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核心理念 西汉历史君臣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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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核心理念《尚书》的主要思想，主要有两个：其一，在明仁君治民之道；其二，在明贤臣事君之道。
《尚书》文章表达“天”之所行，皆通过“民”表达。换而言之，天意即由民意显现。必须要说的是，《尚书》这么表达思想，并不是因为古代中国帝王主张民主，而是因为古代中国人信仰“天意”，认为“天意”会表现在民意上面。
《尚书》所记言论另一重要观念，体现在反对“领袖万能”，主张帝王应该以得人才、知人才为政治要务，认为领袖必须有人才辅助，才能成功。从此以后，中国社会有了“尊贤”的观念。这与日后中国政治制度之特色尤有密切关系。
这两大主要思想，又可归溯于帝王应该实施“德治”。汉代儒家总结历史的经验和教训，主张德、力并重，既要重视道德，也要重视国家实力。王充就曾总结说：治国之道，一曰养德，二曰养力，要“文武张设，德力具足”，“外以德自立，内以力自备，慕德者不战而服，犯德者畏兵而却”。
贯穿整个《尚书》的核心理念，应该说主要有四：一是亲民，二是仁善，三是正德，四是中和。所谓亲民，就是相信国家兴亡系于民心。所谓“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
仁即善美与博爱。德即正行与正心。和即多元兼容的协调与统一。仁的思想后来为孔子所发挥而成为儒家之中心价值。“和而不同”的思想责备用于治国追求的理想境界。“德”，一是天德，二是民德，三是政德。《尚书》主张为治者必以德而不能依仗暴力。认为天命无常予，暴力不足恃，有德则兴国，无德必失国。这是贯穿《尚书》德教的基本理念。
实际上，民本、民权与民主的思想，皆并非起源于西方、起源于罗马，而是起源于中国、起源于《尚书》。以民为本的政德理念，就蕴含在《尚书》的亲民与正德之理念中。后来荀子概括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
以天命观念解释历史兴亡，以为现实提供借鉴。
这种天命观念具有理性的内核：一是敬德，二是重民。
传统顺序是以君臣之义为首 明末有学者提出夫妇之别应置于五伦之首董仲舒提出的
三纲、五常两词，出自于西汉董仲舒的《春秋繁露》一书。但作为一种道德原则、规范的内容，它渊源于先秦时期的孔子。孔子曾提出了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和仁义礼智等伦理道德观念。孟子进而提出“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的“五伦”道德规范。董仲舒按照他的“贵阳而贱阴”的阳尊阴卑理论，对五伦观念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提出了三纲原理和五常之道。
古代君臣怎么分君臣之礼。
古时的“君臣之礼”主要分为举止性礼节(站立礼和跪拜礼)和称谓礼节
中国封建社会中皇帝跟官员是一种合作的关系。一个国家版图辽阔，事务繁多，皇帝无法事事都亲自处理，需要百官跟皇帝配合，妥善处理政务。用"主奴"的关系来概括君臣关系是不准确的，只有百官跟皇帝共同治理天下，才有可能保证朝代的正常运转。
但是从这几千年的历史可以看出，在合作关系的背后实则是权力的博弈，体现的最为明显的是相权跟皇权的斗争。宰相处于皇帝之下，其他官员之上，是皇帝权力的直接被授予者。在皇帝权力下放的过程中，为了掌握皇权，必须要保证相权不威胁到皇权。汉朝设立中外朝制度、明朝废丞相、清朝设立军机处等，历朝历代的君主都采用了各种制约相权的措施来保障皇权，巩固皇帝的统治。
西汉道家儒家区别西汉时代，黄老道家和儒家，也都有自己的关于国家文明的理论模型。当时，不管是黄老道家还是儒家，他们两家学派都吸收了中国历史上两个理论文化元素，一是以家庭父子的模式去参照国家，二是重视法家的君臣主次伦理。但是，儒道两家，由于存在着天人宇宙观和对待“礼”的理论理解差异，所以，他们两家学派在如何看待国家社会中的君臣和官民关系上，必然存在重大差异。
众所周知，儒家好周礼，以周礼去框套一切。但是，相比之下，道家则反“礼”的，比如，老子就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那么，什是“礼”呢？“礼”其实就是西周时代一些人所倡导的国家文明文化中的不可更改的尊卑贵贱社会伦理关系和制度。所以，西汉时的道家和儒家的不同国家文明模型，主要就体现在不同的“礼”观上。
甲胄在身,恕不能行君臣之礼是什么意思意思:微臣身上穿着铠甲，所以请大王（皇上）原谅我不能行君臣跪拜之礼。
甲胄：盔甲，非常厚重，重量比较大。
恕：原谅。
君臣之礼：就是跪拜之礼。
这句话出自汉代名将周亚夫之口，后来被历史演义类小说多次使用，具体情况是：
秦汉以前的春秋战国时代是诸候王制，诸候王的地位没有秦汉以后的皇帝那样尊崇，包括周天子也只是名义上的共主，并没有皇帝那样的实权。实际上汉初刘邦始建国时，他的部下仍然没什么礼仪，后来是儒生叔孙通帮他建立了相关的典章礼仪，于此时才有了相关军礼，那时距周亚夫并没有多长时间，所以周亚夫才有此言。
全句翻译：
微臣身上穿着铠甲，所以请大王（皇上）原谅我不能行君臣跪拜之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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