刺客聂隐娘的故事为什么最适合发生在唐朝？

刺客与皇权:“夏以武破禁”

最近侯孝贤导演的《刺客聂隐娘》上映，引起热议。影片根据小说《聂隐娘》改编，最早收录于宋初小说集《太平广记》。作者是晚唐学者裴欢。故事主角聂隐娘是一个技艺高超的“刺客”——一个古老的职业，其使命是通过秘密结束他人生命来达到某种政治或个人目的。

可靠的刺客记录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礼崩乐坏”的时代，政治或军事斗争中不时发生暗杀事件，《左传》中有很多记载。在当时，派遣刺客似乎是一种常规的军事手段。孙子兵法曾写道:“凡军欲攻，城欲攻，人欲杀，必先申言其将，左与右，讥诮者，守门者，舍人之名，方知之。”其中，“想杀人”是指暗杀对方军队中的关键人物。

从行动方式来看，刺客似乎是一个不光明正大的职业，但在中国文化传统中，这一职业往往受到人们的称赞和向往，这要归功于司马迁。他在撰写《史记》时，专门收集了、颛顼、俞让、、荆轲等五位先秦刺客的故事，并专门设立了《刺客列传》，在事实上增加了许多文学细节，把五人都描写成正面人物，称赞他们“为知己者死”的英勇行为。这样的赞美让刺客披上了一件鲜艳的外衣，叫做“骑士”。在未来，《史记》成为必读的经典之作时，刺客为正义舍命，不求回报的光辉形象将深入文化的血液。

聂隐娘剧照

刺客的故事深受人们的喜爱，因为它包含了反权威的精神。社会生活中存在着一种不平等的权力秩序，上级被杀，无所不能，下级顺从，任其摆布，而刺客的行为可以超越权威和社会规范。春秋时期，立楚，要挟楚王与赵签订门童之约。被楚王斥责时，按剑走近楚王，说:“楚王斥责隋的原因，是楚人都一样。十步之内，楚王一定不能全靠楚人，楚王的命悬在他手上。吾王在前，败者何如？”毛遂和王楚的立场似乎很不一样，但在“十步以内”的范围内，权力的差序突然消失了。所以，当下层势力试图干涉上层势力时，使用刺客就成了最划算的手段。

同时，作为一个上位者的力量，自然要尽力遏制刺客之风。为秦朝治国方略奠定理论基础的韩非子，曾将侠视为“五误”之一。他批评战国君主养刺客剑士的行为，说“儒以乱法，侠以武破禁，民以礼管，所以乱”。“侠客”虽然可以被君主利用，但本质上代表了一种反权威的精神。只要这个职业存在，就可能反过来威胁君主的利益。始皇帝一生饱受刺客之苦。统一全国后，他真正听从了韩非子所做一切的建议，颁布了《游侠法》，实行了严格的身份管理制度，试图清除私人豢养刺客的依据。汉朝继承秦朝之后，也是胆大妄为，杀掉王蒙、陈周勇、郭杰等喜欢扶持刺客和侠客的地方。刺客活动不再像春秋战国时期那样猖獗。

此后，在中国历史上，刺客总是在乱世中取得巨大成就，但一旦他们来到人间，皇帝就会尽最大努力镇压暗杀活动。三国时期，堪称刺客天堂。孙策、柯比能、张飞、费祎等重要人物都被刺客杀害。刘备和曹操也经历过刺客袭击。曹魏末年，司马昭掌权后，一位名叫艺鹭的骑士自告奋勇去蜀汉刺杀他，但司马昭认为他迟早会成为皇帝，不应该做任命刺客这样的事，所以拒绝了艺鹭的请求。他的选择也代表了一个以成为世界主人为目标的人，以及他对刺客的态度。

唐代刺客生态:“刺客无处不在，刺客满都是资本”

统一王朝控制刺客最重要的方式是实行严格的户籍制度。《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刺客，都是各国医生或儿子私底下支持的。他们不生产自己，所有的生活资料都来自供应商。司马迁“士为知己者死”的思想揭示了刺客与供养者之间的密切联系。汉朝实行“编户和民”，即试图把所有的地头蛇和私人都划归国家管辖。唐朝继承了北朝的均田制，同时把所有的人都纳入户籍，以国家的名义分配他们耕种的田地。这样，每个人的供养者就是皇帝。皇帝要杀人，可以用正义来惩罚，百姓可以自己谋生，自己种田。此外，户籍中的人被限制在自己的土地上，受到邻居的监视。理论上不会有为个人利益服务的刺客。

但唐初，乱世招刺客的习惯依然存在。汉高祖李与争夺皇位时，曾考虑派人刺杀和他的将军。唐太宗前期太子李成干，也多次聘请刺客试图行刺朝廷大臣，最终因谋反被罢黜为太子；在高宗王朝，李习安王子派刺客行刺与自己发生冲突的宠臣崇明，最终被抛弃。

之后的盛唐，皇权稳固，个人控制严格，刺客的培养变得非常困难。盛唐英雄宋景之子宋叔，曾试图养刺客，但最终被声讨流放岭南。在这样的治安条件下，暗杀大大减少，大多是个人报复，像聂隐娘这样的职业刺客很少见到。

聂隐娘生活在中唐时期，情况截然不同。安史之乱后，战争中的北方人逃离家园，逃往南方，以田地为基础的户籍制度也随之崩溃。唐代宗大理国时期，朝廷用两部税法取代了租佃制，废除了以土地控制户籍的做法，出现了大量流离失所者失去了土地。他们是中唐刺客的群众基础。

聂隐娘的故事虽然是虚构的，但他的文学作品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反映社会现实。按照初唐的制度，政府每年都要对人口进行登记，以前的记录每三年要做成小册子，以备查考。隐瞒和拖延人口报告都是重罪，把人口当奴隶掠夺的可以判绞刑。但聂隐娘被努尼掠夺了五年，政府没有追究任何此类人口变化，也没有追究绑架贩卖努尼罪。可以看出，此时政府的个人控制能力已经到了一个非常薄弱的地步。

《唐律》中的家庭婚姻探讨

与此同时，这件事并没有得到重视，这也与努尼的策略有关。唐代户籍管理制度，强调对劳动能力强的男性的管理。《唐律》中，凡漏填男性户籍者，处一年有期徒刑，但漏填不需要纳税的女性和未成年人户籍者，只罚60招。聂隐娘的师傅掠夺了三个徒弟，都是女孩，可能与唐代对女性户口控制不严有关。

聂隐娘走上刺客之路，也与她家居住的地域有关。安史之乱后，各地使我军自重，逐渐与皇权抗衡。其中位于河朔地区的藩镇大佬都是来自安史叛军，为了时局和利益向朝廷投降，与中央皇权的关系最为疏远。陈寅恪先生在《唐代政治史稿》中总结说，当时“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没有隶属关系，其市民社会也没有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与唐婷“虽名一次，实为两个国家”。现在虽然看起来有点夸张，但确实说出了中唐以后河北藩镇的特点。

河北位于赵岩，是荆轲、余让、毛遂等著名刺客的故乡，有着根深蒂固的游侠文化。盛唐诗人高适写了一首诗《邯郸少年行》，用“千纵博主犹富，数报不死”的词句描写了河北少年的英雄生活，生动地反映了河北人民对刺客的热爱。河北藩镇不受唐朝朝廷控制，天下也没必要“诛天下，以德服远”。另外，由于文化的原因，开始养难民，培养自己的刺客群体。聂隐娘父亲担任的“魏帅”是河北藩镇的代表，田忌安担任韦伯在唐德宗和唐宪宗的时间。田忌的祖父田程思，韦伯第一藩镇，曾任用刺客，刺杀不听其号令的涠洲国刺史熊雪，并吞熊雪控制的香洲、涠洲国。可见像田纪安，空空和聂隐娘这样的刺客，一直保留着他爷爷传下来的习俗。

与田忌安同时，河朔藩镇总司令青子使李石道成为刺客老手。为了防止与藩镇对立，他先是派刺客烧毁朝廷粮仓，后又下令刺客潜入长安城，杀死当时交战各派的宰相吴、裴度，造成前者死亡，后者重伤。更惊人的是，刺客不仅从容逃脱追捕，甚至还回头傲慢地用纸条威胁追兵说:“别抓我，我先杀了你。”。

这次暗杀影响很大。当时长安官员危在旦夕，史书把当时的紧张气氛描述为“天下奸人，京师刺客”。

唐朝藩镇喜欢养刺客，同时又怕被暗杀。高骈是晚唐和淮南的重要藩镇，与当时的宰相郑毅关系不好，经常担心被郑毅暗杀。他的手下卢永志就利用了这一点。一开始他声称自己计算过晚上会有刺客来，以至于高骈伪装成女人躲在另一个房间里，而自己睡在高骈的卧室里。到了晚上，鲁就用它来敲卧室里的青铜器，弄出很大的响声，把猪血洒在院子里，假装打得很凶。第二天早上，高骈看到到处都是猪血的场景，以为是卢勇把刺客赶走了。他感到非常感动，给了骗子许多珠宝。

无独有偶，《聂隐娘》的作者裴傲，也曾在高骈手下当官。金庸先生在《三十三剑客图》中分析，聂隐娘小说中刘昌毅用玉护颈，被刺后“响亮的果味”描写可能是受了卢永志骗局的启发，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推测。

刺客和雇主:“讲道理，不要欺骗你的野心。”

暗杀者和暗杀者的使者似乎被雇佣了，被雇佣了。然而在实践中，刺客往往违背自己的命令，擅自放过目标。这种反转通常发生在刺客蹲着观察的时候。他们被目标无意中表达的行动、语言或生活方式所感动，觉得自己接受的命令违背了更高的道德伦理。因此，他们的良心发现他们自动终止了暗杀。

电影《刺客聂隐娘》自然就刻画了这种戏剧性的反转，其实类似的事件在史书上也很常见。

《左传·弓玄二年》中记载的刺客故事就是这类故事的原型。据《左传》记载，当时晋国君主晋灵公荒淫无度，大臣赵盾再三劝说，他才派刺客行刺赵盾。鹳在赵盾宫观看时，刚刚是清晨。赵盾早早穿好衣服，闭着眼睛坐在宿舍门口，非常恭敬。冤假错案认为这种睡觉不忘尊重的人是真正为人民做主的好官员，但如果放任不管，就不会遵守与晋灵公的协议。最后，鹳为了解决这个道德问题，选择了自杀。

这个故事的真实性一直被怀疑。毕竟，鹳鸟自杀前的思想是如何记载在史书上的，是一个很难令人满意地解释的问题。但这个缓刑刺客的故事，感人至深，秦汉各种古籍中都有记载，流传甚广。鹳的思维似乎也影响了汉朝刺客执行任务时的心态。从东汉大学者杜林，到文学家崔琦，再到汉末著名学者刘备，都有过以一己之力搬动刺客阻止暗杀的经历。

鹳触蝗

在唐代，这样的记载时有发生。如前文所述，唐太宗前期太子李承干，因行为不端，多次被其老师余志宁揭发。他恼羞成怒，派自己的职业刺客高干季承刺杀于志宁。这时，余志宁的母亲刚刚去世，本该回老家孝顺的，却被太宗逼着留在太子身边。刺客到了余志宁家，发现他住的不是舒适的宿舍，而是用茅草搭建的丧棚。刺客被余志宁的孝心所感动，最后不忍心杀了他，直接放弃了任务。

虽然大部分刺客都是靠接受别人的经济支持为生，但在他们的观念里，他们杀人是为了别人，不是为了换钱，而是为了换取别人对自己的尊重。按照司马迁的说法，这种以刺杀来报恩的行为叫做“野心”。刺客成功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够“有更好的想法，不欺骗他的野心”。以金钱为目的的暗杀符合资助者的要求；以“野心”为目的的暗杀，遵循的是刺客自己内心的判断。能够决定自己的行为，是极其自由愉快的。

在小说《聂隐娘》中，当刘昌毅接受聂隐娘并询问她的需求时，聂隐娘只要求“每天200篇”。后来刘给了聂隐娘一个奖励，聂隐娘“什么都没收到”，就是不想让这些礼物妨碍他对人生的选择。

刺客的归宿:聂隐娘为什么选择离开？

关于聂隐娘离开的过程，小说中的描述是:“元和八年，刘许下进京的诺言，隐母不愿缺席。”在现代读者眼中，“登上皇位”似乎是去朝廷面见皇帝，但在中唐割据政权的话语中，“登上皇位”的含义要丰富得多。

当时判断缓冲区是否划分最重要的依据是看前任弗朗西斯科教练卸任后，新教练是法院任命的还是自己在缓冲区内选举产生的。当樊帅死在他管辖的地区时，他的子女或下属经常利用自己的权力在法院得到消息和任命新教练之前接替我们的时代，并反过来迫使法院承认这一点。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在藩镇步入老年的时候，朝廷通常会把他召回京城，送他到官位很高的官位，同时任命新的主帅，让我们这个时代的权力在朝廷的掌控下正常转移。中唐时期，藩镇命令我们服从皇帝命令，返回长安，就叫“入晋”。当一个中国大使愿意“登上王位”，就意味着他愿意臣服于皇权，放弃地方权力。

元和十五年方镇地图，来自《谭其祥:中国历史地图集》。其中，《忠武节度使》的前身是小说中的《陈旭节度使》。

如上所述，刺客的存在本质上是违背权威的，尤其是皇权无法接受的。聂隐娘从魏伯凡帅手中投靠了陈徐帆刘帅昌邑，因为两地都可以在一定程度上逃离朝廷的控制，为刺客提供生存空。刘昌毅劝聂隐娘和他在一起，他说:“魏晋和徐进有什么不同？”这就是他的意思。但是聂隐娘一旦跟随刘昌毅到了长安，就直接暴露在皇权之下，刺客的生存空和生存的意义就被剥夺了。既然她没有在刘昌毅工作，她就没有义务一路走下去，所以是时候分道扬镳了。之后，她在刘昌毅的墓前痛哭，给刘昌毅的孩子们指路，这可能是对她“知音”的最后奖赏。

小说结尾，聂隐娘不再出现在“寻山水访人”中。她逃脱了世俗权力的枷锁和人间恩怨的羁绊。也许这是古代刺客最好的归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