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征启 胡耀邦批准：1980年“造反派”头头考研记

在中央纪委的一次会议上，王鹤寿向胡耀邦汇报了此事。胡耀邦对景岗山和孙宇星去读研的指示是:“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去，必要时看人民日报。胡耀邦。”

1967年，日本《读卖新闻》记者Hideaki Mitsuishi访问中国，拍摄了文化大革命时期毛主席在街头的语录和标语。

作者:徐天

1980年7月，内蒙古海拉尔电机厂技术员孙宇星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的通知，说学校正在研究录取他，要他去那里。

35岁的孙宇星在当年4月参加了全国研究生入学考试。这是文革结束后的第三次考研，也是政治理论和外语科目第一次全国统一。他报考了哈尔滨工业大学自动化仪表专业，在所有考生中排名第一，总分415.75。

请假后，孙宇星来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受到了研究生部负责人王顺和该校研究部副科长刘的迎接。“刘见了我的面，就说，你们这些造反的人，为什么长得又大又圆，又高又壮？”孙宇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之前，他们正好遇到了另一位考生，身高一米八的井冈山。34岁的井冈山考了经济管理专业的第一名，也是这个专业唯一一个成绩全部在线的考生。文化大革命时期，井冈山是北航造反派组织空的“红旗战斗队”的二把手，大学革命委员会第一副主任，而孙宇星是清华大学造反派“井冈山兵团”的司令员。

中午，刘告诉孙宇星，学校党委召开常委会专题会议，讨论他和井冈山的招生问题，投票结果是八比一。唯一投赞成票的是哈尔滨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他在井冈山喊“刘叔叔”。

经过刘仲甫的努力，他们的入学情况上报给了中共黑龙江省委。常委会表决结果是:4票赞成，5票反对。

关于涉及造反派的重大政策问题，省委文教书记李决定，由省委和哈工大党委共同作出报告，报中央决定。

“反总理”

1980年5月，研究生入学考试成绩公布后，看到希望的井冈山焦虑起来。

北航大学毕业后，他在吉林省吉林汽车配件厂工作了十年，终于站稳了脚跟。“现在考研，如果成绩不够，你说也就算了。如果成绩够了却考不上，周围的人会觉得这家伙政治上还是有问题的，以后很难翻身！”

如今的井冈山早已改名为景顺，但其性格似乎并没有太大的变化，依旧响亮直白。他嘲笑自己。正是这种性格让他成为了北航红旗的二把手，没有成为一个民愤很大的人。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北航作为一所准军事院校，招收的大多是干部和工农子弟。文化大革命时期，一直是一派执政，没有大规模的战争。在所有对他的指控中，最大的一项是所谓的“反总理”。

文化大革命期间，北航首任校长、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光武受到冲击。光武在北航人中威望很高，所以北航红旗同意带他进北航保护。北京卫戍两次来要人，井冈山恳求他不知道。直到周恩来的秘书打电话说这是“总理的贵宾”，他才移交光武。

“后来听说有一次总理在新疆遇到红卫兵说，我不听他的话。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然而，那个时代的许多事情真的不清楚。未能在第一时间交出光武变成了反总理。”井冈山说。

从1970年开始，国家就开始检查“5·16分子”。1971年分配到吉林汽配厂的井冈山，被带回北京，关在北航考了一年半。1972年底，井冈山被顶着“审查无结论”的帽子放回吉林。

1979年，结论终于下来了。他没有承担文革期间的命案，被定性为“犯了严重的政治错误”，所以有资格考研。

他没想到的是他得了高分，但这是不可预测的。他不想躺着等死，于是决定出差回黑龙江找关系。

他的父亲田静是一位老革命，他以黑龙江省克山农场主任的身份去世。他的母亲上前找到父亲的老上级，黑龙江农垦总局局长，局长指示她去找时任哈尔滨工业大学常务副校长的刘仲甫。然而在东北时期，雷区是在中央脱颖而出的县长，刘仲甫是与他组队的县委书记。刘和荆是世交，井冈山的名字是给的。

当他的母亲去刘家时，欣然答应帮忙。“他跟我妈说，放心吧，说文革谁家孩子不闹事。反正不是反党反社会主义，我也不怕接受我。”

井冈山获悉，哈工大同班一名考生与他情况相同。这个人的名字叫孙宇星，清华联盟的一员。

凶杀案

从哈工大回来后，孙宇星也决定参加一些活动，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听天命。8月初，利用从北京转学到呼和浩特出差的机会，他和妻子去看望时任清华大学党委副书记、宣传部长罗正奇。

文革初期，孙宇星是清华大学无线电系的一名四年级学生。作为资产阶级，他对“血统论”被推翻感到兴奋，毫不犹豫地加入了清华大学最大的红卫兵组织井冈山兵团，不久就以“孙云”而闻名。

1967年4月14日，清华大学成立“414”系列会议，后更名为“414”总部。井冈山兵团正式分为两派:一派是人数较少、相对温和的“414”派，得到了学校众多干部教师的支持；另一组是以“28团委”为核心的“团委”，人数占优，掌握了学校的实际权力。第28团核心组成员孙宇星是井冈山兵团司令部蒯大富的团长。

由于“解放”干部的需要，“团委”成立了几个专案组对学校干部进行考察，孙宇星就是其中的一个责任人。随着形势的发展，其中一个工作队“96队”逐渐演变成了一个规模庞大、影响深远的工作队“潭里饶”。

同盟会发现，齐曾说“极左的根源在林彪”。根据“公安六条”，这属于当前的反革命。“当时拿到罗正奇的‘活材料’，掌握他们的现状，相当于打了四一四派的七寸，足以在政治上击败他们，所以我们非常自豪。”孙宇星说。

1968年1月30日，除夕夜，罗正奇回家过年时被捕。团里把他锁在清华大学化学博物馆的地下室里，主要由“96支队”组建的“130支队”被日夜折磨审问了好几天。作为责任人之一，孙宇星基本上没有动手，只在罗正奇胸口打了两拳。“这是我成年后唯一一次打人。”

3月初，代表团将专案组转移到清华位于北京延庆县八达岭三宝的暑期基地。27日晚，罗正奇跳窗逃走，被藏在清华大学414学校的大本营——科学馆。该团寻找它的失踪，并决定发出逮捕令。

4月3日晚，孙宇星带领一行9人到罗正琪父亲家拍照。悲剧就发生在这个晚上。

孙宇星带人进珞珈时，罗正琪的弟弟罗正富从院子里逃了出来，被留在车上的两个学生发现并抓获。他们将他双手反绑，脸朝下压在苏式Gaz 69吉普车的地板上，担心他的叫声会惊动附近执勤的解放军，还往他嘴里塞棉纱。由于缺乏经验，棉纱被塞得很深。物业老板上车后，发现嘴唇和脸都是蓝紫色的。返校后人工呼吸无效。被送往北京医科大学第三医院，确诊死亡。

孙宇星连夜带人到北京警备队报案，他和王、张被拘留。经公安局调查，确认为“窒息死亡”，定性为“意外伤害”。很快，三人被转到公安局开办的“学习班”。

1968年7月底，宣传队进驻清华，8月29日，三人被释放回学校参加毕业分配。孙宇星与未婚妻、“团校”孙正一起被送到内蒙古呼伦贝尔草原的海拉尔电机厂。1970年“516分子”被检查时，孙宇星被捕，回清华检查了两年，然后回到工厂进行劳动改造。

2014年4月，孙宇星和罗正奇参加清华校庆时合影。

文革的结束让孙宇星“又喜又悲”。“我们反抗四人帮。文化大革命后，中国得救了。但是老干部上来了，文化大革命的账一定要算。我心里有数。”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78年4月，红卫兵“五大头目”被捕。11月，孙宇星被海拉尔公安局带走，拘留审查，在看守所呆了15个月。看守所里有几十个和他相似的人，统称为“体育罪犯”。一年后，运动员相继被释放或判刑，只剩下他一个人。直到1980年2月，在电机厂党委书记的亲自担保下，他被取保候审出狱。

孙宇星听说王和他的问题已经在罗正琪的帮助下解决了，于是决定让妻子回天津过年的时候去北京找罗正琪。罗正奇表示，他和家人不再追究。为了支持孙宇星考研，他还送给他一套16份油印政审材料。

罗正奇给海拉尔公安局写了一封信，说:“我代表受害者家属负责任地声明，我不再追究此事。请释放孙浩。”信寄出前，他给父母、姐妹和爱人看，全家人都同意了。

两个月后，孙宇星终于得到了“不调查”的结论。经过40多天的突击复习，他去了考场，一炮而红。

现在，他再次把希望寄托在罗正奇身上。

拜访罗正琪

这是罗正奇逃出三宝后他们第一次见面。

会议地点在清华大学工字厅。初秋的清晨，工字堂背靠荷塘，高大的树木在四周投下浓荫。贯流吹过前后走廊，非常凉爽宜人。

罗正奇走出办公室去迎接他。我已经12年没见过他了。罗正琪还是和过去一样。他不高，瘦，说话慢，精力充沛，没有一点沧桑。

他把孙宇星带进了学校宣传部一个堆满书的小房间。在一个多小时的会面中，两人聊了十几年的生活和境遇。没有人提到罗正富，这个话题被默认绕过了。孙宇星相信能理解他的愧疚和歉意，但他始终没有勇气站出来向罗深深鞠躬。

孙宇星走后，罗正奇又写了一封信，寄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和黑龙江省招生办，再转到黑龙江省委。信的大意是:孙宇星考了个好成绩，这并不奇怪。他原来是个顶尖的专业人士。文革期间，他们二十岁左右，没有生活经验，犯了严重的错误。多年来，他们有着深刻的自省和真诚的态度。既然刘少奇的问题已经解决，现在是申冤和团结所有能够团结的人的时候了。

信写好后，他给学校领导看了。时任清华大学校长、党委书记刘达，党委副书记王嘉忠都表示赞同。然而，时任党委副书记、副校长的何东昌认为，这不是“严重错误”，而是“犯罪”。罗正奇当场改笔，最后还是改回来了。“我当时就想，如果这些学生犯了‘罪’，那文化大革命是什么发动的？”

胡耀邦的指示

几乎与孙宇星同时，哈尔滨工业大学派出的人事处处长广金、科研部研究生处处长王顺也到了北京。

在清华，他们遇到了罗正奇。80岁的罗正奇对这次会议印象深刻。现居深圳的他在电话中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广金和王顺拿出他写给哈工大的信，让他确认是否是自己写的。罗把信的手稿给他们看，并向他们解释了修改的原因。

广金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清华的态度很好。从宣传部到学校，都发表了自己的看法。这些人当年都是青年学生，没有故意伤害，也没有追求。”

但是北航的态度就不那么明确了。“北航红旗是文革时期北京乃至全国最著名的红卫兵组织。最高领导人韩爱晶被捕了，但二把手没事，他可以去读研究生。二把手下去不好吗？北航怎么会同意？”荆岗山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广金和王顺又去了北京市委。已经退休的哈尔滨工业大学威海分校原党委书记广金，如今已经87岁高龄，依然每天打门球。据他回忆，他们一开始去的是北京市委，没有先去清华和北航，所以在北航没有遇到波折。但接受本杂志采访的其他人认为他的记忆可能是错误的。

北京市委表示无法解决问题，并将其介绍给专门负责执行该政策的中央纪委第二办公室。

第二办公室主任曹艳接待了他们，但他说他不能决定，必须提交给中央纪委第一副书记王鹤寿。眼看高校开学在即，王鹤寿把报告交给了时任教育部长的蒋南翔。蒋南翔正在参加五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材料一直放在办公桌上，没有人处理。后来，孙宇星曾经幻想过文革时期担任清华大学校长的蒋南翔受到造反派的严惩。如果这些文件真的到了他手里，很难说它们会如何被批准。

在后来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王鹤寿向时任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报告了此事。胡耀邦问，材料呢？王鹤寿说，把它给了蒋南翔。胡耀邦马上说，拿回去。材料取回后，他立即给出了指示。

北航红旗组织领导人大卫·迪在回忆录《死者》中回忆说，他的岳父和是老朋友。九月初的一天，打电话给大卫·迪和他的妻子，也是北航的一名红旗手尹，让他们去他家。

曹艳开门见山，问道:“你熟悉井冈山吗？他杀了一个老干部吗？”达维提回答说:“绝对不是。北航没有杀老干部，而是整合了一些人。”

又问:“你打伤了彭，是不是井冈山的战斗？”大卫·迪再次给出否定的回答，说他是一个好人，作为二把手当然应该承担一定的责任，但他没有做坏事。

曹艳听后，拿出一份文件:“我今天叫你来，是给你看耀邦同志的指示。你必须相信中央当局。井冈山考上研究生是好事。人才难得！”

大卫迪记得，胡耀邦对景岗山和孙宇星要读研的指示是:“人才难得，既往不咎，研究生要走，必要时看人民日报。胡耀邦。”

此时，一位消息灵通的记者找到了罗正奇，要求采访。经过慎重考虑，罗正奇给胡耀邦写了一封信，要求记者转寄。这封信的大意是:我认为你把它放在报纸上是不对的。目前，中国剩余的打砸抢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如果这件事在报纸上发表，很容易导致文化大革命中的问题，可能会导致重复。如果觉得有必要，最好先在内参上发表。

哈工大和北航党委也表示不赞成对此事进行宣传。最后，内部参考报告由新华社撰写。

这时，孙宇星根本不知道。看到开学时间已经过去却什么都没发生，他失望地给罗正奇打电话，说要回去。罗正奇告诉他，胡耀邦已经作出指示，他的问题可以解决。

“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

但是事情并没有完全解决。

中央纪委组织了两个调查组。第一组由曹艳带领，他带着中央纪委和广金的一名干部到井冈山单位进行调查。第二组由教育部研究生院干部、新华社记者王顺组成，前往孙宇星所在单位。

调查组到达海拉尔电机厂时，孙宇星还在从哈工大回来的路上。他后来听说厂里组织了一些干部和老工人参加讨论。“他们让我听起来像个活雷锋，还为我美言几句。”

井冈山所在的吉林汽配厂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一天中午，工人们陆续来通知他，他们来调查他。车间的一个支部书记告诉他:“大井，他们都说你多好。我是干部。我不能说你是完美的。我发现了一个无痛的小东西，说你有缺点。”

两个小组在哈尔滨见面后，写了一份报告，分发给哈尔滨工业大学党委和黑龙江省委。9月25日，省委召开常委会，一致同意录取这两人，并致信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王鹤寿和胡耀邦汇报。几天后，秘书处批准了它。录取通知书正式发出。

10月中旬，两人终于到学校报到。这时，学校已经开学快两个月了。

1983年，他们从研究生院毕业。因为孙正已经从哈工大毕业留校当老师，孙宇星也主动申请留校。景岗山的妻子在北京工作，但他希望去北京。

井冈山被分配到第七机械部第一研究所，但被拒绝了。他在北京办了很多单位，都同意先录用，后来因为他在北航红旗的历史被拒绝了。最后学校解释他被北京化纤学院录取了。

上世纪90年代，井冈山和孙宇星相继离开校园，投身商界。孙宇星成为中关村一家高科技企业的副总裁。井冈山最早从事国际贸易，后来进入家居行业，成为一家大型家居店的总经理。

从1980年开始，每当有机会，孙宇星和妻子都会去看望罗正奇，不管他是在北京还是在深圳。

到目前为止，孙宇星还没有和罗正奇直接谈过罗正富的事情。“这是中国人的习惯。”

1997年，孙宇星和妻子邀请罗正琪来北京吃饭。晚宴上有一些“团委”和一些“四十四”小组，气氛融洽。席间，孙宇星与罗正琪合影，他告诉女儿:“你应该记得这个爷爷。他是我们家的大恩人。没有他，就没有家庭。你一定要记住！”

2009年春天，孙宇星和妻子专程到江西共青城为胡耀邦扫墓，并前往湖南浏阳瞻仰胡耀邦故居。回到北京后，他受邀参加纪念胡耀邦逝世20周年座谈会，并宣读了自己的牺牲:“大中华，朗朗干坤，幸尧邦，千古一人……”

近年来，孙宇星开始在清华写一些与井冈山有关的回忆，并加入了清华大学文化大革命的反思潮。

至于井冈山，他乐于在博客中分享自己“一人一车”走遍中国名山大川的“壮举”，却很少提及“北航红旗”的往事。