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丽江 论毛泽东时代的中共执政能力

作者:赵丽江

[本文摘自]湖北行政学院学报，2004年第04期，第50 ~ 52页

[作者简介]赵丽江，女，辽宁沈阳人，政治学博士，中共湖北省委党校教授

[摘要]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最大特点是善于驾驭全局，提高国家整体实力，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对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公平做出令人信服的选择。

[关键词]毛泽东时代/执政党/执政能力

现代政党存在的最大价值在于获得或巩固国家政权。毛泽东1935年进入中国共产党最高决策层，1945年当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1976年逝世。他领导中国共产党40多年，经历了夺取和巩固政权的全过程，实现了现代政党的最高目标。在毛泽东领导下，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形成了中国特色的治国理政的基本模式和方法；中国共产党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里，从一个领导武装斗争的党，变成了一个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党，在文化上和管理上，武功都达到了辉煌的水平。在中国共产党的治理下，中国从一个极度贫穷的国家变成了世界强国。中国共产党在毛泽东时代的执政为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中国仍然享有那个时代留下的丰富政治遗产。

党的执政能力主要是指执政党作为领导国家的政治组织促进社会全面协调发展的能力。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共产党表现出了很高的执政能力，其特点是善于驾驭全局，提高国家整体实力，提高绝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对经济发展的效率和公平做出令人信服的选择。

一、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战略能力、组织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

一、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执政能力。

发展一个国家，一般有三个基本条件:资源丰富、制度适宜、战略正确。也就是说，正确制定策略的能力是一个执政党的基本能力。执政党执政，要为国家的发展制定正确的战略发展方向，实行适合国情和民心的治国之道。在国家资源和制度确立的条件下，执政党的战略能力尤为重要。战略能力水平反映了执政党的整体认识水平，在一定意义上可以发挥政党组织的主动性和创造性，使中国社会走上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的道路。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的战略执政能力非常强。1956年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表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全面提出了在一个经济文化发展极不平衡的国家，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建设强国的基本战略:如重工业与轻工业和农业的关系，沿海工业与内陆工业的关系， 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汉族与少数民族的关系。 这些关系都是执政党在执政过程中必须面对和解决的问题。《论十大关系》不仅提出了处理这些重要关系的基本原则，而且提出了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战略目标。《论十大关系》提出的治国方略在今天并没有过时，对我们党当前的工作仍然具有指导意义。

第二，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组织能力。

当一个政党获得执政地位时，她所能控制的社会物质、文化、人力资源是固定的，如土地面积、人口、文化历史资源等。如何利用这些现有资源，与政党的组织能力有很大关系。执政能力强的政党善于利用资源增强国家竞争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在组织国家建设中表现出非凡的组织动员能力，在较短的时间内为国家工业化奠定了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中共继承了极其畸形的经济布局，工业主要集中在东北和几个主要沿海城市。沿海省份仅占国土面积的11.34%，却创造了工业总产值的77.6%。由于强大的组织动员能力，中国共产党对生产力在空之间的再分配进行了重大调整。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国家重点扶持的华北、西北、华中新兴产业基地694个项目，主要集中在内陆地区。从1956年到1978年，中西部地区建立了2000家大中型企业，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的发展。同时，中央政府还利用转移支付的方式缩小地区之间的差距，使消费水平在全国的分布更加均衡。到目前为止，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组织能力仍然超出了许多政党的能力。

第三，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制度创新能力。

制度是行为的前提，是约束人们在交往中的任意行为，构建相对固定的人际关系模式，构建社会经济政治制度。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共产党表现出较强的制度创新能力，如建立了相对完整、独立的产业体系；建立了一整套从中央到地方的政治经济运行体系，将分散的中国整合成高速运行体系，创造了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奇迹。执政党的制度创新能力可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构建适应新变化的新的社会组织框架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不用说，在毛泽东时代，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制度创新是脱离中国实际的。比如人民公社的建立就严重脱离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毛泽东当时提出:“我们的方向应该是逐步地、有秩序地把‘工、农、商、学、军’组成一个大公社，从而构成我们社会的基本单位。”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乌托邦空。制度创新是在一定的社会条件下进行的，成功的法律法规体系是人们行动的结果而不是设计的结果。但总的来说，毛泽东建设了中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和文化体系，这是中国50年来不断发展的制度基础，也是改革开放20年来不断发展的基础。当前的改革是根据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批判性地抛弃原有的体制，但绝不是推翻和重建。正如哈耶克所说:“要从整体上提高文明，我们所做的一切必须建立在与这些力量合作的基础上，而不是与它们对抗。另外，我们在努力提高文明整体的时候，一定要始终在这个给定的整体中工作，以一点一滴的建设为目标，而不是整体建设，在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利用现有的史料，一步一步地完善细节，而不是试图重新设计这个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