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魏晋南北朝时代为何被称为“乱世”？

“魏晋南北朝”是中国历史上黑暗的“乱世”。这期间军阀割据、地方割据无休无止，民族入侵不断，政权被推翻，人口迁徙频繁，灾难不断；只有西晋延续了36年，勉强算是名义上的“大一统”，但内部矛盾斗争异常激烈。400多年来，多重矛盾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个巨大而持久的“历史漩涡”，为历史学家所痛惜。

从大历史的角度来看，魏晋南北朝不仅是秦汉旧秩序的解体，也是隋唐新活力的孕育期。贯穿这两个过程并对历史走向产生深远影响的重要因素是家庭与国家的关系及其互动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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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巾起义

第一张“多米诺骨牌”

魏晋南北朝的历史是秦汉解体的产物。它的起点可以追溯到公元184年汉末的黄巾起义。这次起义不仅是东汉末年混乱的开始，也是长期积累的社会矛盾的总爆发:

一方面，东汉末年皇权的缺失和宦官外戚等“寄生势力”的野蛮壮大，导致国家治理中心的衰落；另一方面，贵族巨头继续扩张，导致朝廷官员和儒家经典的权力垄断。特别是东汉时期，大量的富户霸占土地，隐户，导致贫富两极分化严重，社会不公。也导致国家直接控制的“户”不断流失，导致国家经济能力不断下降。加上地方治理的失败和频繁的洪水和干旱，形成了大规模的流离失所者问题。

这一系列问题的积累导致了国家治理的结构失衡和系统无序，最终引发了民众起义。结果引发了长期的军阀割据和地方割据，经济下滑，人口锐减，人民流离失所，整个社会陷入严重混乱。魏晋南北朝历史变革中的第一张“多米诺骨牌”就这样倒下了。

黄巾起义后，不同的地方政府要么旨在加强中央集权，要么强调宗族的主导利益。最后，曹操集团以“唯才是举”的战略吸纳各界人才，通过垦荒制度、灵活的战略战术等有效的组织手段，打败了倚仗大家族统治的河北袁氏集团，统一了黄河流域，逐渐赢得了魏、蜀、吴之间的竞争。

曹魏后期，司马师通过与同姓的联姻或政治联盟获得同姓的支持，暗中培养军事力量以残酷手段夺取政权。公元265年，司马燕称帝。公元280年，西晋灭吴，三国归晋，疆域初步统一。

八王之乱

氏族配偶互相残杀

西晋的建立是司马氏家族和他的家族互相依靠，互相利用的结果。这短暂的统一，可谓东汉的“曙光”。但东汉后期国家治理的深层结构性矛盾没有一个减少，有加深的趋势:

一方面，西晋为了报答族人及其亲属，改革了自曹魏以来实行的“九权合一”制度，垄断了选举制度，将官阶与族人的等级挂钩。同时恢复世袭五等爵位制度，通过土地占有制等制度安排，承认贵族男性在土地和奴婢占有上的经济特权和既得利益。由此，皇室和贵族家庭的权力垄断进一步加强，宗族政治进一步固化，极大地助长了贪婪和奢侈，为门阀政治的恶性演变打开了方便之门。

另一方面，吸取曹魏失势的教训，实行郡县兵权，废除郡县国军的措施，同时让同姓子弟做藩王，鼓励藩王带兵出城守护皇族，导致郡县国驻军薄弱，地方控制力下降。诸侯藩王有权带兵，无形中奠定了内乱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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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晋统治者的政治短视也体现在王朝的中央权力安排上。晋武帝司马燕任命的接班人惠今生来愚钝，不能治国。当时“天下饥，百姓饿死。”金惠帝听了，问臣下:“你怎么不吃肉？”惠今皇帝的皇后贾南凤一直有掌管政治的野心，最终与藩王勾结作乱，导致宗室与外戚的内斗，造成“八王之乱”。

“八王之乱”持续了16年，其间帝王将相自相残杀，百姓流离失所，经济社会受到严重破坏。最终，诸王相继战败，西晋国力严重透支，濒临瓦解。当人们说:“看着上一代，国家的灾难，亲人的混乱，没有今天这样的事。”

关彝·杜南

皇权与家族的“弱平衡”

西晋灭亡后，黄河中下游的北方地区被几个胡汉割据政权控制。在南方，永嘉之乱后，琅琊王司马睿在南迁中土世家的支持下建康。

东晋是司马皇权、以王、禹、桓、谢为代表的北方士族和江南无棣士族的联合专政。其权力结构是弱皇权强宗族的“弱平衡”模式。一方面，司马睿作为一支出身的诸侯，受大同控制，辈分少，威望低，影响力弱，需要依靠南渡的北方贵族巨头的支持。另一方面，为了维护家族和家族利益，杜南的族人需要用皇族的名义“取皇帝为臣”。因此，司马睿是名义上的天子，但北族南移的门阀势力才是东晋局势的实际主人。东晋建国初期，皇室最倚重的是琅琊王。其中王导主政，司马睿称之为“关中”，王敦领外军务，故有“王马共天下”之说。

在族人统治的情况下，一方面东晋皇室不得不依靠南迁族人的支持来维持局部统治；另一方面，东晋皇帝作为“共主”，制衡和调节宗族内部的矛盾。至于南方的吴本土宗族，虽然不能参加朝鲜的枢机，但在当地经营多年，有一定的地方影响力，是需要绥靖团结的对象。他们也承认东晋皇权的合法性，以换取朝廷对自身利益和政治地位的承认。

东晋是家族政治的“盛世”。族人享有很高的地位，在政治和经济上享有很大的特权。他们借晋室之名，占地封山，产生了巨大的财富、广阔的园林和数以千计的奴隶。同时，选举的垄断导致了“贤者不生，用之不及权贵”的局面。闸阀的孩子靠的是家庭和出身，第一职业是四品五品；官位多为“清帖”，闲而重，观之清丽，再顺而进取，坐至官。

贵族家庭为了维护家族的优越感，往往互相通婚，不与贫困家庭的子女通婚，导致阶级封闭固化。他们也看不起那些出身贫寒的人，“把一个冷素食者的儿子当仆人一样轻，像泥土一样容易，从来不和他互动”。此外，大部分门阀子弟都是以清高脱俗，鄙薄俗事，崇尚典雅轻盈，追求精神上的放松和自由为标榜的。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文学艺术的进步与繁荣，但也让高门氏族习惯了优越安逸的日子，逐渐被消费侵蚀。

东晋末年，以汉门起家的士人子弟，逐渐在军事和实干部门取得实权。最终掌握军事大权的刘裕是皇帝，他的名字叫宋，东晋灭亡，从而打开了南朝的政治局面。包括刘崧、小琪、梁肖和陈楠在内的南朝政治，大多是由帝国领导人的政变建立起来的。鉴于东晋皇室的教训，南朝皇帝为了维护皇权，制衡高门氏族，往往会带着宗室子弟掌握军权，作为外族诸侯保留下来。然而，皇室与外国国王之间存在着许多猜疑和冲突，导致了骨肉相残、政局变化和各王朝维持时间较短。在中央权力部门，南朝皇帝多以“冷人之手”带动冷门势力的崛起；南朝门法家族大多吃素，衰落，但家庭地位和生活方式仍受影响。那些来自贫困家庭的人想加入部落，但他们仍然很少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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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西魏的“侯景之乱”和宇文泰对江陵的入侵，最终给南朝的宗族以沉重的打击。“侯景之乱”期间，建康及附近地区，“中原皇冠带”无数士族子弟被杀饿死...到目前为止，它在首都被完全摧毁”。宇文泰占领江陵，俘虏了南方数万士绅，并把他们赶进长安做奴婢，再一次沉重打击了南朝子弟。到隋朝灭陈，统一全国的时候，过去熙熙攘攘、争来争去的江佐氏族已经完全沉寂了。

《五胡十六国》

从部落到“成熟国家”

西晋解体后，北方黄河流域陷入长期混乱的割据局面。涌入内地的匈奴、鲜卑、桀、边、羌等胡人，以及边境地区的汉人建立了一批地方政权。北魏历史学家崔宏记载了十六国的情况，所以这个时期也被称为“五胡十六国”。“五胡十六国”的兴衰历史相当复杂和混乱。一般来说，大部分政权是胡人建立的，少数是边疆汉族人建立的。这些地方割据政权刚建立的时候，权力的合法性不足，或者把以前的朝代当成官方的朝代，或者遥步东晋皇帝后尘，名义上投降晋朝。

北魏政权统一黄河流域后，与南朝争夺天下正统，孝文帝进行了改革:一方面大力推行统一的土地秩序和三长制，加强了北魏国家的经济吸收和社会控制能力，大大改变了北方社会的基层结构；另一方面，迁居洛阳，通过在鲜卑贵族中推行更换汉服、使用汉姓、学习汉语、与汉族通婚等措施，促进了鲜卑与汉族的融合。此外，还任命逃离南朝的家族成员王肃主持改变城郊祠堂祭祀仪式，改变官制和法律，在国家治理结构、思想意识、祠堂礼仪等方面进一步与南朝接轨。这些改革措施极大地提高了北魏的基础能力，优化了治理结构，极大地推动了北魏的国有化进程。

孝文帝死后，北魏的汉化进程经历了曲折。后来北魏分裂为东魏、西魏，再转北齐、北周。但拓跋鲜卑与汉族的融合趋势仍在进一步发展。北周虞雯政权以关中汉族士人为依托，以李周为蓝本，构建了新的国家治理体系；同时大力推行官兵制度，吸收汉人并赋予鲜卑姓氏加入官兵，促进了北方胡民族的融合，使社会形态得到新的融化和铸造，实现了从“部落国家”到“成熟国家”的历史过渡，从而为隋唐最终统一做好了制度、组织和文化条件的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