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 雷颐：一言难尽的清末进士张申府

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个大故事接连发生，张申府先生是一个被“历史”遗忘已久的非常重要的人物。他参与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黄埔军校的建立、NLD的建立等重大政治活动，但长期被政治所冷落；他介绍周恩来、朱德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很快退出共产党，多年后被贴上“右派”的标签。他对近代中国科学思想、社会主义和自由主义的引进、传播和发展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五四知识分子中，他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人。因此，对他的研究和了解也将加深人们对中国近代史和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认识。

曲折的经历

张申府出生于河北省献县。他的父亲是清末的一名学者。民国时期曾任翰林院编辑、众议院议员。

1913年，张申府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北京大学数学系，但他对哲学却有着浓厚的兴趣，因此在数学和哲学之间“摇摆”和“转换”了好几年。1917年毕业后，他留在学校当数学助教，但他仍然不能放弃哲学，似乎在哲学方面更加努力。正是这种“文理交流”的背景影响了他以后的思想发展和学术方向。顺便说一句，在他的影响下，他的弟弟张岱年也走上了哲学的道路。

在这一时期，当新思潮在北大诞生并展开时，身在其中、头脑敏锐的张申府，被时代精神深深震撼，经常讨论哲学、政治、社会、生活等重大问题。很快，他成为《新青年》的定期撰稿人之一，后来担任该杂志的编委。他还参与成立了学生启蒙团体“新潮社”。在一系列文章中，他首先向中国人介绍了罗素等许多现代西方进步思想家。1946年，他自豪地写道:“我是第一个向中国介绍一些现代新理论和新人物的人。有些名字也是我先翻译的，后来才流行起来。尤其是罗曼·罗兰、罗丹、罗纳、巴贝斯、依班娜等等。罗素，他对未来的中国非常同情，尤其是一个。这是我对国家的贡献，我深感自豪。”五四运动期间，他与李大钊、陈独秀关系密切，1918年与李大钊创办《每周评论》，成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人物之一。

在李大钊的影响下，他开始转向共产主义，翻译和介绍了一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章。1920年初，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筹备活动；奔跑在“南李”之间。同年10月，李大钊与李大钊创建了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发展了张。这时，有一件“小事”值得一提。著名历史学家赵丽生是张申府的学生。他在回忆录中详细叙述了张申府亲自告诉人们的这件小事。此时李大钊任北大图书馆馆长，张申府任馆长办公室秘书。馆长不在时，他担任馆长。有一次，图书馆里一个年轻的图书管理员，满口南方方言，上交了一份书面材料或卡片。因为写的材料不够工整，张回忆说，他礼貌地让对方“请拿回去再做一次”，但他看到对方脸上露出不悦。这位年轻的图书管理员姓毛，名叫东泽。继续写道:“后来，我偶然读到一本关于陈伯达的书，书里说，陈伯达刚到延安，第一次见到毛先生时，毛得知陈伯达是北平人，立即打听张申府的下落。说明毛先生一直把张记在心里。"

1920年底，张申府按照陈独秀的指示来到巴黎，在赴法工作学习的学生中发展共产党员。正是在这里，他介绍周恩来入党，组建了中国共产党旅行法律小组；不久，正在探索新路的朱德和周恩来一起发展成为党。1924年初春，张申府回到广州参加筹建黄埔军校，为蒋介石担任英德翻译。正是因为张申府的极力推荐，周恩来很快成为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但张申府始终有着浓厚的文人气质。1925年初，张申府在上海参加中国共产党“四大”时，因讨论党的纲领，与人争论，愤然提出退出党。虽然李大钊、赵世炎多次劝他留下，但他仍坚持“党外帮党工作”的立场。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似乎对自己的“铁的组织纪律”认识不足，但恰恰相反，他表现出一种“循规蹈矩，即不循规蹈矩，一走了之”的精神特征。从党辞职后，张申府以教书和翻译记叙文为生，但他并没有成为一个闭关锁国、埋头读书的学者。相反，他始终坚持五四精神，以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良知，为传播科学思想、建立民主政治制度而奋斗。1935年国难当头，他倡议成立“北平救亡联合会”；在清华大学讲授的逻辑课上，他总是无视“数理逻辑”，怒斥当局对学生的不抵抗政策；他曾经是著名的“12.9”爱国学生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之一，和当时清华的学生姚依林一起在西单的糕点铺上指导游行。为此被捕入狱，但被冯玉祥保释后被学校开除。由于此时他已经退出共产党多年，在后来的“历史”中提到“12.9”时很少提到张申府，他的重要作用也完全没有提到。在历史中寻求真理并不容易。出狱后，他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在重庆，他参加国民参政会，发表大量宣传抗战的文章，并与其他民主人士合作，不断发起立宪座谈会，要求民主改革。他参与了NLD的建立，并担任中央常委、华北总支部负责人。

张申府的思想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和平主义思想的影响。在抗日战争胜利后的国共决战中，张申府始终反对内战，主张和平。当共产党接连获胜，淮海战役即将打响时，张申府仍在《观察》杂志上呼吁和平，要求双方停战。结果，他自然受到了眼看就要胜利的共产党和NLD左翼领导人的批评，被开除出盟。共和国成立后，张申府在北京图书馆工作。据回忆，建国初期他曾听取苏联专家的汇报，会后刚和张一起去。”他随身带着一本木刻线装书，一套四本。我接过来一看，原来是一本麻衣书。唉，张先生已经研究过这种东西了，为什么不让人吃惊呢！”在读史的这一点上，笔者不禁“唉”了一句:如果张先生早几十年研究《马一象书》，或许他早就看到当年没有被注意到的图书管理员，会是一个“翻海滚河”，搅动“四海河海”的人物？难怪很少认识字的杜有句名言:不识字不要紧，认识人不行。

虽然很孤独，但“不知人”“不知时事”的张申府，没能逃过1957年“右派”的不幸，直到1978年才获得“申冤”。

“求真”与“求善”

在张申府的思想中，“求真”的科学与“求善”的道德是相通的，是相互发明的。“科学规律”加深和强化了他对社会主义思想的信仰，“社会主义”使他高度尊重“科学”的价值。统一“真”与“善”是他的理想目标。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虽然“科学”发挥了至高无上的作用，但研究“科学”的新思想宣传家却寥寥无几，张申府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名数学系学生，他有着一定的“独特”优势，敏锐地意识到了以罗素为代表的分析哲学和数学逻辑在本世纪初思想史上的重大革命意义，并对这种哲学的清晰性、精确性和高度技术性印象深刻。因此，他没有空宣传“科学”，而是脚踏实地地翻译和介绍罗素的思想和分析哲学，为“科学哲学”在中国的传播做出了开创性的工作。更难得的是，他推崇科学但又不完全反传统，还推崇儒家的仁学，试图用科学的规律沟通仁学。在当时的先进思想中，这是非常罕见的。

大约在1914年，张申府在北大图书馆偶然读到罗素的《我们的外识》，并被其吸引。因此，他对罗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推崇罗素的数理逻辑理论。他在《新青年》中称赞罗素。“他是现代世界中一位极其伟大的数学哲学家。他是近代科学思想发展中一门崭新而精彩的新学问。”他认为数理逻辑的出现是“科学”哲学的重要标志，证明了哲学和一切人文科学不仅应该是，而且应该是“科学的”。这正好满足了当时思想界的需要。新文化运动的先进人士认为，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之一是缺乏科学精神，他们把“科学”视为西方文化的两大特征之一。张申府无一例外地认为，西方文明从古至今最大的特点无非是逻辑，科学精神才是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因此，用科学的思想战胜不科学的思想势在必行。基于这种野心，他一点点引进了数理逻辑、描述理论、语言分析等中国人闻所未闻的理论。尤其值得称道的是，1927年，他将奥地利哲学家维特根斯坦的巨著《论逻辑哲学》翻译成中文出版，书名为《名论》，这是该书以英、德两种语言出版后的第一个其他译本，令西方学术界感到惊讶。然而，中国哲学界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足够重视维特根斯坦哲学，并形成了“维特根斯坦热”，这正好反映了当时张申府的眼光。

他对科学和理性的尊重使他的思想从“激进”转变为“温和”。

1922年他在巴黎积极发展共产党组织时，思想非常激进，明确主张社会主义革命。笔名“池”，在《新青年》、《编辑部杂记》、《共产主义的定义》等刊物发表文章。，并激烈地说:“社会是万恶之源。人性是邪恶的煽动者。我们只有:改变社会生活；调理人性。”“我的根本主张是废除国家，破坏生产，永不结婚。”“我们必须绝对相信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之间没有第三方...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只有共产主义和资本帝国主义。”“我要创造的中国青年，就是无产阶级的中国青年。”而且，“只有无产阶级专政，共产主义才能建立，社会才能恢复稳定，秩序和进步才能重新期待”，“这种变化必须是革命性的；我们必须通过非宪法手段夺取政权；反革命分子必须用武力消灭。”。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虽然看到了马克思主义与罗素哲学的差异，但并不认为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而是认为两者可以因性质相同而“结合”互补。他在20世纪30年代所写的《现代哲学的主流》认为“分析应该以科学为基础，反对承认不变本体的形而上学。唯物主义也是如此。两者的共同点是“，”分析的第一步是以文字和人物为基础，但必须实事求是。唯物主义特别脚踏实地，实事求是。这两者是同一个地方，分析的极致可以将所有的知识统一为一，这至少和唯物主义是一样的。这样，最近世界哲学界最有活力的两个主要潮流就可以合二为一了；而团结就是前两个好处。而统一是一个辩证的原则。理想情况下，未来的世界哲学应该是分析的辩证唯物主义。”但是，两者的差异是可以“互补”并共同完善的。逻辑分析“着眼于点”，辩证唯物主义“着眼于整体”；“分析末流的缺点是碎片化”“辩证唯物主义的缺点是普遍无差别”，但因为有共同的基础，“分析与唯物相辅相成。”总之，“分析和唯物主义，这是西方正在出现的趋势。两种趋势都会回归，必然导致人类思想的转变和世界状态的改变。他们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你是否止步于解决一些哲学问题？”这最后一个问题，颇能体现张申府等人对“科学”和“科学哲学”的终极关怀。他们最终关注的不是科学、哲学和知识本身，而是生活和社会，是“世界状态的变化”。

20世纪30年代初，张申府认为科学中的“求真”与人类社会中的“求善”密不可分，“科学是一种装置，装置中没有善恶”，因此需要一种价值观的指导。他设想“仁”是指导“科学规律”的价值体系。“当今世界的问题是，如何把仁的生命与科学或科学所生的产业融合起来”，“在我看来，真理就是自然，自然就是真理:即真理就是自然，美善视之”；“求真”的意义在于“求善”，“求善”的路径在于“求真”。社会主义是“善”，是“仁者命”的体现。因此，他热情地介绍和宣传社会主义理论。当然，他并没有明确区分罗素的改良行会社会主义和马克思的社会主义。也有可能是他有意“混淆”这两种理论，想用科学和理性让“革命”不那么“暴力”。

无论如何变化，张申府都为五四时期科学思想在中国的传播和社会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做出了突出贡献。

个人与社会

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张申府因“一言不合”而坚持退党，固然有个人气质、人事争议等原因，但思想渊源更为根本。

如前所述，张申府深受罗素思想的影响。他在介绍罗素的哲学思想和社会观时，也非常赞赏罗素的“个人主义”:“他非常重视个人、个人的自由和小团体的自治，这与他的哲学强调个人和绝对多元主义没有关系。”在张申府的思想中，“个人”与“集体”的矛盾一直很尖锐，无法真正解脱。因此，在20世纪30年代发表的一系列杂论中，他认为社会问题的核心是“群体与自我、少而多”的关系，“照顾社会会妨碍个人，而过分强调自我也会妨碍社会。”如何处理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关系，对他来说是一个莫名其妙又痛苦的问题。从他的亲身经历可以看出，这个问题对他来说有着特殊的意义。作为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之一，他深受罗素、罗曼·罗兰等人的哲学和社会思想的影响，始终深深地依附于以人格独立和发展为核心的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的翻译家、信仰者和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始终对集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怀有深深的崇敬之情。这种内心的矛盾是他难以缓解的，也是他悲剧的根源。

张申府的理想社会是个人与社会的和谐统一。“你怎么会有空？自由在于个人主义。如何获得个人主义？个人主义认识一个人，不认识一个人。认识一个人，不要自己害别人。我谁都不认识，但我不妨碍自己。个人主义的极致就是大和谐的极致。大同的极致就是个人主义的极致。所以，个人主义就是大同个人主义。解决自我修正问题的人现在是”。其实这种“大个人主义”终究只是一种美丽而苍白的空思想，恰恰反映了中国“新知识分子”的伦理困境。一方面，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他们不能完全接受现代西方的“个人主义”取向；另一方面，他们无法忍受中国传统的集体主义。而如何才能实现理想中的“大同个人主义”？张申府只能寄希望于人类的理性:“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根据人性来判断和选择群体制度。巴甫洛夫的限制反射定律在这里很有帮助...换句话说，生活必须通过科学进步、人类理解、社会重组和教育更新来实现。”他认为，通过条件反射理论，我们可以“科学地”认识人性，并在此基础上做出理性选择，创造一个和谐合理的社会，使政治从暴力走向理性:“力即理，必成理即力。”在暴力冲突异常激烈的现代中国，呼唤“理”而非“权”，确实表现出一种“明知不可能而为之”的悲剧精神，但也折射出现实剧变中的一种无奈。这种悲剧精神和无奈感，的确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写照。

总之，在张申府的精神世界里，科学与价值、个人与社会、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交汇于一处而不矛盾，其根源在于他对物我一体的“交往”的信仰:“一与交往是东方哲学的特长。多元分析是西方哲学擅长的。”我祈祷:看到不止一个，从分析到交流；更别忘了，分析一下，以童为目的地。".的确，如何在“一”与“多”、“分析”与“沟通”、“仁”与“科学法”之间定位，是张申府先生向我们提出的问题和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