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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容若 潜伏者肖明华:1950年中共“台工组”就义始末

导语:因为接触工作,我和肖明华接触频繁。两个单身男女出入对方的住处,非常醒目...一些战友建议他们应该假结婚,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同时为秘密工作提供掩护。肖明华1948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图/受访者提供作者:李卫平1950年4月

因为接触工作,我和肖明华接触频繁。两个单身男女出入对方的住处,非常醒目...一些战友建议他们应该假结婚,以确保他们的安全,同时为秘密工作提供掩护。

肖明华1948年毕业于北平师范大学。图/受访者提供

作者:李卫平

1950年4月,在解放军进攻解放海南岛和舟山群岛前夕,“台湾省工作组”成员送来的《台湾省军事要地图》《海南岛防御计划》《舟山群岛防御计划》等一批极为机密和重要的军事情报,由组长送给总参谋部情报部部长李克农。

但李克农的心情极其沉重。他预感到这可能是去台湾执行任务的地下工作者送来的最后一批军事情报。

1949年10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发动金门战役,由于对岛上敌情和相关水文气象资料缺乏准确了解而失败。惨痛的教训让最高管理层对渡海的艰巨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按照中央军委“不惜一切代价获取台湾省和大陆沿海岛屿军事情报”的命令,李克农做了周密安排。许多地下党员被秘密派往台湾省执行任务。他们有的来自部队,有的来自地方,分属不同单位,共1500人。整个名单只有李克农本人。

其中有冀中军区敌工部领导的“台湾工人团”和费、肖明华。

台湾

1946年11月,北平师范学院在北京重新开学。由邰景农老师介绍,经原院长、时任中文系系主任黎锦熙批准,24岁的肖明华从四川江津白沙镇国立女子师范学院中文系转来,开始了她大学生活的最后两年。

在这里,她和大哥再也没有见过面。

是的,我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主修心理学。我是萧明华的哥哥萧明珠,尊称他为老师。他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中共地下党员,在冀中军区敌部领导下,在北平和华北从事军事情报工作。

如果你不警告肖明华,你应该仔细观察、倾听和思考。“但一旦你看清楚了,认清了,就要果断选择朋友和道路。”他送给肖明华一小捆书,包括邓楚民的《社会发展史》、艾思奇的《大众哲学》、陶大勇在东欧出版的《新民主主义》译本、史存通在苏联出版的《政治经济学》译本,在当时的书店里都不容易买到。他还要求肖明华不要轻易露面,因为“还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1947年9月27日,不经介绍,肖明华加入中国共产党冀中军区敌工部,在余的直接领导下工作。

1948年7月,大学毕业的肖明华经组织批准,接受国立台湾省大学中文系主任邰景农的邀请,来到台湾省。在台湾省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两个工作岗位之间,她为了隐蔽方便选择了后者,同时在台湾省国语日报兼职。

很快,据报道没有计划和组织的学生运动被追捕并被迫转移。他也来到台湾省,担任《国语日报》副总编辑。

欢迎他的时候,他的老朋友、《文华日报》总编辑梁告诉他和肖明华,他们可以通过报纸的新闻交流渠道看到国共两党的新闻稿件。梁还透露,国民党的军事、政治、经济形势都在走下坡路,估计国共两党的僵持局面很快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假结婚

对于非肖明华来说,最迫切的希望就是和组织关系对接。他们一封接一封地给不同的联络点发去密函,请求指示,但没有回音。

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决定组织平津学生运动,从发动群众入手,积蓄力量,为今后的工作做好思想和组织上的准备。

恰巧,台湾省政府社会事务厅厅长卢鸿勋想在社会上举办一些工作坊或讲座,扩大自己的影响力。通过过去一个学生的牵线搭桥,没有借此机会,而是以社会科“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名义举办了一场“实践心理学讲座”。

讲座举行后,与会者热情高涨,大多来自外省。长期坚持听课的学生人数稳定在60人左右。我们筛选培养了一批通过对话追求进步、向往民主自由的社会骨干。在是非的影响下,他们对中国共产党的宗旨、理想、信念和即将建立的新中国有了深刻的认识,更加痛恨国民党政权的腐败和独裁。他们都盼望着台湾省早日解放。

听众中,主管《国语日报》的编辑林俊,原是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工商部派来执行任务的,但他长期无法与该组织取得联系。经过多次调查,他判断费和小明花都是自己人,于是向他们指出了自己的身份。

在费、肖明华、等人的组织下,成立了以听课骨干学生为主体的“台湾省新民主主义青年团”,按行业、地区划分21个学习小组,开展递进式工作。

因为接触工作,我和肖明华接触频繁。两个单身男女出入对方住所,非常引人注目。此外,虽然已经通过《国语日报》发放了“国民身份证”,但军队和警察由于没有常住户口,不能申报正式户籍,因此不方便进行特别突击检查。一些战友建议他们应该假结婚,以确保安全,并为秘密工作提供掩护。然而,他的妻子吴乃军和肖明华自从在mainland China有了家庭后就很熟悉了。对此,两人都很犹豫。同志们认为,这是为党的事业必须付出的特殊代价。肖明华说:“为了党的事业,如果组织决定,我可以服从。”

不久,两人在台北举行了公开婚礼和招待会。

公正的

在费、肖明华的带领下,台工集团做了大量的社会组织工作。

1949年6月,他没有离开台湾,经香港去了北平。在北平,他会见了中央情报部秘书长邹大鹏和另一位负责人罗。

它不仅带来了重要的军事情报,如《台湾省蒋军概况》。这是他藏在旅行车箱盖夹层里带回来的。资料是肖明华写的。她选择薄而软、不出声、不怕浸泡的细棉纸,每天晚上用细而硬的“七紫三羊”狼毫小楷刷,关上宿舍门窗,在灯下偷偷写字。字迹工整清晰,一丝不苟,这对患有近视的她来说是极其困难的。

邹大鹏、罗前段时间肯定了他们在台湾省的工作,传达了上级“不惜一切代价从台湾省和大陆沿海岛屿获取军事情报”的指示,要求他们根据形势发展和军事斗争需要,停止组织社会活动,全力以赴做好军事情报工作。

没有上级指示,我回到台湾省向肖明华等成员传达部署。经过研究,我们决定把工作重点放在国民党军队上。经过严谨细致的工作,他们与国民党军队内部人员建立了工作关系。

1949年12月至1950年1月,以肖明华为首的“台湾工人团”活动进入高潮,连续6次上报重要军事情报材料,获得海南岛防御方案和舟山群岛防御方案两份特殊军事情报材料。

一天,一名在“国防部三司”工作的内部人员紧急要求与非洲会面。他报告说,第三厅有一份绝密材料,是日本占领台湾省期间精心绘制的《台湾省军事地理图》。这张地图是比例尺的十万分之一。台湾省的地形,大如山河,小如独立的大树,独立的房屋,都有明显的标志。尤其重要的是,这张地图准确地标出了日本占领期间修建的防御工事。

正因为如此,这张地图的保存措施非常严格。地图收集在一个有两个铁门的房间里。三号馆作战计划办公室只有三个参谋可以联系。其他的必须经过参谋长看图批准。两把锁的钥匙由三名参谋轮流拿着,他们必须一起行动开门看图。

现在,这个内部人员只是保持钥匙旋转。更何况负责另一把钥匙的参谋这几天不能值班,就私下把钥匙交给他,让他保管。

不自然地知道这些信息的重要性,要么现在,要么永远。他让“台工团”的一名成员带着全套摄影器材尽快赶来当记者,内线与保安部队联系良好。

三人成功进入地图采集室。由12个子图组成的整个画面几乎被一堵墙覆盖。他们花了两个小时用徕卡相机拍摄了整个地图及其情况。但是第二天冲出电影的时候,画面和文字都不够清晰。

通过内部人士的提议,制定了一个更大胆的计划。

经过仔细考察,肖明华提前选定了一家中型照相馆,是当地人新开的。

12月下旬的一个周末晚上,知情人得到了再次值班的机会。他偷了地图,开着军用吉普车,和一个打扮成军官的人来到照相馆。以军事紧急为由,他答应老板连夜开枪。拍一张全图一张副图,都是12寸大小,边洗边干。

凌晨4点半左右,拍摄完成。费和他的战友们小心翼翼地把干胶片按顺序排列好,中间垫了一张棉纸,妥善包装好,放进一个很大的军用皮包里。

这时,在门外站岗的肖明华突然发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正向照相馆走来,手里拿着相框上的东西。她立即发出预警,没有等待就拔出了手枪。骑自行车的人在门口用闽南语叫出照相馆的老板,并给他一篮放在相框上的水果。原来这是照相馆老板的一个老乡下朋友。警报解除,所有人按计划安全撤离。

就在你做完的时候,情况突然变了。

肖明华遗书手迹。图/受访者提供

成为烈士

1950年1月,中共台海省委书记蔡孝乾被捕。

蔡孝乾原名蔡淦,出生于台湾省彰化县。1924年参加上海革命,1934年10月参加红军长征。他在抗日战争中担任八路军敌部负责人,1946年秘密返回台湾,担任中共台湾省省委书记。

蔡孝乾在第一次被捕后逃跑了,在第二次被捕后仅七天就叛逃了。蔡的叛变导致了台湾省市政工作委员会所有下属组织的破坏。根据他提供的线索,国民党逮捕了1800多人,审判后处决了1100人。其中,国民党“国防部”副部长中将·吴石和负责专线联系的女共产党员朱枫。

1月31日,公安系统“台胞集团”成员郑和王被捕。然而,这一信息并没有被“台工集团”及时掌握。

2月4日,两个陌生人来拜访。他一听到敲门声就不对劲,萧明华立刻让他从后门躲开,没有经过她个人通知就没有回来。

2月6日星期一,肖明华像往常一样去师范学院给学生上课。这是她最后一课。深夜11点,她在宿舍被捕。她说要带一件衣服,心平气和地从后院取回挂在竹竿上的旗袍,给战友们发了最后一次警报。

肖明华被捕后,首先被拘留在台北西宁南路台湾省省保安司令部保安部。3月25日,和她一起被捕的哥哥被保释。她被转移到台北青岛东路保安司令部军法处看守所。

在此期间,他成功逃出台湾省,历经千辛万苦安全回到大陆,并将本文开头提到的几条绝密情报交给了组织。

肖明华被捕后,他被严刑拷打,没有泄露任何秘密,也没有涉及一个人。在《国语日报》当排字工,后在内政部侦查局当杂工的小刘,看到萧明华被绑吊在横梁上,手臂和手多处骨折。当他醒来时,他什么也没说,只是轻蔑地笑了笑。

虽然被处罚后有一段时间不能梳头,但肖明华还是奋力为三个手有残疾的侄子侄女织毛衣。

在她278天的监狱生活中,她用标点符号在唯一的一张纸上写了30部编年史,总计669个字。

8月30日:“平原上苍茫的草,每个季节都来来去去。野火从未完全吞噬它们,它们在春风中又长高了。”草、白云和蓝天长在沙袋上。

9月7日:早上,我放声大哭,很快就止住了。

9月24日:夜梦眼花缭乱,心情变好了……昨天的事件好像过去了很久,但是很久以前的事件好像发生在昨天。在失去自由的日子里,“时间”的概念已经不复存在。

9月24日是最后一部编年史。在那之后,在死亡前的45天里,不知何故,再也没有言语。

11月8日凌晨5点,台北市青岛东路军法处东看守所几间牢房的灯同时被打开。同案的肖明华和“太公集团”三名成员被带下楼。军事法官宣布,他们因“共同意图以非法手段推翻政府并已开始实施”而被判处死刑。

萧明华在一张木桌旁安静地坐下,在两张十行纸上用光头毛笔写了一封遗书给哥哥萧明珠和嫂子梁玉香。遗书写得像往常一样流畅优美。

朱师兄和香嫂:请不要太悲伤,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把健康放在第一位。你受了委屈,我很难过。我相信你很快就会有空。我很平静,祝你和孩子们一切顺利。别把我的骨头带回家,就让她留在台湾省。祝福你和你的父母。不要悲伤,好好健康地生活!这是安慰我的唯一方法。肯定的!

当日,肖明华在台北马场汀刑场去世。行刑期间,她拒绝下跪,喊着口号,跑起来,倒在沙丘顶上。他死于28岁。

60多人被“台湾工人集团”逮捕并杀害。

1950年6月24日,台湾省警察学校训导员郑、台北市警察厅员王、台湾省警察厅员、高雄市警察厅员龙亚典、龙道典、因“谋反”被执行死刑。这是第一批被杀害的“台湾工人”。

潜伏在第三大厅的内鬼后来被处决了。

课程

1950年春,根据中央指示,李克农在几个月内组织有关部门进行了反映和总结。

这一总结可以追溯到1931年中共中央特别领导人、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顾的问题。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变得越来越傲慢和腐败,最终导致投敌,对党的地下组织造成了极大的破坏,惠、蔡和森等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被敌人杀害。

鉴于蔡孝乾的反叛,人们的思想会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过去他们光荣地奋斗过,后来却不能始终如一。尤其是当他们面对腐蚀诱惑而脱离监管和控制时,更容易发生蜕变。蔡孝乾在主持台湾省工委期间,利用台湾省在海外孤立、上级难以监督的特点,日益腐败。

最后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使在严格保密的地下工作中,党组织也必须加强对每一位党员特别是负责人的领导和监督,用政治信仰团结党员,防止信仰缺失。

国民党特务骨干顾直接负责逮捕和审讯。在他晚年口述的回忆录中,他说,其领导人蔡孝乾的奢侈个性对共产党在台湾省的地下工作的失败是致命的。

我想知道他们对这次失败的看法。有一天,我把蔡孝干、张治中等被捕的台共领导人放在同一个房间,想听听他们谈了些什么。张治中一见蔡孝乾,就指着他拍桌子骂他。你是党的负责干部。从大陆回到台湾省,贪图享受,贪奢淫逸,勾引嫂子当小三。你挪用一万块工作经费,天天在西餐厅吃早餐,中午晚上吃山珍海味,吃完饭去看戏,向那些有钱人炫耀,声称给钱,解放后台湾省就给照顾。张治中骂了一个多小时,蔡孝干开始为自己辩解,但随后低下头,一句话也没说。

张治中被捕后,蒋经国两次入狱劝说他帮忙。他只是说:“没必要,只想快点死。”当他被判死刑时,他拒绝捆绑,大步走向刑场。

返回Xi

1955年9月2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次在北京中南海举行。1614位开国将军中,只有144位同时获得三枚一等勋章。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李克农将获得这一荣誉。

仪式结束后,李克农好几天心情都很沉重。他多次翻开一本旧相册,看着照片里每一张熟悉的脸,好几次擦去了眼里的泪水。照片中的人有的已经死了,有的还在敌人心中战斗,有的还在不确定好坏。

1962年,李克农去世。在他去世的前一年,他带着他生病的身体拜访了许多在隐蔽战线工作的老兵和受害者的亲属。在给中央领导的一封信中,他除了总结斗争历史外,还特别提到:“要让过去斗争中的无名英雄安全地死去,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依。”

2013年,北京西山的松柏间建起了“无名英雄纪念广场”。广场由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联络部修建。毛泽东题写的诗刻在广场的高墙上:惊涛拍岸,碧波映晓。虎穴藏忠魂,黎明早来。在吴石、朱枫等四位烈士的雕像前摆放了鲜花。

846名烈士的名字,没有镀金也没有涂成红色,与大理石墙融为一体。墙上还有一大片空白色,等待尚未找到的无名英雄归来。

萧明华的名字不在其中。

1982年9月11日,萧明华的骨灰在哥哥萧明珠的护送下回到大陆,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上世纪90年代,小姨子梁玉香从美国回来,每次说起她都忍不住哭,称赞她“纯洁、高贵、无瑕”。

9月16日,肖明华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

他没有起床,而是参加了追悼会。那一年,他完成任务后,立即返回香港,准备转战台湾省。这时,组织得知“太公团”遭到毁灭性破坏,紧急发电报终止其行程。他多次要求去台湾,但组织断然命令他返回北京。他教了一辈子书,在国际关系学院做教授,教社会心理学。

在肖明华的墓碑前,写着“肖明华烈士墓”。纪念碑后面,没有生活事迹的记载,只有别人写的三个大字——归来的X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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