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庄的文学狱案]

此案发生在清朝康熙二年,是康熙朝首例文字狱案.浙江吴兴县巨富庄廷龙以重金购得原明朝相国朱国桢所着《明史》,据为己有,并请人刊刻.其中称努尔哈赤为建州都督,没有写清帝年号,而写南明年号,多有指斥满清之语.案发后,刑部遣侍郎审理此案.但此时庄廷龙已死,朝廷仍下令开棺戮尸,并株连七十余人,包括庄廷龙之弟及为此书作序者,刻者,读者,藏书者等. 此案是雍正朝发生的一个典型文字狱案.查嗣庭是康熙朝进士,后经隆科多荐举官至礼部侍郎.雍正继康熙称帝后,着手搞掉详知雍正上台内幕的隆科多.于是查嗣廷首当其冲地成了借口.雍正四年,查嗣廷在江西做正主考.根据科举八股文命题的惯例,他选《诗经·商颂》上的句子出了一道"维民所止"的命题.不料却被人告发借出题名义用"维","止"二字影射"雍正无头",讽刺时事,居心叵测.于是雍正下令将查氏革职问罪.结果,查嗣廷在狱中冤死,仍被处以戮尸枭首,子辈株连死罪,家属流放. 康,雍,乾三朝的文字狱大一百多起,往往以莫须有的罪名滥肆株连.迫使当时的知识界都"惧一身之祸",而埋首书斋,钻故纸堆,致使清初颇有生气的学风,逐渐为繁琐考据之学所代替.清王朝大兴文字狱充分暴露了专制皇帝的淫威,是清朝极端专制主义的突出表现. 又称"《坚磨生诗抄》案",是乾隆朝最着名的文字狱.胡中藻是雍正宠臣鄂尔泰的门生.乾隆继位后,对鄂尔泰等前朝遗臣在朝中势力有所顾忌,于是便着意兴起胡中藻案,以打击鄂氏朋党.乾隆二十年,朝廷命人暗中收集胡中藻所出试题及诗文,以其任广西学政时所出试题中有"乾三爻不象龙说"七字,指责诋毁乾隆年号;以其所写《坚磨生诗抄》中有"一把心肠论浊清",指责故意在清国年号加"浊"字;诗中还有"与一世争在丑夷","斯文欲被蛮"等句,因有"夷","蛮"字样,被说成是辱骂"满人";又有"老佛如今无疾病,朝门闻说开不开"句,被指斥是讥讽乾隆的朝门开不开.因为这样种种罪名,胡中藻被判处斩首.同时鄂尔泰撤出贤良祠,其侄鄂昌因与胡中藻交往过密,也被赐令自杀.

明清文字狱误判案

提交人:谭伯牛于北京时间2005年4月14日07: 06: 13在PAOWANG.COM

文字狱 文字狱，何代无之？即如明太祖，甫一开国，便因文辞细故砍掉不少头颅。清代制度多法明代，文字狱的操作手法，如定罪易、量刑重、株连广，等等特色，自然也继承下来。然清代文字狱以康、雍、乾三朝为最，而三朝文字狱各有特点，又不可一概而论。 康熙朝文字狱，如最着名的庄廷鑨《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俱因流露“排满复明”之意而得罪。二案之定罪量刑，虽有悖于后世要求言论自由、出版自由的主张，然其撰述明、清之际史事，公然不书清帝年号，谓三藩未平、明祀未绝之时，顺治不得称“正统”，云云；此种论调，在极力强调“我朝得天下之正，千古之所未有”的玄烨看来，无疑是对其执政合法性进行恶毒攻击，是可忍孰不可忍，怪不得以“开明”、“宽仁”着称的他也要痛下杀手了。 雍正朝有两件大案，其表现形式虽为文字狱，醉翁之意实不在酒。一为年羹尧案，一为曾静案。前者，欲加之罪，何患无词，乃芟削功臣之借口；后者则是借题发挥，以消泯汉族对满洲的成见。 胤禛在诸皇子中脱颖而出，继承大统，年羹尧、隆科多实为功臣之首；然二人必死，又为不可避免之事。王锺翰论曰： “盖年、隆皆反复无常之人，非得共力，不足以成事，而对于其人，则早有戒心，用毕即杀之除之，早已预有成算。即使二人恭顺自矢，亦决难免祸”； 不论是夺嫡还是夺天下，事成后，帝王藏弓屠狗，继续革命，是必然之理。惟宋太祖杯酒释兵权，主动放下屠刀，稍存人性，洵为难得一见的佳话。帝王屠狗，其法因人而异，然吹毛求疵至于匪夷所思的程度，则未有如胤禛者。年羹尧在奏摺中将“朝乾夕惕”写作“夕惕朝乾”，不过次序颠倒，如山清水秀写作水秀山清、柳暗花明写作花明柳暗之类，胤禛乃借机发难，谓“年羹尧平日非粗心办事之人，直不欲以‘朝乾夕惕’归之于朕矣”，“则年羹尧青海之功，亦在朕许与不许之间而未定也”。八个月后，遂有议政大臣、刑部等衙门同奏年羹尧“反逆不道”，“请皇上将年羹尧立正典刑”之事，得旨：“年羹尧令自裁”。厕身“年党”者，亦多被谴责诛戮，其中，钱名世一案之处理最为有趣。当年羹尧犹是胤禛跟前红人之时，名世尝作诗赞颂，胤禛谓其“文词谄媚”，“为名教所不容”，但是，却未将他拉去砍头，而只是革去职衔，发回原籍。胤禛亲书一匾，上写“名教罪人”四个大字，令名世悬于己宅，以为谴责；同时，命在京官员出身举人、进士者，“仿诗人刺恶之意，各为诗文，纪其劣迹，以儆顽邪”。诸臣诗文写毕，经胤禛评定甲乙，再交付名世，令其“刊刻进呈”，“凡直省学校所在，各颁一部”，“欲使天下臣工，知获罪名教，虽腼颜而生，更胜于正法而死”。这种惩罚，可称“谑而虐”，此在有清二百馀年专制历史中固为仅见，然在上世纪文革时期，类此之事则数数见矣，孰谓吾乡某公专研明史哉？前后对照，知其于清史亦尝用功揣摩也。 曾静，湖南人，遇得一个偶然机会，读到浙江人吕留良的遗书，了解了一些明清易代之际的史事，不由深慨乎亡国奴族之痛，遂萌武装颠覆之心。当时民间传闻川陕总督岳钟琪为岳飞后裔，世代与金为仇；曾静乃致书钟琪，历数胤禛杀父、屠弟及辱戮功臣诸罪，劝他举事造反。然时异势变，岳钟琪不是吴三桂，曾静不啻自投网罗。按律，曾静当以“谋反”罪予以凌迟；但是，胤禛对他的处理，再度出人意表。他不仅不杀曾静，反而将他请到北京，就双方关心的各类问题交换意见，并相互辩论，最终取得共识，曾静“心悦诚服，自悔从前执迷不悟，万死莫赎，今乃如梦初觉”。胤禛更将谈话记录及相关谕旨、奏摺汇编成一部奇书——《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俾读书士子及乡曲小民共知之”。胤禛此举，实为极具自信之举，因为，书中最重要的主题，即为乾隆以后清廷最为忌讳的华夷、满汉之辩。 但是，弘历对他老爸的处置不以为然。登基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便是收回、销毁《大义觉迷录》，并将前经赦免之曾静诸人处死。弘历此举可谓不孝不信。胤禛当时不杀曾静，并有“将来子孙不得追究诛戮”之谕；孰知尸骨未寒，弘历便悍然违背遗命，将其父“辩友”凌迟处死。此谓不孝。《大义觉迷录》颁行天下，其书开诚布公，就满汉、华夷、关内关外等种族、文化和地域的敏感问题进行辩正；先不论其说理立言是否足以服天下人之心，单是这种不人为设立言论思想禁区的做法，便值得称赞。弘历收回并销禁其书，在己，固有做贼心虚的怯懦，在人，则有言而无信的观感。此谓不信。清廷统治，最好标榜“敬天法祖”四个字，而实际操作，不尽如此，弘历对曾静案之“拨正反乱”，即为显例。然对弘历此举，除了不孝不信的批评，我们还可进行一次专制君主的心理学研究。 如前所述，在思想言论的控制方面，玄烨之风格可以“宽仁”二字概括；胤禛稍嫌“操切”，但非全不讲理者；弘历则一味采取高压政策，不讲道理，不讲诚信，谥之为“恐怖主义”，亦不过分。然则，祖孙三代何以每下愈况如此？难道是个性迥异所致？曰：非也，时势使然也。康熙之世，版图尚不稳固，帝王心力所注，除了军事上的胜利，还须尽量笼络人心，因此，对文字思想上的“出轨”，不遑吹求。雍正之世，征伐稍定，则以整顿吏治为执政之关键问题，其被人诟病之“特务政治”，所针对者不过是官僚系统，并未过度扰民；至于屠戮功臣及宗室，那更是所谓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无庸后世论史者为之寄托情感。而他处理文字狱的手法，如曾静案，固然不能排除个性上争强好辩的因素，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则是他对执政合法性的隐忧。一方面，儒家学说为满洲入主中原提供了合法性的理论资源，如“皇天无亲，惟德是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另一方面，儒家学说中的一些内容又可以动摇其合法性，如华夷之辨、正统之争。胤禛认为，光靠禁绝异议、杀戮士人，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些争端，因此，才会不顾身份悬殊，与曾静进行“平等辩论”。然欲在君主专制的框架内解决此一思想争端，仅凭论战，收效绝不乐观，他若能切实恢复传统政治中的宰相制度，或有可能做到本末兼治；有关宰相制度的讨论，详后，此不赘言。弘历无疑察觉到其父以辩服人之术收效不大，故改弦更张，一变而为严禁辩论。他能够这么做，得力于时代背景，亦即前述之“盛世”。乾隆治下，虽有所谓“十全武功”，然较诸康、雍时代之军事，实为易了；文官系统，经康、雍二帝整顿刷新，渐至帖服；民众生计，在“永不加赋”、“耗羡归公”之后，亦趋安康。正是在“盛世”的背景下，弘历方有可能肆无忌惮的“摧折士气”而不致害怕引起除士人以外的反弹；此即钱穆之所以控诉清廷“一面箝制士大夫，而一面则讨好民众”也。乱世无所谓文字狱，昏君也缺少兴办文字狱的“学养”，只有在“盛明天子”治下的“盛世”，才会有文字狱的繁荣。乾隆一朝是“盛世”，弘历亦自诩为“盛明天子”，然则，乾隆朝文字狱蔚为盛况，在二千年帝制史中独占鳌头，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对乾隆朝文字狱的评价，也是一件有意思的事情。仍以龚自珍举例。他并非认识不到文字狱的负面影响，否则不会说：“避席畏闻文字狱，着书都为稻粱谋”；但是，他对乾隆朝的文字狱，似又不甚介意，否则不会说“乾隆朝士不相识，无故飞扬入梦多”。今人研究清代文字狱，有与之同调者，如喻大华就认为文字狱之认定不易宽泛：一、公开以文字鼓吹推翻清政权者而获罪者不宜认定为文字狱；二、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亦非文字狱；三、表面上是文字触讳，实为行为触讳者，不应定为文字狱；四、个别“大狱”，应逐事逐人具体分析，不应一刀切。窃谓所列四条，第一、三、四条不为无见，惟第二条大可商榷。吾国历史之政治忌讳，盖皆来源于“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贤者讳”的“春秋之义”。“讳”字有二解，一曰“隐”，一曰“避”。隐讳者，“隐其恶”也，与书写历史的“直笔”相悖；避讳者，“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也”，则是史册中惯见的“曲笔”。尊、亲、贤三者，都不是神，都是人；是人，就会犯错，就会作恶；三者所犯过恶，在国史中如何表达，在追悼会上如何措辞，颇费思量。直笔无讳，难能可贵，毋庸赘言；曲笔之不得已，则人情所难免；惟以“隐其恶”为“讳”，以缺笔不书为“春秋大义”，则是乡愿、德贼一派的作风，毫不可取。“避其名而逊其辞”，虽是换了说法，但事实自可考见，是非亦可重估。隐讳缺笔，则事实已泯然不见，是非公道何从判定？然则，吾人研读历史，欲从中获取鉴戒，最欢迎也最敬佩的是秉笔直书的作者，其次，不得已的曲笔，我们也能体谅，而对那些隐恶不书乃至造伪粉饰的“秽史”，则深恶痛绝。因此，喻氏标举之“虽不鼓吹颠覆政权，但故意触犯忌讳者”，俱应算作因直笔、曲笔得罪的文字狱，而不应另安罪名——喻氏之言曰：“至少是思想罪”——以为帝王开脱。譬如，曾静图谋武装颠覆，推翻现政权，触犯刑律，实为刑事犯罪，自不应列入文字狱；而收藏明末史料、撰述明代史事，或对满汉区别稍作怨言，一为学术兴趣，一为制度批评，并无颠覆政权的企图，却也因此革职获谴乃至身死破家，这自然是文字狱，而毋庸以是否触犯忌讳为定罪标准。至于因诗文字句触犯忌讳，如“一把心肠论浊清”、“明朝期振翮，一举去清都”、“夺朱非正色，异种也称王”之类，则欲加之罪，何患无词，其必为文字狱无疑。近人论史，鉴于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史学研究造成简单粗暴的二元化批评，不利于获得对历史的清醒认识，或以“同情之理解”为辞，为古代皇帝及帝制时代有关史事进行翻案，有的案翻得好，有的则因“同情”太过，造成“过度诠释”，不知不觉，反而成了帝王代言人，为尊者隐，为尊者辩，为尊者饰。即自帝王而言，他何尝不知道文字狱是一个缺德的恶法，他何尝没有不为已甚的念头？如戴名世《南山案》，玄烨以牵连太广，“览奏恻然”，谕令除名世外，议死者皆改流放，于是，“得旨而全活者，三百馀人”。又如屈大均《大都宫词》案，廷议收藏屈氏诗文者俱拟斩决，弘历不允，谓“不过毁其书而止，并无苛求”，屈氏族人“毋庸查办”。然则，后人何必曲为之辩，说什么其人罪有应得，并非受了文字狱的迫害？ 此外，乾隆朝文字诸狱中还有一些案例，则既非统治者借刀杀人，亦非文禁严密，因寻章摘句得罪。此类案例，借用周树人的术语，乃因“隔膜”而得罪。他说： “大家向来的意见，总以为文字之祸，是起于笑骂了清朝。然而，其实是不尽然的。……有的是卤莽；有的是发疯；有的是乡曲迂儒，真的不识讳忌；有的则是草野愚民，实在关心皇家”； 他并举“冯起炎注解《易》、《诗》二经欲行投呈案”为例。冯起炎，山西临汾县生员，闻弘历将谒泰陵，便身怀着作，意图呈进，不料先以“形迹可疑”被捕。他的着作，实为不学无术、信口开河之作，固无足论，惟末附一段“自传”文字，煞是有趣，略谓： “臣之来也，不愿如何如何，亦别无愿求之事，惟有一事未决，请对陛下一叙其缘由。臣名曰冯起炎，字是南州，尝到臣张三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曰小女，年十七岁，方当待字之年，而正在未字之时，乃原籍东关春牛厂长兴号张守忭之次女也。又到臣杜五姨母家，见一女，可娶，而恨力不足以办此。此女名小凤，年十三岁，虽非必字之年，而已在可字之时，乃本京东城闹市口瑞生号杜月之次女也。若以陛下之力，差干员一人，选快马一匹，克日长驱到临邑，问彼临邑之地方官：‘其东关春牛厂长兴号中果有张守忭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再问：‘东城闹市口瑞生号中果有杜月一人否？’诚如是也，则此事谐矣。二事谐，则臣之愿毕矣。然臣之来也，方不知陛下纳臣之言耶否耶，而必以此等事相强乎？特进言之际，一叙及之”； 冯生要跟皇帝讲平等礼，故告诉弘历，臣“字是南州”，希望皇帝不要直呼其名，而宜“字之”。他还认皇帝做“老友”，请他顺手帮个忙，解决自己的终生大事——将两个表妹娶进家门。不仅此也，他还很有襟怀，表示，即算皇帝帮不上忙，他也不会怪他，也就那么一说而已。 冯生冲突御驾、以意解经、请天子做大媒，正是前揭周树人语所谓“卤莽”、“迂儒”和“不识忌讳”。他也因此稀里糊涂堕入文字狱，遂被“发往黑龙江等处给披甲人为奴”。其人可悯，其遇可悲，然其事不无可议。冯起炎之所以这么做，自有其逻辑：帝制时代有两个词，一曰“君父”，一曰“臣子”，这是将君臣关系比喻为父子关系。冯起炎既自认为臣，则不妨事君如父，作儿子的请父亲做主搞定一桩婚事，恰又符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古训。这就是他的逻辑。然为君者是否真以臣僚黎庶为子，则未必然。于是，周树人才会用“隔膜”二字定义此类文字狱。 由此可知，文字狱之构成，略有三端：一则因君主欲加诸罪，何患无词，乃挑剔文辞细故，借刀杀人；一则士人遣词造句，有意无意触犯忌讳，因而得罪；一则因上下“隔膜”，情形睽格，造成惨案。然谓此即能摧折士气以至于无，从而造就乾隆以降“万马齐喑”的“衰世”，则犹嫌说服力不够。略以乾、嘉学术之兴盛为例说明。乾、嘉之际，为近代学术发展的鼎盛时期，学者们通过整理、复原古籍的方式对中国文化的承继作出了巨大贡献，其人讲求实事求是、无征不信的学风，直到今天还发生影响。有探究其故者，常谓此因专制政权禁锢思想、大兴文字狱，导致学者对现状噤声，竞相埋首于故纸堆，阴差阳错，这才出现一个学术上的“盛世”。文字狱倘有如此功效，则战国、宋、明等代，并未出现大规模文字狱，何以也能造就学术昌盛、迈前启后的局面？上世纪文化大革命，文字狱之频次、力度远超乾隆之世，何以学术界反而出现凋敝荒芜的现象？难道，后世之人，不仅其心不古，连智商也降低，学不会乾、嘉时代的“学术避祸法”？对文字狱和学术的这种关系，余英时提出“内在理路”说，认为自明末清初以来，学者越来越重视“道问学”，而不再一味关注“尊德性”，因此才有乾、嘉之际的学术“盛世”。思想禁锢、政治打压固然是外因，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也很重要。窃谓此论极有道理。清代文字狱之成因，固有前述三个原因，清代学术之兴盛，自应有其内在的逻辑，而非全部因应政治上的变化而出现。然则，自乾隆至道光，约近百年，形成一个士气低迷却学风大盛的“怪现状”，存不存在一个“内在理路”？若有，那这个“理路”又是什么？窃谓，此一“内在理路”，便是宰相制度的废弃。兹请述其究竟。 -------------------------------------------------------------------------------- 秦代坑儒凡四百馀人，似可视为文字狱之滥觞。汉代，司马迁婿杨恽，因在私人信件中发牢骚被腰斩；宋代，苏轼“以诗托讽”，被逮治，后酿成“乌台诗案”；秦桧以文字狱打击政敌，牵连数十人；明代，高启代人撰《上梁文》，太祖见之，“因发怒”，腰斩之。这都是历代文字狱中较为着名的案例。概言之，宋代以后，文字狱较前为频繁，盖文字狱亦随“文明”之不断发达，而水涨船高。 明初文字狱，残暴之馀，尤令人啼笑皆非。如“杭州教授徐一夔贺表有‘光天之下，天生圣人，为世作则’等语，帝览之，大怒，曰：‘生者、僧也，以我尝为僧也；光，则剃发也；则字，音近贼也’。遂斩之”；又如：“僧来复《谢恩诗》有‘殊域’及‘自惭无德颂陶唐’之句，帝曰：‘汝用殊字，是谓我歹朱也；又言无德颂陶唐，是谓我无德，虽欲以陶唐颂我而不能也。’遂斩之”；俱见赵翼《廿二史箚记》卷三十二“明初文字之祸”条。然陈学霖撰《明太祖文字狱案考疑》认为，此类案件，明初文献并无记载，嘉靖以后，才出现于野史稗乘，万历末《国朝谟烈辑遗》据此，踵事增华，绘声绘色，至赵翼《箚记》则已集大成，俨然定谳。据其考证，徐一夔寿终八秩，并未死于太祖刀下；来复以胡惟庸党而死，亦与文字狱无关。 《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三年三月辛酉。 《世宗宪皇帝实录》雍正四年三月壬戌。 吕留良尝与吴三桂通信。 此序即雍正七年九月十二日上谕。其中要论，如：“《书》曰：‘皇天无亲，惟德是辅’；盖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未闻不以德为感孚，而第择其为何地之人而辅之之理。又曰：‘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此民心向背之至情。未闻亿兆之归心，有不论德而但择地之理”；又如：“本朝之为满洲，犹中国之有籍贯，舜为东夷之人，文王为西夷之人，曾何损于圣德乎？孔子曰：‘故大德者必受命’；自有帝王以来，其揆一也。且自古中国一统之世，幅员不能广远，其中有不向化者，则斥之为夷狄。如三代以上之有苗、荆楚、猃狁，即今湖南、湖北、山西之地也，在今日而目为夷狄可乎？至于汉、唐、宋全盛之时，北狄、西戎世为边患，从未能臣服而有其地，是以有此疆彼界之分。自我朝入主中土，君临天下，并蒙古极边诸部落俱归版图，是中国之疆土开拓广远乃中国臣民之大幸，何得尚有华夷中外之分论哉？”终以“中国而夷狄也，则夷狄之；夷狄而中国也，则中国之”为结论。胤禛此谕甚辩，虽有偷换概念的嫌疑——以地域概念，偷换文化概念和种族概念，但是，他强调君天下者以德，并就民心向背立言，以“抚我则后，虐我则仇”这种民本理论作为政权合法性的标准，终属难能可贵。 喻大华《清代文字狱新论》。 陆淳《春秋集传纂例》卷九“讳义例”条，略谓：“旧说：隐、讳也，乃隐其恶耳。若隐其恶，何名为直笔乎？葢讳、避之也，避其名而逊其辞，以示尊敬也。今言他人之遇屯否罪戾死丧耻辱，则正言之；至于所尊所敬，则婉顺言之。此盖是人情常理，《春秋》讳避之道亦尔。凡恶事必须书者，则避辞言之。赵子曰：‘凡君之过恶，以讳为示讥，见其避讳亦足以知其不当为也’；《公羊》曰：‘外，大恶书，小恶不书；内，大恶不书，小恶书’；殊非也。立教之体事无巨细皆论其可否，何得论其小大乎？”总之，强调避其名而不隐其实。 如段昌绪收藏《吴三桂檄文》，彭家屏收藏明末野史《豫变纪略》等书，俱得罪。全祖望作《皇雅篇》，本意为歌颂“世祖得天下之正”，“前古无有伦比”，却因涉及明季史事得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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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有哪些著名的文学纠问

明朝文字狱规模不算太大，没什么好说的。清代有不少著名的文学纠问。我来说其中一个。明史案是一个大文字狱案。

它发生在康熙时期，浙江湖州有个叫庄廷鑨的富户，想搞一部传世史作。但他自己并不通晓史事，而同乡朱国祯曾着《明史》，有《列朝诸臣传》等手稿没有刻印。就以千两银子的高价把《列朝诸臣传》等未刻印的手稿买下，然后庄廷珑在朱国祯的手稿署上自己的姓名，又补写了崇祯朝的事迹，就刻印发行了。 这部《明史辑略》刊刻后，起初并无事，只因几年后几个无耻小人，想去敲诈庄家，才惹出事来。原来这本书在叙及南明史事时，仍尊奉明朝年号，不承认清朝的正统，书中还有许多指斥清朝的语言。被罢官的原归安知县吴之荣，认为这是一块再入官场的绝妙敲门砖，便向将军松魁告发。 松魁移命巡抚朱昌祚处理，朱昌祚又转交督学胡尚衡。庄氏向胡尚衡行了重贿，将书中指斥清人的文字修改重刻，事情也就不了了之。吴之荣分文未得，一气之下便拿着初版告到北京，由刑部立案追究，掀起大狱。庄廷珑已死，开棺戮尸，其弟庄廷钺受牵连被诛。 松魁被免官，幕僚程维藩被处死。朱昌祚、胡尚衡向主审官行贿，把罪责推给初审此案的学官，自己免难，学官被诛。湖州太守谭希闵才上任半月，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就以隐匿罪糊里糊涂地被绞死了。甚至连校书、刻书、卖书及书中牵连人名者一律丧命。冤死者达到七十余人，死者妻子大都发配边疆。 还有别的，就不写了

为什么明清大兴的文学纠问很少？

文字狱的出现是为了迎合皇帝巩固权力的需要，故意从学者的作品中摘抄句子，从而制造冤假错案。清代大兴文字狱是为了巩固皇位，是对文人的暴行，是封建皇权极端化趋势的表现。明代大兴文字狱是朱元璋当时的社会形势决定的。这就导致了两朝的文字狱，虽然起因不同，但都是提倡的。

相比明清两朝，唐朝文字狱却不兴，总结原因，也有好多点。其一，当时唐朝天下一统，国力强盛，人民安居乐业，无需搞文字狱。其二，帝王明智，善于纳谏，不听信小人谗言，自然不需文字狱。其三，当时皇权并非至高无上，帝王权力很大受道德制约的限制。诚然，如若唐朝想搞文字狱，也只能不了了之。

在这一点上，明清与唐朝差距很大。另一个原因是种族差异。明朝和清朝都被认为是民族入侵，占领中原，而唐朝与民同生共长，荣辱与共，导致民族差异明显，明清矛盾急剧增加。皇帝想把政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实现皇权的巅峰。文人墨家对此争论不休，于是皇帝们想出文字狱来处理他们的言论，以巩固政权，实现皇权至上。唐朝作为历史上著名的朝代，不仅以皇帝闻名，还依赖于文人墨客写出的辉煌杰作。正是因为唐代的文学纠问很少，文人才散发出光彩，形成了唐诗的诗风。

总之，明清大兴文字狱，使两朝远不如繁荣昌盛。

我在明清小说里发现了一个问题。明朝的小说都有名字，清朝的有些小说不知道是谁写的。清朝文字狱有多可怕

看看能不能再问为什么。我通过寻找相反的论点发现了这个问题。西周时期，兰陵小孝生甚至施耐庵都不知道他们是谁。清朝很多作品都是知名作者写的，甚至还有邪小说署名。作品的优秀作者不详。我能想到的只有石头记录。你以为曹公是假名，明朝那些作者也是后人发明的。

明清大兴文字狱给中国带来了什么影响？

就我目前的知识水平来看，文字狱扼杀了大量人才，羁绊了人们的思想，呈现出千马一面的景象。与西方的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相比，它们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资产阶级革命奠定了思想基础。由此可见，文字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是极具破坏性的

明清时期参与文字狱的诗人创作了哪些诗歌

“风不能读，何必乱翻书”，这首诗是文人写的小说，自由吟唱，旨在嘲讽风吹过书的场景。

公元1711年，又有人告发，在翰林官戴名世的文集里，对前明政权表示同情态度，又用了南明的永历帝的年号，朝廷就下令把戴名世打进大牢，判了死刑。这个案件牵连到他的亲友和刻印他文集的，又有三百多人。另外有不少文字狱，完全是牵强附会，挑剔文字过错，甚至为了一句诗、一个字也惹出大祸。有一次，翰林官徐骏在奏章里，把“陛下”的“陛”字错写成“狴”明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