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北肃反 陕北红军干部忆肃反：哭求“杀了我算了”

本文节选自张秀山《我的八十五年》，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

永平联席会议

9月15日，红25军来到延川县永平镇。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

红25军是我党领导下的一支英勇的军队。但在鄂豫皖，红25军受到严重破坏，受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张军阀主义和错误革命派的影响，在国民党军队大举进攻时，被迫撤出鄂豫皖根据地，来到陕北苏区。这样，也带来了错误肃反的流毒。

9月17日，在永平镇红军干部学校的教室里，召开了中共鄂豫皖省委、红二十五军、中共西北工委、西北军委联席会议。

会前，、聂、程组成“中央代表团”，任书记，联席会议由“中央代表团”主持。

会议从下午持续到第二天黎明。会议仍然是开展反对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开展肃反。会上说的主要是红二十六军工作中的所谓问题，公开指出惠子君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傀儡，要严肃打击。我当时说了几句，说惠子君是一个能力比较弱的工人同志，可以帮助教育...我还没说完，他们马上说:“你是和解派，你没有决心反对右翼。”

会议开得很厉害，很多同志都不敢说话。在这次会议上，反右和反革命变成了现实。

会后，朱理治写了一篇题为《打倒反党右倾机会主义，为列宁主义的中心路线而斗争》的文章，发表在《西北斗争的创新》杂志上。文章公开点名“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

为开展“反右倾机会主义斗争”，会议对中共西北工委和军事机关进行了彻底改组。撤销中共西北工委，成立陕甘晋省委，朱理治任书记，郭洪涛任副书记、组织部长。免去刘志丹的西北军委主席职务，任命聂为西北军委主席。红25、26、27军各改编一个师，组成第15军团，徐海东任团长，程任政委，刘志丹任副团长，高岗任军团政治部主任。我调到军委任供应部部长，又从红25军调了一个连级干部任供应部政委。据这位同志后来说，他的任务是监视我的行动并随时报告。

“左”倾革命者

正当我西北红军取得老山战役胜利，打破敌人第三次“围剿”的时候，“左”倾教条主义在西北党和军队内部发动了大规模的反革命运动。

王明的“左”倾教条主义，必然要和党的正确路线展开激烈的斗争，以贯彻他们错误的政治路线和军事路线。他们打着各种借口，反对排挤，从肉体上消灭了不服从自己错误事情的同志。这是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占统治地位时期党在各根据地普遍存在的问题。从中央苏区到根据地，许多革命同志受到了攻击和迫害。

西北根据地长期被国民党军、地方军阀、土匪和民团包围和分割。陕西与甘肃、陕北在环境、经济上有很大差异，革命斗争方式也因地而异。我说:陕北群众好，经济条件好，群众文明，陕甘人口少，经济文化落后，给我贴上了“特殊论”的标签。他们认为革命一直在向上发展。如果有人说有高潮和低潮，那就是右倾。

按照革命者的说法，“刘志丹是白官，是地主，地主一定是反革命的”。说“历史上有个高岗的问题；张秀山是右倾机会主义；Xi中训是和别人一起跑的”；“杨森和杨琦是土匪头子”等等。

逮捕前有名单，我和刘、高都在名单上。整个肃反过程都是逼供，主观主义已经到了极点。

被捕后，被审讯时，被告知要讲反革命活动的真相。我说:“我的历史是无辜的。你可以检查一下。如果你不是无辜的，你可以开枪。”。不承认就挂了打。他们看了供状说:“蔡介绍你加入右派的。你担任过右派前委书记。后来你去了陕北，交给了刘志丹。你最近还有活动。你现在不承认吗？”我说是反革命造谣。不承认，挂了再打。好几次还是没说出来。几经折磨，他们说:“你是最顽强的反革命。既然你前后也被抓了，你不承认就不杀你？”

把我击倒几次后，我哭着说:“杀了我吧！我死了没问题。创建第26集团军不容易。是从很多同志头上买来的。你可怜第26军。这里的干部都不错！不要杀二十六军的干部。”

当我被他们审问时，我的回答被张策、马等狱中同志听到了。他们流泪了。这种情况，也使守卫我们的红25军干部战士对肃清反革命产生怀疑。他们主张没有这样的“反革命”，二十六军的同志想死也得救。

高朗廷说:1965年秋，他和另外两位写《西北红军战史》的编辑采访时，朱说:“错误消除了，刘志丹等同志没有冤屈...上当受骗，犯了大错。”

高朗廷还说:“据上世纪八十年代程对一位外国作家讲的，陕北党内的布尔什维克极力批判刘志丹，试图使我们相信刘志丹实际上是国民党的地下分子，他领导的红26军已经被敌人渗透了。于是军队内部的逮捕开始了。”

这次“左”倾叛乱发生在1935年的陕北，起于1935年7月15日永平扩大会议作出的《反对右废主义的决定》，止于1935年10月24日党中央、毛主席率领中央红军在甘泉县下寺湾制止叛乱，历时三个多月。

在这乌云滚滚的日子里，“左”倾错误执行者逮捕了西北工委、西北军委原领导人:刘志丹、高岗、杨森、Xi中勋、杨琦、惠子君和我，并将其杀害；西北军委委员、红27军84师政委张被开除党籍，也进入革命者的黑名单；张策、马、王世泰、、、任、朱子秀、张文洲、李...而红26军连以上和地方以上的干部，都被贴上了“右倾反革命”的标签，被关押，被严刑拷打。准备活埋我们。我们所有的大坑都挖好了。

红军营长余振西被捕后，革命党人用匕首刺他，逼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分子。余振西直到死都没有低头，也没有陷害战友和战友。当志愿军领导人郭宝山同志被审问时，他问他们:“刘志丹是什么派别的？”审讯者说:“刘志丹说得对！”郭宝山坚定地告诉他们:“刘志丹是右派！我也是右派！”

有的同志牺牲了，有的被活埋了，幸存者悲痛欲绝。后来，中央核实，他们在肃反期间“杀害了200多名西北党政军干部”。

陕北人民中，说红25军是白军，他们伪装程红军消灭红26军；红26军的机枪全部被25军没收，红26军的士兵被迫用枪和标枪、大刀冲锋而死；刘志丹、张秀山等人已被他们杀死...

“左”路线执行者的倒行逆施，引起了群众的怀疑和恐慌，根据地人人自危，军心涣散；地主富农趁机挑拨煽动，使宝安、安塞、定边、靖边等几个县“反水”；土匪乘机大举进攻，根据地日益缩小，陷入严重危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