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出处 明朝书信传递时间多久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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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知为行之始行为知之成出处
2. 旧式计时法
3. 古代驿站的传送时间
4. 古代驿站距离
5. 古代信件存放方式

出处：《传习录》，哲学著作。作者是中国明代哲学家、宋明理学中心学一派的代表人物王守仁（字伯安），世称阳明先生。此书记载了他的语录和论学书信。传习一词源出自《论语》中的传不习乎一语。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意思是：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圣人的学问只有一个功夫,知和行不可以分开看作两样事情。

【出处】《荀子·儒效》。

【大意】听说过而没有亲眼见到，虽然听得很多，必定会有许多是错误的；见到了而不能理解，虽然记住了，必定会有许多是虚妄的；知道了而不去施行，虽然知识丰富，也必定会遇到困扰。

【提示】在古人看来，耳闻、目见、心知、力行，是认识事物的四个途径，但以“力行”最为重要。因为“力行”不仅可以检验通过前三种途径所获得的知识，而且还可以进一步促进对所学知识的理解与把握。

出自明代著名心学家王阳明所作的《传习录》。题目中问到的这句话正确的写法应该是：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意思就是说知识是行动的开始，行动是知识的完成。这句话深刻地诠释了知识与行动的关系。所以说回归到问题本身，这句话的出处就是王阳明所作的《传习录》。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是一个汉语词语，意思是知是行的开始，行是知的完成。出自王阳明的《传习录》。

例证

“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实践证明，“上海精神”催生了强大凝聚力，激发了积极的合作意愿，是上海合作组织成功发展的重要思想基础和指导原则。

王阳明的《传习录》。

原文如下：

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未有知而不行者，知而不行只是未知。圣贤教人知行，正是要复那本体，不是着你只恁的便罢。

１、干支计时法：

古人把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辰，用十二地支名加上“时”字表示。即子时、丑时、寅时、卯时、辰时、巳时、午时、未时、申时、酉时、戌时、亥时。每一时刻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小时。这十二时辰与现今计时法的关系是：子时──２３点至１点，丑时──１点至３点，寅时──３点至５点……以下依此类推，亥时是现时的２１点至２３点。

《智取生辰纲》：“杨志却要辰牌起身，申时便歇”中的“辰牌”就是“辰时”，古时报时时用“牌”，所以常用“牌”代时。辰时就是上午的７点至９点钟；申时是下午的３点至５点（１５时至１７时）。

２、十二时段计时法：

这种方法是把一昼夜分为十二个时段，每个时段等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各时段的名称是：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昳、晡时、日入、黄昏、人定。“夜半”相当于“子时”，就是２３点至１点；“鸡鸣”就是１点至３点；“平旦”就是３点至５点；“日出”就是５点至７点……依次类推。

《孔雀东南飞》有这样两句诗：“奄奄黄昏后，寂寂人定初。”“黄昏”就是１９点至２１点；“人定”就是２１点至２３点。

３、更点计时法：

这种计时法出现较晚，它是专用计夜间时间的。“更”与“点”是两种计时单位。

先说“更”。古人把一夜分为五个时辰，夜里的每个时辰被称为“更”。一夜即为“五更”，每“更”为现今的两个小时。一更是１９点至２１点，二更是２１点至２３点……依次类推。

《祝福》结尾段写道：“我被那些因为在近旁而极响的爆炸声惊醒，看见豆一般大的黄色的灯火光，接着又听得毕毕剥剥的鞭炮，是四叔家正在‘祝福’了，知道已是五更将近的时候。”这“五更将近的时候”，就是将近早上５点钟的时候。

再说“点”。“点”是比“更”小的夜计时单位。“点”本来是古代的一种乐器。形状颇似小铜钟。中间突起，两边有孔，孔可以穿上绳把“点”系在更夫手上，以便手敲打。古时习惯是报更时敲钟鼓，报点时则击打“点”，“点”便成为计时单位了。古时为计时准确的需要，又把每个“更”划分为五个“点”。经推算可知，一“点”等于现今的二十四分钟，五个“点”的时间正好是一“更”。

４、漏刻计时法：

漏刻是古代的计时方法，“漏”是盛水计时器具，一般用铜制。把一昼夜分一百份，每份即为一刻。但此法早已不用，所以课文中出现的“漏刻”时间词语已非本意，只要“更点”的代名词而已。

《谭嗣同》中“时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这里“漏”也是“更”的意思了。现代常用的“刻不容缓”“一时三刻”等词语中的“刻”意思就更虚了。

我国旧时的计时方法是把一天分为12个时辰，以十二地支命名。每个时辰就是两个小时。每个时辰分为六刻，一，二刻为初，三，四刻为正，五六刻为末。以23点到次日1点为子时。类推至亥。午正，就是午时三刻是12点。

我国古代的计时方法是将每天划分为十二个时辰，每个时辰是两个小时，从现在的晚上十一点开始计时，从子时起，到亥时结束。

古代计时常用的计时法是滴漏法，燃香法。滴漏就是用一圆桶装满水高挂或高高支放，打开水桶底部的细小漏口，让水滴漏下，水桶内刻有细格。水桶滴干或滴干几格就知道多少时辰，燃香也知道燃一柱香丶燃三柱香是多少时辰。

1、二十四时辰制

宋以后把十二时辰中每个时辰平分为初、正两部分，这样，子初

、子正、丑初、丑正......依次下去，同现在一天二十四小时时间一致。

2、十时辰制

古代把晚上戌时作为一更，亥时作为二更，子时作为三，丑时为四，寅时为五更。把一夜分为五更，按更击鼓报时，又把每更分为五点。每更就是一个时辰，相当于现在的两个小时，即120分钟，所以每更里的每点只占24分钟。

3、百刻制

百刻制是十时辰制的进一步划分，即把十时辰进一步划分成均衡的一百刻。百刻制可能起源于商代，有出土的汉代日晷

，盘面上的刻度为一百刻中可能用到的69刻。

汉时曾把它改造为百二十刻，南朝梁

改为九十六刻、一百零八刻，几经反复，直至明末欧洲天文学知识传入才又提出九十六刻制的改革，清初定为正式的制度。

古时候的文件传输靠得是驿站，一般每隔 20 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的字样，就必须按规定以每天 300 里的速度传递。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传送的速度可达到每天 400 里、600 里、最快达到 800 里。

汉代为在交通要道上隔几十里设一驿（一般为30里），唐代还有水驿；宋代20里有歇马亭、递铺，60里有馆，明代每10里有急递铺。盛唐开元年间，全国设陆驿一千三百余所，水驿二百六十余所，水陆驿约七十余所。驿站遍布全国，每三十里一站。

古代每隔三十里设置一个驿站。

古时候的文件传输靠得是驿站，一般每隔 20 里有一个驿站，一旦需要传递的公文上注明“马上飞递”的字样，就必须按规定以每天 300 里的速度传递。如果遇到紧急情况，传送的速度可达到每天 400 里、600 里、最快达到 800 里。

汉代为在交通要道上隔几十里设一驿（一般为30里），唐代还有水驿；宋代20里有歇马亭、递铺，60里有馆，明代每10里有急递铺。盛唐开元年间，全国设陆驿一千三百余所，水驿二百六十余所，水陆驿约七十余所。驿站遍布全国，每三十里一站。

驿站的主要功能是官场休息留宿和运送关公物资，驿站是军事、重要文件、秘密文件的传达组织，专门负责军事系统的管辖和使用。店铺在地方管辖下用于传达一般公文、信件、物资的转运，各道府县之间的联系基本由店铺承担。

一般驿站之间的距离是20里，边关或地方需要传达什么紧急的事情，使用快车通常是300里快车、400里快车、600里快车或800里快车，离唐宣宗远的临潼，两个地区相距3000英里以上，只有6天，皇帝收到了信息。

一般驿站之间的距离是二十里地，边关或者地方有什么紧急事务要传递，则使用加急，一般都是三百里加急，四百里加急，六百里加急，或者八百里加急，这种公函一般有“马上飞递”字样，使用的都是快马，以唐朝为例，当时规定是快马一天要跑一百八十里，一个驿站换一次马，这样连续传递下去，例如当时的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唐玄宗远在临潼，两地相隔3000多里地，只有六天时间，皇帝得到消息，可见当时的驿站传递速度是每天大概500里，传递速度还是很快的。

一般相距二十或三十里

古代的交通工具行进速度有限，遇见一些加急的文书、军情需要传递的时候，驿站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加急的文书一般需要每天行进400~600里路，想要跑这么远，一匹马可是不行的。

所以每隔20~30里都会有一个驿站，负责换马的工作，每到一个新的驿站都可以更换一匹体力充沛的马匹来继续完成送信的工作。

古代有“家书抵万金”的说法。因为古代交通不便利，所以信件总是很难传送，于是便有了鱼雁传书的典故。所以在古代书信是很重要的东西，尤其是距离远的地方。

首先，重要人物写信都会有“副本”，就是说防止信件在运输途中出现问题。这对那些重要人物来说是不成问题的，自己写的是原件，然后叫下人按原件的墨迹在描以便就成了附件--古代人大多使用毛笔写字的，加上纸张的质量不是很好，于是常常会留下清晰的墨迹（传说中古人都有能力透纸背或者入木三分的功力）；于是能很方便的产生是按“甲”“乙”或者“正”“副”“红”“蓝”之类编号。

其次，古人对于书信的保存，尤其是家书的保存是非常重视的。想想那些远隔千山万水的亲人可能今年才来往一封信件，所以就更加弥足珍贵了。而这种情况在那些做官的人家的情况更为突出--像近代非常流行的《曾国藩家书》就是保存在宗族的祠堂里的。

其他的就是古时候有很多穷困潦倒的文人会替人抄写为生，一方面因为古人读书识字的不多，另一方面是需要抄写的东西很多。当然，如果是需求量大的东西往往通过雕版印刷的方式流行--北宋以后活字印刷的流行更加加快了文字的传播和保存。

至于那些官吏相互攻击的书信则有很多由他们的幕僚保存下来，或者由中央的特务机构掌握，像明朝的锦衣卫什么的都是搜集资料的好手，举个三国演义中的例子：官渡之战之后曹操将他掌握的手下与袁绍的几百封书信烧毁以表示不猜忌手下。。这些被搜集出来的书信在皇宫大内得以保存。还有就是古时候很多都流行文字狱，官员被抄家什么的书信就成为了重要的证据，这个在鲁迅的《两地书》序言中有过描述，而官场沉浮无常，被收缴信件也非常正常，在家上株连什么的。这类信件一但与案件牵扯就变成了重要“物证”顺便就进了内府的档案，似乎宋朝的程家也是被抄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