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斯为什么像秦始皇提出“焚书议”？“焚书”对秦朝有何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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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如果提到“焚书”，我相信第一时间想到的肯定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典故，甚至可以列举“正史”的出处来证明。但很少有人知道，“焚书”和“焚书坑儒”是完全不同的东西，只是有共同之处。而秦丞相李四之所以训诫秦始皇嬴政“焚书”，只是为了通过扶持郡县制来推动秦朝的思想统一进程，进而巩固秦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这与儒家思想本身并无直接关系，也不是否定儒家思想。

西汉七国乱象示意图

提出“五帝不相重，三代不攻，各以其道，而非相反，时变也”的命题，显然是在告诉这些主张“师古”的保守派官员，时代变了，“分封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秦始皇史记》

只有支持“团结一切小城镇，聚集大县”的“县制”，才能更好地贯彻秦朝的“政令”，从而加强秦朝中央集权的实施，避免周朝的错误重演。——《秦本纪史记》

其实这一点在西汉初年的“七国之乱”事件中可以得到深刻的体现。“分封制”弊端太严重，显然不是秦朝实现富强的“首选”。

经过这场争论，秦始皇嬴政也提出了“天下人都要努力奋斗才有太子”的主张。赖宗淼，初定天下，复国之时，是树兵。他明确表态，决定继续“郡县制”，拒绝实行“分封制”。

李四的“焚书讨论”是在秦始皇宴饮的背景下形成的，导致了“丞相不知死”事件和“焚书讨论”的训诫。说白了就是他基于“扶县制”提出的“焚书”命题。——《秦始皇史记》

李斯示意肖像插图

“焚书”对秦朝的现实意义

毕竟儒家思想对人民的影响太深远了。秦始皇虽然主张法家，但他选择了“重刑严法”作为统治制度，“依法治国”。但当时推崇儒墨等百家学说的人并不在少数。

正如李斯所说“古人散于天下，一事无成”，导致了百家学说的统一，各有各的定位。“皇上现在有天下，不要决定一尊而非黑白。私塾而相与非法教，民闻其令，遂各与其学议”。——《秦始皇史记》

顾名思义，秦始皇虽然主张实行“法家”以法治国，但在秦统一的大背景下，秦始皇颁布的每一个法令，必然会导致百家中的许多学派站在自己的立场上进行思考。如果不符合各自立场，自然会反对。

孔子，儒家的创始人，示意肖像插图

就像最明显的“儒家”主张“以德治国”，主张以仁治国一样，它首先与秦朝的“依法治国”方针相冲突。

再比如“墨家思想”，主张“互不侵犯，兼爱”。其立场显然是单纯站在老百姓的立场，主张建立“天下人皆相爱”的理想社会，反对战争，这显然与当时秦朝面临的“匈奴”入侵的社会现状不符。

于是，意在通过“法家思想”实现的对“富国与强兵”的追求，自然也因这些冲突而愈演愈烈。荆轲刺秦、秦始皇博朗沙刺杀、高建礼刺秦等许多案例，都可以称为这种冲突的具体表现。

也就是说，李斯主张“焚书”的本质，实际上是希望秦始皇在统一疆域后，重新实现“思想”上的统一，以消除100家学说立场不同甚至发生冲突可能导致的“人心涣散”的弊端。

如果结合秦始皇统治时期六国刚刚统一，国与国之间的文化差异和思想差异没有得到有效融合的时代背景，确实有必要通过焚书限制私塾，改为“以官为师”等“官学”来促进文化和思想的融合进程，这也是当时的大势所趋。

董仲舒示意画像插图

西汉武帝刘彻采纳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其实也是为了达到“思想统一”，进而巩固中央集权，加强统治。

不同的是，李四主张“法家”至上，董仲舒主张“儒家”至上。虽然方向不同，但就意义而言，道理可以称之为相同，只是为了顺应时代的发展趋势。

“分封制”作为一种能够使诸侯实现自治的“间接统治制度”，不仅会使秦朝有可能重新陷入“诸侯割据、战乱不断”的混乱局面。

而且可能会因为诸侯所倡导的“学派”的不同而阻碍“依法治国”理念的实施。显然没有“郡制”，直接由当朝统治者管理。

因此，支持“郡县制”自然成为李斯的唯一选择，也只有郡县制才是更好地贯彻“政令”的最佳载体，让秦朝的官员和百姓更全面地接受“依法治国”的理念，更有助于秦朝实现“思想统一”的进程。

秦末农民起义示意图插图

结束语

总之，李四之所以提出“焚书”，主张焚书，并不是因为他完全否定儒家是法家的代表，而是自然不能把“焚书”看成是“儒法之争”的延续。

其本意是总结当时秦朝面临的诸多问题，认为实现思想统一是当时必须实现的一件事，否则，由此可能引发的“人心涣散”问题，肯定是秦朝力不从心的。可以参考“秦末农民起义”，与秦的覆灭直接相关。

而他的“以官为师”的思想也可以证明，李斯不是在否定“儒学”，而是试图通过“限制私学，传播官学”的手段来限制“百家”在民间的传播，进一步避免了百家立场不同而引起的民众和学生对秦始皇的诋毁、批判等诸多事件。

县域系统框架图

所以，只有在保守的儒家官员如医生“余纯岳”提出秦始皇应该“师古”即重现“分封制”后，才冒着生命危险去训诫“焚书坑儒”，支持郡县制，以“郡县制”来推动“独尊法家”的进程，才能使秦始皇直接统治秦朝的各个地区。

然后实行思想统一，去掉他们眼中的“无用之书”，巩固了秦朝的中央集权统治制度，避免了“分封制”可能导致的诸侯割据的错误。显然是基于当时的“政治格局”，与“儒法之争”没有直接关系。

所以，客观地说，我们在研究和谈论“焚书”和“焚书坑儒”这两件事的时候，不能简单地以儒家和法律的冲突为出发点。

要结合实际。既然是为了当时的“政治博弈”，自然要探究“焚书”可能的政治意义，才能真正还原一段最真实的历史。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我们人类的发展提供有效的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