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朝大运河的地位 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堪称古代中国的“建国之本”
深文读书我们现在将中国古代的运河称为“中国大运河”，我理解“中国大运河” 主要指具有水运功能的人工开凿“河流”，而诸如战国时代秦国开凿的郑国渠、修建的都江堰等水利灌溉工程应不在此列。中国古代 历史上开凿的邗沟、灵渠、漕渠、隋唐大运河、京杭大运河等，均应属于“中国大运河”，而“中国大运河”中规模最大、影响最为深远的应为隋唐大运河与京杭大运河。
中国的大运河和长城是中国古代历史上最重要的两个工程，但它们的历史意义不同。中国古代的长城是军事防御工程，是中国古代历史从帝王时代发展到帝王时代的产物。秦汉以来的长城是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华民族形成的标志。
中国古代的大运河促进了多民族统一的中央集权帝国和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中华文化从中国大陆向东北亚和中南半岛转移，成为古代东亚的主要文化。大运河对古代中国和中华民族来说是开放、广阔和有凝聚力的。
秦始皇统一六国，建立秦帝国，西至甘肃中部，东至沿海，北至长城，南至岭南。与战国时期相比，秦帝国国家版图的扩张主要在于楚国以南的岭南地区，岭南地区进入秦帝国版图与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发掘的灵渠密不可分。岭南地区成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周边地区以汉族为主体融入中华民族的地区。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后，派兵50万进入岭南。为此，秦简“石碌”花了近四年时间在广西兴安的响水和溧水之间开凿运河。灵渠虽然只有36.5公里长，但它连接了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加速了岭南地区和中原地区的融合，使“南海四郡”成为古代中国周边地区最早进入中华帝国的部分。在此基础上，汉武帝和光武帝通过灵渠使汉文化从岭南向中南半岛东北部转移。
隋唐时期是中国古代历史的鼎盛时期，东北进一步融合，东南经济迅速崛起。为了全面巩固长安、洛阳-隋唐时期的政治统治中心、经济管理中心、军事指挥中心和文化礼仪活动中心的地位，以及中央政府行政权力的正常运行，隋唐大运河的挖掘成为中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需要。
隋唐大运河分为两条支流，一条是东北连接都城长安和洛阳的永济运河，另一条是东南的通济渠、山阳渡和江南河。隋唐是结束三国两晋南北朝几百年割据局面的统一帝国时代。与南朝长期割据的政治势力相比，防止分裂、巩固民族团结是当时社会发展的重中之重，这一点对于长期执掌江南扬州的杨迪皇帝来说是非常清楚的。隋唐大运河东南支的修建起到了这样的历史作用。那么，国家领土的恢复和发展是这个伟大历史时代的一项重要任务。这是隋唐时期开凿东北大运河的主要原因。
事实上，中国北方的运河开凿始于东汉末年，当时开凿运河的目的是为了消灭地方割据势力，征服五环，统一北方。在此基础上，杨迪皇帝在大冶四年招募百余万人开凿永济运河，第二年修建洛阳至卓君的大运河，大冶六年在卓君修建临沭宫，大冶七年游卓君临沭宫，征集200万大军，集结在卓君。然后，他连续三年发动征辽东之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隋朝。在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杨迪皇帝开凿永济运河的主要目的。唐初，李世民征调辽东在幽州城举行誓师大会，后周契丹北伐也把幽州作为军队聚集地，这无疑与永济运河的作用分不开。永济运河的发掘和利用，使幽州成为唐代最重要的政治军事重镇。唐朝的安禄山、史思明以幽州为大本营，以军事力量控制政务。他们相继称帝，将幽州改名为“大都”、“燕京”，为北京成为唐宋以后中国的政治中心和军事中心奠定了基础。
古都北京地位的形成，与隋唐大运河永济运河有着非常重要的关系。到了宋末，辽金政治势力登上了中国古代历史的舞台。辽金政权的“根据地”在内蒙古东北部和中国东北。为了控制华北，它不得不南下，建立以北京为统治中心的首都。北京作为辽金时期的都城，其重要条件是“可进可退”，而“进”借助隋唐大运河对华北地区进行控制。“撤退”可以顺利返回内蒙古东北部和东北地区。隋唐大运河实现了辽金统治，开启了北京从地方政治军事中心向中国古代政治军事中心推进的历史大门。
辽金交接后，中国古代最后三个中央集权帝国——元、明、清帝国在北京建都，成为中国政治统治、经济管理、文化礼仪和军事指挥的中心。隋唐大运河的东北支流永济运河，为北京地位的形成创造了条件，奠定了基础。中国京杭大运河的开凿，保证了北京首都地位的确立、巩固和发展。北京为元朝都城后，修建通惠河、会同河，在永济运河北段连接白河、渭河，再与淮阳运河、江南运河、浙东运河相连，形成京杭大运河。京杭大运河长1700多公里。它横跨海河、黄河、淮河、长江、钱塘江五大水系，流经中国古代燕文化区、齐鲁文化区、楚文化区、吴越文化区。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元代开凿的京杭大运河连接了中国的南北，将汉族与北方、东北等地的少数民族融合在一起，使中华民族在这一时期完成了“全方位的形成”，奠定了近代中国的疆域和疆域。以元、清为代表的中国各少数民族都完全融入了中华民族。正如著名历史学家白寿彝所说，隋唐大运河和京杭大运河是中国古代的“中央支柱”，堪称“立国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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