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疏解北京人口：鼓励退休官员回原籍养老

缓解城市人口自古就有。明清时期，为了调节北京城市人口规模，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缓解人口压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这些救济措施对今天仍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据《北京志·人口志》记载，明初，北京城市人口自发分散，明太祖被迫迁徙后，原元大都地区大量居民流失，仅9.6万人。此后，人口的恢复和增长主要得益于大量的新移民，如军民和长城外的军民。到洪武八年，为14.3万。永乐十九年，朱迪迁都北京后，以南京为例，北京分为东、西、南、北、中五市。随着移民政策的不断推进，北京的城市人口一直在增加。嘉靖后期至万历前期，北京城市居民约13.4万人，明朝中后期北京总人口约68万人。如果加上驻扎在北京的士兵及其家属，以及直接为朝廷服务的皇城内外的百姓，北京人口在万历六年就达到了17.9万户，85万人。按内外城市62平方公里的面积计算，城市人口密度大幅增加，达到13710人/平方公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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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的首都北京，基本沿袭了明朝的城市管理体制，包括内城、外城、城三个区域单元。但顺治初建都北京时，在内城“分八旗守御宅”，将内城汉人的官商迁到外城，促进了兵民离城。由于大量旗人迁入和北京内城被占领，以及北京的发展，主要是由于八旗户口在内城的迅速扩散，清初北京内外城人口约为11.7万户，55.6万人，其中内城八旗人口约为8万户，40万人。随着政权的稳定，北京的人口一直在增加。据《北京人口志》记载，乾隆末年，北京内外城约有15.74万户，74万人。到光绪八年，北京人口分别为21.8万人和108万人，人口密度为17419人/km2，形成了“户口众多，等待粮食的人众多，没有多余的钱给他们，没有多余的资本给他们”的局面。

为了缓解北京人口增长的压力，明朝朝廷在弘治年间开始逐步缓解北京人口，并在隆庆、万历年间继续实施各种措施调控北京人口。从雍正到乾隆，清朝采取了许多措施来缓解人口。

明朝弘治年间，驻军开始外迁，以减轻北京人口供养的压力

明朝永乐至宣德年间，大量医官迁都，导致北京城市人口剧增。为了缓解城市的军事人口，加强对外防御，弘治时期，北京京畿道研究所的军士开始迁出，守卫和居住在边境。沿长城建立了九个军事重镇，然后在北京西北部增加了长平镇和镇堡镇，带领研究所的大批官兵保卫边防。大部分是军人和农民，战时作战，平时从事种植业和畜牧业。京郊及周边地区的地名，称之为“营”、“堡”、“卫”，与警卫站的军士迁离首都，留在边境有关。

清朝雍正二年，八旗兵及其家属开始迁出。第一，逐步放松对首都官兵的严格集中管理，在郊区分别用黄、黄、白、红、白、红、蓝、蓝旗建房，并尽快把一些内城的士兵转移过来和他们呆在一起。到乾隆中期，清政府已在四郊修建了4.8万多个军营，八旗子弟入京人口约8万人，9万多户。比如乾隆十四年，在香山设立建瑞营，有正式职员等家眷2000余人。乾隆三十五年，有一个靛厂火器营，有1700多个兵营和官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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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流动闲散旗人迁居北京或东北。雍正二年，京师新城、固安官地341公顷用作井田，使失业旗人得以耕种。乾隆二十一年，闲散旗手又被解除职务。原计划3000户分六面旗，每年派出一面旗，每面旗500户，仍按旗分摊。而且规定“有家庭的要选，有家庭的要送”，不允许家属留在北京。据《清史录》记载，京旗有3000多名闲人从北京迁到拉林和阿列克丘卡，共有5户，共计1.5万人。

三、汉军旗手一部分会“为民旗”，占领州县。康熙后期，部分汉军部下的青年被允许“为民摇旗呐喊”，但数量不多。到乾隆初年，不仅汉军青年，汉军八旗兵本身也成为旗民占领郡县的对象。清末，京师八旗人口的贫困迫使清政府进一步放宽了对京师七旗的监禁，规定“允许八旗出国经商，把书送到国外”，“允许八旗与当地人通婚”。“放宽禁令，以取得四人各的工作，以谋生”的政策，不仅改变了首都旗手“非学者，非农民，非工人，非商人”的局面，而且依靠国家的工资维持生计，也达到了疏散内城旗手，缓解清政府财政经济压力的目的。

总的来说，这一措施对缓解明清时期首都的人口压力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产生了良好的效果。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些措施的制定和实施应该是北京古城发展史上的一个创举。

明朝开始劝说外国难民返回，整顿海关，严格控制对北京的占领

明初，朱迪称帝，为了巩固政权，他采取移民政策，大量的军队、民众和商人进驻北京，充实北京和北京的人口。然而，随着人口的膨胀，那些移民成了救济的对象。第一，实施更加优惠的政策，鼓励移民回国。比如根据每户人口和距离，给予一定的路费和安置费，所以很多人愿意回国。短短几年，很多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家乡，而且大部分都是山西移民。二是整顿通关，遣散无家可归者。《史明史·货殖》载:“在当地作坊，在城市附近。”也就是说，城门外的街道及其附近是“封闭的隔间”，一般是指城门外两三英里范围内居民的聚集场所。这些地区也是大量商人和失业者的聚集地。隆庆执政以来，朝廷命顺天府会同武城军区部整顿关厢内外，并命所辖大兴、宛平两县配合，重点整顿永定门、德胜门、西直门、朝阳门关厢，因为这四个门都位于京城东南西北方向，门内外聚集人数最多。特别是德国的外国海关隔间面积最大，人口最多。顺天府制定了相应的整治政策:没有“北京籍”的，必须迁到离北京几百里的地方；房子可以拆了。如果你愿意手办出去，可以得到一些补偿。有“付费许可证”的，“经营者不得超过五人，超过的予以裁减”。经过几年的改造，到万历初年，每个关厢内外的居民数量大大减少。

清初，由于民族压迫、京师圈地、土地兼并和自然灾害，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北京谋生，导致北京人口迅速增加。清朝时，首先严格控制长期在北京居住的外来人口，保险制度是根据流动人口确定的。租私房的客人必须有一个可靠的担保人，也就是今天所谓的户主。“官方会按月核对日期，让他们一个个查循环目录，详细提问，不让来历不明的人进来。”第二，将流离失所者复员回原籍。雍正初年就提出“吃京师流民，查人口，送京师回老家”。从此规定“闲着没事就回避。只有等着被造的人，在读书的人，在交易生理的人，才能听听他们在北京的生活。”直省的人不允许在首都居住，就在宛、大二县居住、占住，造成“舜天、宛县土著少，各省人来京长期居住，再占住”的现象。一方面限制了外围城市人口的机械增长，另一方面加速了大、宛县人口的机械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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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乾隆中期以后，清政府限制直隶人口入京的政策发生了明显变化。乾隆初年，乾隆皇帝意识到“流民自己寄钱谋生也很难”。这是清政府对灾民寄钱问题认识的一个重要转变。到咸丰年间，根据《清文宗圣旨》，“流民中谋生者，多为对故土土地无所依仗之人，但必受打压而归，即归故里，至今无业。”由此可以推断，从乾隆中期开始，对流民的驱逐逐渐放松，导致流民有机会在北京就业，占领北京外围城市。当时，除了来自两个首都城市的移民之外，还有不少来自山东、山西、南京等地的人。

在清朝，官员被限制派遣官员到首都，并被鼓励回家养老

清朝也有针对特定官员和小吏的减免措施。康熙中期，每一位京官都被革职、退休或革职，并被催离。后来，他虽然对罢官、退隐、忧官有自己的宽容政策，但实际上也是囿于套路，即使留在京城，也占据了达、宛两县。所以在乾隆中学，“在达、万等文人聚集的县，难免会有土人混杂”。至于各部的政府官员，服务五年后，都是严令回乡；如果你躲在首都，或者未经允许来到北京，你就不得不要求内疚，于是就成了一种制度。

根据清朝的退休制度，年满60岁的官员可以退休。退休官员一般都回老家养老。只有少数高级官员可以留在北京，但很多人不愿意离开北京回国。比如广西临桂人陈鸿谋，被调到北京任吏部尚书、工业部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最后去了东哥大学。甘龙三十六年，他因病去职，年事已高，但想长期留在北京。乾隆皇帝亲自劝他回国，并为他的欢送会设宴。同时，经过他家乡的地方官员要照顾好20英里内的行程。陈鸿谋深深感激皇帝，10天后带着30多名家人和仆人回家。乾隆皇帝的这一举动，让很多退休、退职的官员放弃了长期留在北京的想法，离开北京回国。这些出于政治原因的政策也减缓了首都人口的机械增长。

明清时期缓解北京城市人口的措施有效缓解了城市的承载压力，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对我们今天缓解北京人口尤其是城市人口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首先，要明确人口救助的重点人群。中国古代传统社会推崇“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制度，商业人口相对较少。作为帝都的守备部队，在明清时期按都城人口比例逐渐增加，成为支撑压力的重要因素。现在的北京有很多与首都定位不匹配的功能，相应的人口承受压力太大太重。因此，要突出消除非资本的作用，用产业救济带动重点人群的救济。第二，坚持人口救助的有效路径。人口解构要敢于坚持有效的路径和方法，不能时不时的改变。我们不应该害怕有权有势的人，因人而异。如果大量北京官员被辞退、退休、离职，要形成一个机制，鼓励他们回乡养老，减少长期居住或送到北京，他们也要上上下下，形成自觉的习惯和风俗。三是协调人口救助的区域协调。古代有北京、京畿道等地区的合作。现在已经建立了行政分中心，京津冀协调发展。只有做好区域联动，才能真正缓解非资本功能，实现北京人口适度承载力，建设世界一流的和谐宜居首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