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评价东林党在明朝后期历史上所起的作用？

明代林东党最基本的宗旨是以德济世，主要是在书院讲学，培养儒生的群体意识，以达到讽刺政务、批判缺点、参政议政的目的。一方面，它寻求重新审视学术思想中的道德传统，重建道德伦理中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它试图针对实际问题进行一些社会改革。

林东党的崛起

从万历中期开始，明朝开始衰落，内忧外患不断，统治者日渐昏庸腐败。此时，一些具有政治敏感性的士大夫已经感觉到建筑会感受到末世危机感。他们怀抱忧国忧民的志向，但个人能力毕竟有限，于是自发地聚集在一起，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巨大政治影响力的群体——林东党。

林东党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政党。“党”这个词翻译成“党”有贬义，在意义上更接近“派系”、“教派”或“帮派”等词。“林东党”从他们的敌人那里获得了这个称号。黄宗羲曾说:“林东讲学者却只有几个人……林东党真的很有名！也是小人加名。"

“林东”这个名字最早出现在万历三十二年。但实际上，林东的核心人物顾宪成、高攀龙等人在此之前就已经出名了。一般认为的开始设定在万历二十一年，但也有人认为的开始可以追溯到万历初年张的爱情之争。

万历二十二年，顾宪成、高攀龙因争民族血统而违背神教，参与内阁大臣王家屏的升迁，被斥责回乡。他们潜心学习，崇尚实学，开始讲课。万历三十二年，顾宪成与弟弟顾运城、高攀龙、安希凡合力修缮林东书院。此后，在聚众讲学中，大力提倡“学以致用”；反对“空”的弊端，倡导“说”与“学”相结合的新学风。他们把阅读、讲课和关心国家大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新的学风吸引了一大批有志之士和政治官员。)谁在法院任职。结果，林东出名了，东林书院实际上成了舆论中心。林东学派作为一个学术团体和学派，逐渐扩大形成一个政治派别，被政敌斥为“林东党”。

林东党的人员构成和宗旨

林东党员一般出生在江南的中小地主家庭，骨干大多被革职废官，学者处士。他们中的一些人后来重新为朝廷服务，但大多数人的仕途坎坷，任期短暂。

由于林东党员大多是江南地区的学者，他们必须反映江南各阶层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万历末年，江南商品经济相对发达，江南地主与商品经济紧密相连。许多林东党员是中小地主，商人也不少。顾宪成和高攀龙是商人家庭。林东党的政治观点——反对矿山监管和税收，主张“政府和人民都有利”等。，是由于他们“以天下兴亡为己任”的高度道德责任感，也是由于他们的阶级属性。

林东党最基本的宗旨是以德报国，主要是在书院讲学，培养儒生的群体意识，从而讽刺国家的政治，批判时代的缺点，参与国家事务。一方面，它寻求重新审视学术思想的道德传统，重建道德和伦理的严格标准和绝对权威；另一方面，它试图针对实际问题对社会做出一些改变。

林东党认为当时最大的现实问题是道德理论，林东人民认为挽救危机、解决危机最根本的手段是复兴道德，用宗教热情用道德帮助世界。由于这种共同的价值认同和相似的学术渊源，林东党自发地聚集在一起，形成了这个强大的团体。

林东党的主要活动

林东党的活动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在书院建立之前，在关于修建仓储、税务监督、内阁大臣升迁、京检等问题的争论中，涌现出了一批后来成为林东骨干的顾宪成等年轻官员，并获得了一定的个人资本和社会声誉。这是第一阶段；万历三十二年，东林书院建立。顾和更高层次的人以书院为大本营，在学习道德知识时，往往“审人而出议政”。最典型的就是向内阁推荐李三才。天启初年，林东党员复职，主持许多重要职务，并实施了一些改革措施。与此同时，他们试图清算以前的案件。这是第二阶段；“林东”和“非林东”两派之间的对立和党派斗争越来越激烈。由于宗的支持和信任，魏忠贤的严党在这场斗争中取得了胜利，一大批人遭到迫害。这是第三阶段。

林东党参与的重要政治事件主要包括:

1.建筑和仓储纠纷。关于修建和仓储的争论持续了十多年，这几乎是万历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在这场政治斗争中，林东党的骨干力量脱颖而出，赢得了巨大的声誉和大量的支持者。在这群未来将成为林东中坚力量的年轻官员眼中，万历皇帝对长子的偏见是不道德和不礼貌的。事实上，早在张抢爱风波中，这些官员就已经表现出强烈的道德责任感，他们反对和抨击一切违背道统的行为。在建造和储存的事件中，他们的反应变得更加强烈。万历皇帝惩罚他们的行为时，他们互相帮助，不断以舆论的手段进行反击。因为林东党把个人道德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所以对皇帝的惩罚并没有起到惩戒作用，但在他们看来这是对他们道德的一种恭维。林东党最终成功地阻止了万历皇帝改变继承顺序的企图，但正因为如此，万历皇帝变得越来越被动，几乎忽视了政务，这种衰落在明末越来越明显。

二、调查和任命官员。明代对官员进行定期考核，包括京检和外检。考核决定了这个级别官员的仕途，所以也是各方角逐的主要场所。在李三才的去留之争中，林东党与齐国党、楚国党、浙江党针锋相对。每六年一次的京察，双方互相排挤:万历三十三年，党员主持京察，吏部侍郎杨世桥降职浙党官员钱梦皋、钟召斗，沈阻挠。39年，京察驱逐齐、楚、浙党官员，南京京察主持齐、楚、浙党，大大贬谪林东党。四十五年来，浙江省委书记荆轲还大肆声讨林东党员。天启三年，林东党掌管京察，竭力追齐楚浙党。魏忠贤得势后，齐、楚、浙三地聚集在一起，形成强大的宦官势力。然后双方打个不休，直到崇祯末年，林东和阎行的余忠还在争执。

3.遏制矿山税收监管纠纷。万历二十四年以来，万历派了许多宦官充任矿监、税监，并以征商采矿的名义在全国各大城市掠夺民间金银。他们经常以开矿为名，强占土地，毁坏房屋，或者设立营业税名目，敲诈勒索。有史学家考证后推想，矿业监管税掠夺财富总额超过政府税收总额。矿税监管对社会经济造成的破坏是空年前，各地城市居民不堪重负，纷纷造反，民间动乱此起彼伏。林东党本着士人的“良心”掀起舆论攻势，想迫使万历皇帝废除矿监税使。其中，受林东党推动的李三才写了三封信，言辞激烈，赢得了许多林东党员的支持。然而，万历始终采取消极的对策，林东党强大的政治攻势终究没有让他屈服，这种旷日持久的冲突在万历死后烟消云散。

林东党的失败

天启之初，林东党处于全盛时期。一大批党员复职，在朝廷身居要职，齐、楚、浙党被迫陷入困境。由于林东党奉行严格的二元对立道德标准，许多原本中立、正直的官员被迫加入反林东阵营。与此同时，宦官魏忠贤因为获得宗的信任而成为执政和在野的关键人物，反势力逐渐聚集在他的指挥之下。林东党和阎党矛盾激化，党多次指责阎党“奸臣乱政”。天启五年，魏忠贤唆使党羽编《关于林东党》，以“棒击、红丸、迁宫”为由上奏朝廷。明孝宗下诏，焚毁国子监。次年，东林书院被拆除。林东党员也遭受了毁灭性的打击。严党四处搜捕党员，先后关押了“六君子”和“七君子”。杨炼、左光斗等林东骨干遭到残酷迫害和杀害。林东的繁荣最终成为昙花一现，政务完全落在了阎荡的手里。

天启七年，崇祯即位，魏忠贤被流放到南直隶凤阳府。林东党的其他成员幸免于魏忠贤的攻击。崇祯二年，崇祯皇帝下令恢复林东党员的名誉，下令恢复东林书院。党与颜党的剩余潜能之争一直持续到明朝灭亡。

历史评价与反思

对党的评价有两种观点:一派认为党同齐、楚、浙、严党一样，“只是从派性中争夺权力”；另一派认为林东党“不讲空，而是提倡实践，不是为了讲课而讲课，而是问政治，以达到实际应用”。

我更喜欢第二种观点。然而，党却卷入了他们极力反对的党争，被阎党击败，这对他们来说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林东党主张经世致用，德助天下，但经世致用的具体内容主要体现在“议清议政”和“关心人民”两个方面。从这两项活动的内容、过程和后果来看，不难看出林东道德史静是多么缺乏可操作性。更重要的是，林东党员并没有真正实现他们不切实际的幻想蓝图。相反，他们在执政期间忙于党和政府的工作，支持他们的同事，残酷地打击他们的宿敌——齐楚浙党，以便把他们全部抓起来。虽然这是时代所迫，也是权力斗争的必要手段，但林东党的腐败也是显而易见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他们的失败是不可避免的。即使他们在党内斗争中战胜了严党，也只会迎来新一轮的党内和党际派系斗争。无论如何，他们都无法达到平息党争、挽救时弊的目的。

我认为，他们失败的主要原因如下:

一是“非此即彼”的认知模式和“善恶二分法”的绝对政治思维导致他们的行为变得极端、呆板，迫使一大批清廉的中学官员加入“反林东”派。谢国桢先生曾感慨地说:“我们最遗憾的是，林东的壁垒太严，党看得太深。任何不符合林东宗旨的人都将被视为不同的政党而被开除。”

第二，对现实问题的错误判断和不切实际的济世手段。明末社会弊端重重，王朝危在旦夕。林东党对最根本的财政弱点和经济危机视而不见。他们打算用道德手段代替技术手段。众所周知，这种方法对解决实际问题帮助不大。相反，严厉的道德批评加剧了党的斗争。

第三，学者本身的局限性。文人长期形成的优越感使他们高傲孤傲，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之上，导致了他们在现实中的孤立。与此同时，许多林东党员迂腐僵化，缺乏根据情况处理复杂政治事务的灵活性，难以在混乱的局势中有所作为。

第四，复杂严峻的社会形势使他们忙于权力斗争，没有精力实施救国方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