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满楼 金满楼：无法和谐的开始

门槛上的民国封面

作者金满楼

内容简介

民国的诞生开启了新的历史时代，但结果只能用“乱”来形容。在这场史无前例的革命之时，共和政治是否适合中国国情，西方制度的移植是否会水土不服，中国没有皇帝的路在哪里，国会、内阁、总统对人民意味着什么，而这一切都在1912年面对面地发生了。大革命后，袁世凯、北洋派、革命党，甚至各种职业政客和江湖人士，他们将扮演什么角色，民主共和的尝试会不会成功，这些都将在这本书里找到新的答案。

作者简介

金满楼，原名晋松，是海派70后作家。专注于历史写作和时政批评，出版了《辛亥残梦》《北洋往事》《女人为国》《民国曾如此》《百年前的巨变》等十余部作品。2010年应邀担任湖南教育电视台《北洋军阀秘史》17集的主讲人。

1912年无疑是世界上的中国年。

这年2月12日，清帝宣布退位，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从那时起，中国已经完全进入了一个共和国。西方和东方都用新奇的眼光关注着这个曾经腐朽的旧帝国；中国人自己也很期待未来的各种美景。

但有时候梦想终究无法照进现实。半个月后，辛亥革命的策源地武昌响起了刺耳的枪声。一群又一群防暴士兵冲出军营。他们一路开炮，一路高喊“打倒孙吴”、“驱逐民贼”、“改良政治”的口号，并向军务部和军务部长孙分支。

参与暴乱的士兵不少于一万人。经过调查，发现他们来自不同的部队，包括2000名警卫、3000名“学校总队”、1800名“毕薛辉”和2000名学生军。许多士兵也参加了训练团和志愿军。

当天晚上，参与者们用胳膊裹住“英雄联盟”的白布臂章，分头出动，一起涌向街头。与半年前的武昌首义相比，这次行动没有遇到任何像样的抵抗。暴徒迅速包围了都督府、军务署等要害部门，迅速控制了整个城市。

由于动机不同，成分复杂，暴乱很快演变成暴乱，哗变者到处开枪，大肆抢劫。在夜幕的掩护下，革命军第二镇重要成员张庭福在暴乱中被乱兵枪杀。被“千夫所指”的受害者孙武侥幸逃到汉口，而他的小家则被防暴兵扣留。

或者正因为如此，这一行动在历史上并没有被提升为“第二次革命”，只是轻描淡写地简单称之为“英雄联盟事件”，因为充其量只能算是一场不光彩的兵变。读者可能会问:“群英会事件”是谁导演的？答案是黄申祥，孙武之前的革命同志和朋友。

兄弟在墙上，为什么不呢？一定有不可视为外人的隐藏感情。说来话长。从武昌起义后革命队伍内部的权力分配入手。

武昌起义初期，革命胜利后，孙武本被革命党指定为湖北巡抚。然而，加速革命的自制炸弹的意外爆炸彻底否定了他的州长职位。不过，没关系。作为湖北省为数不多的“铁杆”革命老战士，他在革命成功后仍成功获得湖北省军政府军务部长的职位。

随着地位的上升，孙武的专制作风日益暴露。他不仅以自己的功绩为荣，还不时排挤和镇压其他革命团体的成员，包括“共产进步协会”的同志。孙武的做法引起了一些革命党员的极大不满。他们私下谈论孙武:“如果你当了几天新官，就会瞧不起人。如果你持续很长时间，你还会得到吗？”

没多久，黄申祥就加入了这群人，随后成为“太阳花”事件的主要策划者和实际领导者。恐怕孙和黄在他们会面之初都没有想到这一点。

孙武生出生于1880年。他在军事装备学院学习军事，后来成为湖南新军的教练。他参加了庚子年唐蔡畅的“自立军”。据说孙武在湖北发展革命的时候，经常有人误以为他是孙的弟弟，孙武也笑而不语，很少做辩解。

孙和有着悠久的历史。1906年，“日知会”成立，孙、黄俊是这个革命团体的成员。“日本通报”被破坏后，孙武被流放到日本。在日本期间，孙武第一次加入了同盟会。后来，他对孙中山和黄兴把重心放在华南起义上感到不满。1907年8月，他与四川张百祥、湖南焦大丰、江西邓文玉等人在日本东京另组“共产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发动反清起义。1908年后，孙武回到中国，立即以“共产进步协会”的名义在湖北开展革命活动。

在党与革命军人的运动会过程中，孙武与现在湖北革命团体“群志学社”的主要负责人黄申祥重逢。因此，孙武立即邀请黄申祥加入共产党。此后，“群体研究会”的部分湖北会员陆续加入。在黄申祥的推荐下，其他革命小团体如黄元济、唐顺庆的“文学研究会”，丁、萧的“自治团体”，、梁伟亚的“武术自治会”，钱湘海、的“英雄联盟”等也相继加入“共产进步会”。

1910年4月，湖南长沙发生了一波“抢米”风潮，“群研社”计划趁机出击，但被消息泄露击败。作为“群学会”的主要负责人，黄申祥逃亡上海，“群学会”被迫改名为“真武学会”，在短时间内发展到数千人。

李是当时湖北的新军团练。他得到“真武社”的消息后，为了防止事件的发生，把杨总统赶出了军营。“真武学会”被迫更名为“文学会”，蒋翊武升任会长。到1911年7月，“文学学会”已有近3000名会员。

与此同时，以孙武、张振武等人为首的共产党进步党也联系了湖北新军和共产党两千多人，成为与文学学会共存的重要革命力量。经过几次会谈，湖北的两个革命团体决定采取联合行动。武昌起义前夕，“文学学会”与“共产进步协会”召开联席会议，建立统一指挥体系，孙武被推为起义部队参谋长。革命成功后，他成为湖北军政府军务部长，实至名归。

黄申翔就没那么幸运了。资历上，他是“文学学会”的前身“群体研究会”的主要负责人，与孙武同时参加《每日通报》，称他为革命老战士不为过。但革命爆发后，黄申祥被清廷通缉，流亡上海、安徽、江西等地。等他回到武昌时，军政府的席位早已排好，第一个“后来者”只被任命为人民军第七团第十四标乐队。

按理说，孙和黄的交往很早，而且之前的合作还算融洽，应该有一些老交情。但是当黄慎祥去军务处感谢他的老朋友和新上司孙武时，孙武光着脚坐着，咧嘴大笑，仍然傲慢。看到黄申祥来了，他只是远远地问:“你来了——真好。你收到佣金了吗？”黄申翔从没想过自己会被这样对待，只好憋着气说:“我明白了。我是来感谢你的。”孙武对黄申琦的态度非常不满。他哼了一声说:“标准体系不小。在满清时期，穿蓝色上衣是必须的。你想努力吗，听着？”

黄慎琪出去后，气得肺都要爆炸了。他愤恨地对身边的人说:“颜卿得意忘形，连老朋友都不理睬——我一定要杀了他！”

经过多次艰苦的战斗，黄申祥升任第八协会会长，不久又调任湖北省副总统办公室警卫第二协会会长，负责武昌城的治安和都督府的治安工作。令黄慎相烦恼的是，被警卫队控制的高是他在中共会议期间亲自任命的十二个“首席指挥官”之一。他的资历和能力远不能和自己相比，但现在他已经成为自己的顶头上司。结果，黄慎祥忍不住不满意，认为是孙武在背后故意使坏。

同志间的猜忌和孙武的霸气最终导致了上面提到的大浪。事后，逃到汉口的孙武开始说要调兵防乱，但此时他已经失去了革命军人的支持。在完全没有士兵的情况下，孙武不得不发表辞职声明，离开这里。

这时，湖北省省长、临时副省长李在一旁冷眼旁观。他很高兴看到革命党的内斗。原因很简单:李性格不坏，但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老军官，绝不是一个拼了命的革命者。他总是有冲突，甚至讨厌革命或叛乱的行为。正义之夜，他亲手杀死了前来接触革命的工程营战士周。

至于把头戴在腰带上的革命者，他们不喜欢被赶出去的前清协。他们只是匆忙开始起义，在群龙无首的情况下，他们争先恐后地向对方授予公共工具。一旦危机过去，他们迟早会闹事，甚至搞“二次革命”，甚至搞“三次革命”。

武昌起义胜利后，李虽然升任湖北巡抚，但当时在武汉的主要军事将领实际上是孙武、、，他们被称为“首义三武”。在革命形势尚未明朗之前，“三军”仍可与李合作。但是，民国成立后，各地局势越来越稳定，军政府乃至革命党千疮百孔、内斗不断，这是不可避免的。

作为“共产党进步党”的领袖，原革命党武昌总督，孙武本声名远扬；一义成功后，掌管军政府军务大臣，手握兵权，对天下自然更为重要。这样的性格，连省长李都不得不忌惮一些。而孙武自己在权力欲望上也太强了。他上台后，不仅排斥“文学社”蒋翊武的盟友，还视“共产进步协会”张振武等人为水火不容。

对于这一点，李自然心领神会，而且每当有机会的时候，他都会情不自禁地利用这一点来巧妙地激怒它。如果黄兴在汉阳失守后离开武汉，“战时都统”一职本应由蒋翊武代理，但孙武不希望后者掌握军权，于是与李勾结，任命为都督府顾问，“战时都统”一职由在湖北根基不深的接任。

孙武原本“挟李以自重”，但随着他地位的上升，难免有被取代的隐忧。“群英会事件”发生后，李立即抓住了这个机会。他以“稳定湖北局势，满足乱民要求”为由，罢免了孙武等人，并顺势改组了军务部。之后，事件的另一个主角黄申翔没有得到任何好处。他一开始对革命同僚很苛刻，后来被礼节性地送出日本留学。

有困难的时候，很难分享祝福。革命阵营的权力斗争终于变成了“与蚌相争，渔翁得利”的闹剧，让人觉得尴尬！

来源:本文选自《民国门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