育学院’...这是一所非常先进的‘体育学院’，是从苏联学来的。”

1960年春天，这些战犯再次被送到这里。此时他们才恍然大悟，原来所谓的“体育学院”竟是他们的“新家”秦城监狱。

第一批战犯被送进了秦城监狱，200多人，都是解放战争中被俘的国民党要员和高级将领，包括军长以上的将军、省总统以上的公务员、将军以上的特务。

战犯一进秦城监狱，就发现这里的设施比Kutokuhayashi监狱好很多。当时监狱大院里有四栋楼，都锁在离大门最远的楼里。每个细胞都很大，里面装满了白色的玻璃，可以穿透强光，但从里面看不到外面；牢房里有马桶、洗脸盆和抽水马桶，水龙头的开关是脚踩的开关。每层楼都有淋浴和洗衣机。

战犯们很快发现，他们在秦城监狱的“生活水平”提高了。比如监管规定不像以前那么严格，由自己选出来的学习组长制定相关规章制度；经常进行集体活动，只有犯错时才被限制；你可以在监狱区域走动，工作的时候可以去监狱外面...甚至还有专门为军衔在少将以上的战犯洗衣服的人。

然而，这毕竟是一座监狱。一些战犯外出工作时，发现从监狱大门到监狱大门要经过9道大小不一的铁门。因此，他们自称为“九级长”。

囚犯的“不同”生活

由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秦城战犯改造纪实》揭露了国民党战犯和其他犯人在秦城监狱的一些情况:

凡是押送到秦城监狱的犯人，首先要在一个小房间里接受检查，不适合带进监狱的东西，比如鞋带，都会被拘留。然后，他们会收到统一的黑色“制服”和日常用品，如毛巾、脸盆、牙科用具、饭碗、卫生纸等。随后，管理人员将他们带进相应的监区，交给相应的负责人...

在秦城监狱普通监区，犯人通常住集体牢房；每人每月伙食费30元左右，需要自带饭盒；晚餐时间，管理层会通过一个专门的送餐窗口将食物送进来；每天的主餐是“一菜一汤”，主食由米、面、粗粮混合而成。高级战犯大多在高级监区，住在单人牢房；每人每月的伙食费一般在120元左右；一日三餐中的饭菜大多是两荤一素一汤；饭盒由监狱统一发放，饭菜开门送；每周一还可以得到牛奶、水果等补充。

每天早上7点，犯人听到哨声就起床，晚上9点听到哨声就准时睡觉。通常，即使在白天，他们也不能躺在床上。普通犯人晚上睡觉时，牢房里的灯是不关灯的。他们不能背对着监控窗口睡觉，也不能把手放在被子里，否则会被吵醒听课。此外，囚犯不能大声喧哗、乱涂乱画、唱歌和做鬼脸。

秦城监狱对犯人的释放时间也有严格的规定。高级囚犯每周有1-6次，每次20-60分钟。在牢房外的平地上，有被高墙隔开的广场。在了望时，一名囚犯在广场上移动，一边看着代码，一边站在高处进行监视。

“四郎探母”事件

1960年10月，毛泽东在与美国著名作家斯诺的谈话中说:“我们的监狱不是过去的监狱，但我们的监狱实际上是一所学校、一家工厂或一个农场。”国民党战犯进入秦城监狱后，互称“同学”，开始接受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学习互助。

秦城监狱的大部分战俘都能脚踏实地地接受改造，但也有人持否定态度。国民党军队原副总司令唐尧是著名的落伍者。他整天吊儿郎当，经常讽刺积极接受改革的人。有一次，因为这件事被批评后，唐尧在浴室里唱了一首《Shiro探母》:“我就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很难露出翅膀……”显然，他是在发泄自己的不满。另一名战犯听后质问他:“这么严肃的改造机构是‘笼子’吗？你是哪种鸟？要不要飞回台湾省？”

第二天，监狱为唐尧开了一个批判会，要求他检讨唱《白影探母》的思想根源。一开始，他不慌不忙地辩解道:“我和同学们的批评有冲突。我想效仿‘阿q精神’，安慰自己。我把自己比作一只被同学囚禁的小鸟，希望展翅飞向人民的行列，为祖国的建设贡献力量。“这种审查显然不能通过。在管理干部的追问下，唐尧终于承认，他想尽快逃到台湾省，继续反共。管理干部听完点点头，然后结束了这次关键会议。

这一下，汤瑶犯了嘀咕。其他战犯也认为他会受到严惩。但没想到的是，管理干部反而表扬了唐尧:“你们中间有这样想法的人很多，但没人敢这样揭发。政府鼓励每个人把自己的想法暴露出来，暴露出来的时候会慢慢改变；没有暴露的人不代表没有。我们相信，绝大多数人最终都能彻底摆脱这种想法。”

唐尧吃软不吃硬，被经理的话感动了。很快，其他战犯发现他已经做出了积极的改变。

“劳工积极分子”

“劳动改造后，它成了自力更生的劳动者。”这是改造国民党战犯的目标。然而，大多数战犯过去都是养尊处优的人，所以很难让他们自愿去工作。

起初，秦城监狱的管理干部只允许高级战犯参加一些象征性的劳动。后来，管理干部公布了“自动登记、量力而行”的办法，要求每周工作一定时间，如缝纫、理发、洗衣、修鞋、烧水等。然而，认为自己没有工作能力或不感兴趣的人可能不会参与。

对于这种方法，一些年龄较大、身体不好、有抵触情绪的战犯嘀咕道:“几年没有生活，再劳动还是战犯！”但也有积极的态度。国民党保密局少将云南站站长沈醉，当时还不到50岁，在高级战犯中被认为年轻力壮。他报名参加了缝纫组、理发班和送餐组。

沈醉虽然好动，但毕竟一切都是“亲力亲为”，闹了不少笑话。他爱上了踩缝纫机，但他经常把针弄断。每次这个时候，他都会急得满头大汗，生怕被贴上“破坏公物”的标签，马上写检讨，说自己“粗心大意，不爱护公物”等。，并要求处罚。

沈醉也喜欢给人理发。他学会理发后不久，有一次用剃刀给另一个高级战犯刮胡子，刚开始的时候，就听到对方喊“疼”。几乎与此同时，一股鲜血出现在他正在照顾的头上。这次“意外”后，沈醉意识到自己的“刀功”还很差，于是更加努力地练习，很快成为“秦城监狱第一刀”。

高墙中的“探长”

在所有的战犯中，国民党军统局北区原中将文强经历了最传奇的蜕变。

文强是母亲文的表妹。小时候，他是毛泽东弟弟毛泽覃的玩伴。他在黄埔军校读书时，是周恩来的学生，毕业后成为一名骨干共产党员。但后来，他背叛了革命，成了戴笠手下的老特务。文强被关在宽德固海时，拒不写悔过书，大喊:“我以前是红一师的师长兼政委，毛泽东是我的堂弟，朱德是我的上级，周恩来是我的老师兼党的介绍人，林彪是我的下级，刘少奇的家离我家不到二十里。他们没有教好我。想写悔过书，就该写。我不写。”

到了秦城监狱后，看到一批批改过自新的战犯获得特赦机会，文强的思想开始转变，表现越来越好。后来，他甚至成了战犯组的学习组长。

此外，文强发挥自己的“技术专长”，成为高墙内的“巡视员”。

有一次，缝纫队清点衣服时，发现少了几件棉背心。文强悄悄让黄这位前军事将领的站长暗中进行“侦察”。执勤时，黄趁打扫卫生的机会“摸”了一下大家的铺位，发现有一个战犯的枕头上有一个特制的鼓。文强无权搜查，必须向监狱管理干部报告情况。干部们以“防止危险物品带入监狱”为由，检查了窃贼的枕头和被子，发现了棉背心。事后，文强没有告诉其他队员，而是单独和“小偷”谈了谈:“大家以前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不要做这些不寻常的事情。现在在新的社会里，你们应该分担同样的痛苦。”从那以后，秦城监狱再也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通过思想改造、劳动教育和互助，关押在秦城监狱的200多名国民党高级战犯相继过上了新生活。1975年，最后一名国民党战犯也走出了秦城监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